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在中华文明五千年中，他影响了两千五百年。他是联合国“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中唯一的中国人，他的文化影响还在延展衍生着。在他故去后，历代后人，今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色彩、途径纪念他，在圣坛上，他受到了每个朝代的各个阶层、以至不同信仰者的祭拜。

孔子出生在没落的贵族后裔家庭，三岁丧父，母亲含辛茹苦。将其培养成人，母子俩相依为命，尝尽了人间疾苦。孔子在困境中历练，十五岁立志求学，20岁便精通“六艺”，博学之名渐渐在各地传开。30岁便有了子路、颜回的父亲颜路、曾子的父亲曾点等第一批弟子。当时贵族才有接受教育的特权，普通人几乎不可能读书学习。逆境中长大的孔子觉得这样不公平，于是他创办私学，提出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学以致用、寓教于乐、教学相长等教育思想。这样的教育理念，古今中外仍无人超越。在他的门下，无论高低贵贱，不分地位尊卑，只要想读书，都可以争取到机会。

孔子一生致力于改变那个礼崩乐坏的社会形态，恢复周礼，却始终未能如愿。实施推行的机会也不多，直到他51岁的时候，才受到了鲁国的重用，从中都宰、司空，到大司寇，“行摄相事”（《史记.孔子世家》），相当于代理宰相，升迁的很快，但过程很短暂。孔子主政期间，以德感人，以礼教民，百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社会上都尊老爱幼；贩羊卖猪的商人不敢哄抬价钱；一些干非法勾当的人，都自动改过或离开鲁国；社会秩序稳定，鲁国面貌为之一新。

鲁国的日渐昌盛，毗邻的齐国深感不安，齐人便定下了计策，诱使鲁定公沉迷于美色之中，荒废了朝政，孔子也被冷落弃用。孔子心灰意冷，率领弟子离开了鲁国。55岁的他自此踏上了周游列国的漫漫征程。离开鲁国后，孔子先后去了卫、陈、宋、蔡、楚等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可惜的是，没有一个国君愿意能够采纳他的政治主张。在卫国，有人用谗言陷害他，他不得不离开卫国；在宋国，宋国的司马桓魋tuí嫉妒孔子，甚至想抓住孔子并杀了他，他又不得不离开宋国；在郑国，他和弟子走散了，站在城门外，满面风尘，像是个无家可归的人，这个时候，他已经60岁了。颠沛流离多年，他不是被拒绝，就是在被拒绝的路上，一次次满怀希望，又一次次满心失望。

当初离开鲁国的时候，哪里会想到，这天下那么大，竟然没有一个能容纳自己的地方。60岁的孔子，在经历了无数的风雨冰霜后，达到了“耳顺”的境界。他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一切不同的声音，坚定不移地走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后来楚昭王请孔子前往楚国，并许以七百里封地来重用他，结果陈蔡两国听到消息，派兵阻拦，把孔子团团困住，断粮七天，随行的弟子几乎饿死。在理性面前，有时候情绪更具有影响力，悲观不满正悄然在随行弟子的心中滋长蔓延，就连平日最忠心耿耿的子路，也对孔子的学说产生了动摇和怀疑。

孔子把弟子逐一叫到跟前，问了他们一个同样的问题，我们为何会落到这个地步，难道我的学说有问题吗？子路回答，可能是老师的仁德不够，别人才不信任我们；可能是老师的智慧不够，别人才不实践我们的理想。子贡回答，老师的学说太宏大，天下无一处能够容纳，老师您何不稍微降低一点要求呢。颜回回答，老师的学说确实宏大，现在天下没有国家能够容纳，但不被容纳又怕什么，正是不被容纳，才显出君子本色。如果老师的学说不正确，这是我们的耻辱；老师的学说正确而不被采用，这是当政者的耻辱。

孔子听后，感慨无限，最懂他的还要数颜回啊。想他一路走来，不断受到命运的打击，却从未改变自己的意志；不断遭受现实的挫折，却从未降低内心的标准。他受尽了冷眼、敷衍、拒绝和嘲笑，却从未对自己的理想有过动摇。他也向往“浴乎沂，风乎舞雩，泳而归”（《论语.先进》）那般闲云野鹤的生活，可他深知时代动荡，他不能做个闲人。为了恢复周礼，他只能义无反顾，继续砥砺前行。

公元前484年，在外漂泊14年、已经68岁的孔子终于回到鲁国，他被尊为“国老”。鲁哀公和正卿季康子虽然时常向他问政，但孔子所提的建议，他们一条也没有采纳。此时，孔子便将人生的苦难化作生命的沉淀，着手整理编定“六经”，寄寓自己的思想情感，《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孔子的私学在这个时候，也达到了极盛，弟子人数达到了三千人。而此时的孔子已经日渐衰老，走向了风烛残年。

但命运却并不肯放过他，继续一再地打击着他。在孔子回到鲁国的第二年，他唯一的儿子孔鲤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又过了一年，他最欣赏的弟子颜回也去世了。他连声哀呼“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老天啊，你这是要了我的命啊，你这是要了我的命啊。此后又过去两年，卫国发生内乱，子路深陷其中，他的冠缨被敌人砍断了，帽子掉到了地上。子路说，“君子死，而冠不免。”（《论语.宪问》）君子就算死了，帽子也要戴好。于是他放下宝剑去戴帽子，对方趁机刺死了他，砍成了肉酱。

孔子得知这个消息后便一病不起，子贡赶过来看望他，他一见子贡就连声悲叹，“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曳杖歌》）泰山快要崩塌了，梁木快要折断了，哲人的生命快要停息了。在无奈与悲叹中，于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孔子离世。他曾用38个字回顾自己的一生。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从年轻时对知识的渴望、对理想的追求，到中年时的坎坷仕途、周游列国的艰辛，再到暮年经历种种人生的变故，孔子把每一段经历，都化作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把每一个年龄阶段都过成了凄美的风景。

这便是一代圣哲孔子的一生。在他被后人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一生跌宕、一生颠沛、又一生顽强的老人。他有他的睿智、通透和达观，也有他的无奈、脆弱和悲情。孔子是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也是个受万世敬仰的伟大的人。他的伟大，在于他泛爱众生的博大情怀，在于他嫉恶如仇的凛然正气，在于他洞悉人性的深刻理想，在于他舍我其谁的无畏担当。

孔子在其一生中所展现出来的伟大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如同一座不朽的丰碑，激励着人们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和坚定的信念，不断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司马迁赞叹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史记.孔子世家》）后人感叹他，“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二

对孔子的祭祀，从官方到民间，绵延千年。孔子去世后，鲁哀公亲自主持祭奠：“旻mín天不吊，不慭yìn遗一老，俾bǐ屏bīng予一人以在位，茕茕qióng予在疚jiù！呜呼，哀哉，尼父！”（《左传.哀公十六年》）苍天不怜悯我啊，不肯留下这一位国老，让他捍卫我居于君位，使我孤零零地忧愁成病。呜呼哀哉！尼父，我失去了律己的榜样。表达了对孔子的深切哀悼和敬仰之情‌。并在第二年(公元前478年)，“庙创于鲁哀公十七年”（《阙里志》），将孔子的三间故居改建为庙，存放他生前所穿过的衣物、乘过的车、用过的琴、看过的书等遗物，这也是孔庙的开端。

孔子被安葬在孔林后，他的弟子在墓旁结庐而居，守丧三年。三年之后，弟子们挥泪告别夫子。子贡说，不，我还得再陪老师三年，于是在这里陪了他六年。除了家人和弟子，鲁国当地的官员和民众，也自发地前来祭祀孔子。儒生们也常聚在此地，讲习礼仪、行乡饮射礼。在人们心中，孔子始终没有离开人间，他就在人们身边。他在乱世中多了一份良知，在人云亦云里多了一份思考，在众人皆醉里多了一份清醒。他具有原创意义的学说，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指导着人们的行动，并在国家、民族和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从中可以找到问题产生的原因、解决问题的办法，让人们可诉求、可寄托、可追求。

在最初的时候，人们对孔子的祭祀，仅限于鲁地，影响并不广泛。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十一月，“高皇帝过鲁，以太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常先谒然后从政。”（《史记.孔子世家》）刘邦路过鲁地，以整猪、整牛、整羊最高规格的“太牢”之礼，祭祀孔子，首开帝王亲自祭孔之先河。并供奉孔子的牌位，封孔子九世孙孔腾为“奉祀君”。诸侯、卿相级别的官员到任时，通常也会先拜谒孔子庙或孔子墓，之后才正式履职。尽管这一行为还未制度化，但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

汉高祖以后，出于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需要，初期的几位皇帝信奉黄老之术，主张清静无为，休养生息，但儒学也以积极向上的治世态度不断发展着。到汉武帝的时候，先前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已基本解决，国力已得到很大恢复和提高。已经站稳脚跟的汉朝需要更加统一、更加强大的政权来推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于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举贤良对策》），将儒学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确立了儒学的主导地位。

自此以后，儒学成为孔庙汉碑里所说的“为汉制作”、“为汉定道”的国家大法。《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素来被誉为“孔庙三碑”,在汉代乃至中国碑刻历史上都有着重要价值。这三幢碑，不仅体现了我国早期文字的发展与演变，有着重要的书法价值，而且从碑文内容上看，更是儒学与汉代社会互动的体现。在汉代，孔子完成了由圣而神的转变，成为具有神话色彩的圣人。他的诞生以及容貌特征等，都被赋予了神话色彩，被推尊为能预知未来的神圣。

接着，汉明帝刘庄在永平二年（公元59年），下令“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后汉书.礼仪志上》），这就是朝廷和地方学校祭祀孔子的开始。永平八年（公元65年），他来到朝廷所办的学校，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他又来到曲阜，祭祀孔子及其重要弟子。

东汉光武帝刘秀路过曲阜阙里时，让大司空前去祭祀孔子；汉明帝则亲自到曲阜祭祀孔子，亲临讲堂，让皇太子讲经；其后的汉章帝、汉安帝也来到曲阜祭祀孔子及其弟子，此时儒家学说进一步得到朝廷的认可。汉章帝祭孔时，他问孔子的十九代孙孔僖，今日之会，是不是增添了你们宗族的荣耀？孔僖听后不卑不亢地回答，臣听说明主圣主都会尊师重道，陛下亲自来此，是崇礼先师，增辉圣德的事情。至于光荣，则非我等所敢承受。

以改革著称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为了促进民族融合，更是致力于推动祭孔的官方化和制度化。孝文帝太和元年（公元477年），下诏令各地郡县祭祀孔子，亲政后又“立孔子庙于京师”（《北史.本记》），甚至亲自去曲阜祭祀孔子。也有的史书上说他只是派了使者去祭祀，但推行尊孔崇儒，是他进行汉化改革的重要措施。

祭孔制度在唐代趋于定型。唐高宗李治、唐玄宗李隆基都曾去曲阜祭拜过孔子。孔庙祭祀的主要形式是释奠礼，唐玄宗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官方颁行了《大唐开元礼》，释奠礼正式列入其中，“凡祭祀之名有四：一曰祀天神，二曰祭地祇，三曰享人鬼，四曰释奠于先圣先师。”（《阙里文献考》）其后，后周太祖郭威在攻克兖州后，专门去曲阜祭奠。

北宋的宋真宗赵恒，在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封禅泰山后，到曲阜去祭祀孔子，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称颂他是“人伦之表”，儒学是“帝道之纲”。他组织编撰《十三经正义》,印刷发行后成为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学的法定教材。同时，他还赏赐给孔子的后人大量财物。南宋初年，孔子第48世嫡长孙、衍圣公孔端友，率28户100多人跟随宋高宗南渡，在衢州定居。120多年后，宋理宗下旨在衢州建孔氏家庙。孔氏家族大批南下后，以衢州为中心，广泛分布于江浙沪等地，对儒学在江南地区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朝的时候，官方逐渐推崇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同时将京师祭孔与亲自到曲阜祭孔结合起来，使祭孔礼仪制度进一步完备。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康熙在南巡回京途中，在曲阜停留，举行祭孔大典，行三跪九叩之礼；拜孔子墓时，行一跪三叩之礼。乾隆皇帝先后8次到曲阜祭孔，成为祭孔次数最多的皇帝。其中的三次是在南巡途中，其余均为专程前往，第六次临祭是因为平定了大、小金川，所以特地前去告捷，而最后一次去时，他已经80岁了。如此频繁地祭孔，乾隆自己说是对出于对孔子的敬仰，所以忍不住要去祭拜。另一方面，也是对祖辈父辈崇儒态度的继承。除了皇帝亲临，在国家有大典大庆时，登基改元时，军事上打了胜仗后等，朝廷都会派官员专门前去祭孔。

三

祭祀孔子，最需要讲究的就是一个“礼”字。有一次，颜回问老师，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颜回又问，具体做法有哪些呢？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颜回恍然大悟，说，我虽然迟钝，也要按照您说的去做。

中国古代的祭祀规格，“天子八佾yì，诸侯六，大夫四，士二。”（《左传》）对孔子的祭祀规格，也经历了一个由中祭到大祭的过程。

从南朝宋的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开始，祭孔规格是“以上公之礼，舞用六佾，设轩悬之乐，乐陈三面。”（《后汉书.礼仪志上》）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公元492年），祭祀用“轩悬三乐”、“六佾之舞”，并行“三献礼”。明宪宗朱见深以前，按诸侯的规格祭祀孔子。盛水果、干肉的器皿二十件，用六佾舞。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以后，祭祀的规格上升到大祀，但没有下发专门的诏书，上升到制度层面。到了清朝的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朝廷才下诏，明确祭祀的规格为大祀。在舞蹈上，用八佾舞，并且是皇帝要亲临现场。

除了每年的二月、八月第一个丁日（上丁），在孔庙举行祭祀大典外，孔子的诞辰日，也要举办隆重的祭祀活动。朝廷还给起了一个专门的名称“释奠礼”。“释”之意为陈设，“奠”之意为呈献。陈设的音乐、舞蹈，呈献的是酒菜果蔬等祭品。祭祀过程，分迎神、初献、亚献、终献、撤撰、送神六个环节。

迎神，就是请出至圣孔子及“四配”“十哲”的牌位。“四配”即复圣颜回、宗圣曾参、述圣孔伋、亚圣孟轲；“十哲”即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予、子贡；政事冉有、子路；文学子游、子夏。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担任主祭人，先是上香，行三拜九叩之礼，奏昭平之乐，回顾赞美孔子波澜壮阔的一生，吟唱孔子德侔móu天地、道贯古今的颂词：“大哉孔子，先觉先知，与天地参，万世之师，祥征麟绂fú，韵答金丝，日月既揭，乾坤清夷。”（《迎神》）在金声玉振、韶乐悠扬中，64人的八佾舞，带着明快的节奏，烘托了祭祀的氛围。

初献、亚献、终献环节，主要是向孔子敬献祭品，伴随着有节奏感的音乐，使现场的人沉浸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儒学的熏陶。撤撰，就是撤去祭品和乐器。最后一个环节送神，奏德平之乐：“凫fú泽峨峨，洙zhū泗洋洋，景行行止，流泽无疆。聿yù昭祀事，祀事孔明，化我蒸民，育我胶痒yǎng。”整个过程，高度评价孔子伟大的一生，歌颂了他博大精深的思想和对社会教化的作用。在表达对孔子敬仰之情的同时，也促进了儒学与政权更紧密的结合。宏大的场面，灵魂的撞击，至此，孔子也实现了名至实归。

祭祀时，除了相应的乐舞，祭祀用的祭品也越来越丰厚。在唐代，时任夔kuí州刺史的刘禹锡曾建议节俭祭祀，把省下来的钱划拨给学校，结果遭到人们的反对和嘲笑。明清两代，在祭祀上也是以丰盛为荣。1905年9月2日，清朝的光绪皇帝发布诏书，废止科举考试，再加上内忧外患，祭祀活动开始松懈下来。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举行春祀时，出席活动的官员已屈指可数，且漫不经心。1928年，农历二、八月的春秋祭祀被国民政府废止。1934年8月27日，孔子诞辰纪念日被定为“国定纪念日”，还规定了祭祀流程，唱“孔子纪念歌”，即《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孔子。1984年，山东省曲阜市以“孔子诞辰故里游”为名，开展民间纪念孔子活动；1989年，更名为“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同时把孔子诞辰的时间，调整为每年的9月28日。2004年，曲阜市政府开始公祭孔子，衢州也恢复了中断半个多世纪的祭孔大典。2006年，祭孔大典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年，山东省政府与教育部、文化部开始联合公祭孔子，祭祀集乐、歌、舞、礼为一体，时间从9月26日持续到10月10日。2024年，国家批准实行山东曲阜主会场、浙江衢州分会场共祭孔子，开启新的办节体制。此外，联动海内外60多家文庙和文化机构同步开展全球“云祭孔”，共同展示中华文化魅力。

孔子穿越历史，走到了今天。正如孔子跌宕起伏的人生一样，你祭与不祭，他就在那里，不来不去；你念与不念，他就在那里，不增不减。真正的孔子本身，具有贯通古今的力量。

四

孔子“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见利思义”的富民思想，“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的道德学说，成为中国人的精神符号。对孔子的敬仰和怀念，还有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就是孔庙。汉代，学校开始祭祀孔子，孔庙出现在曲阜之外其他地方。唐代，朝廷通令州县学校皆立孔庙。“得祀而遍天下者，唯社稷与孔子焉。”（韩愈《处州孔子庙碑》）宋代，孔庙与学校合而为一，取“斯文在兹”之意，孔庙又有了文庙之称。晚清时，全国的孔庙共有1740多座，遍布全国各地，并播及朝鲜、越南、日本等周边国家。其中曲阜孔庙的祭祀活动，规模最大、礼乐最隆，有“千年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素王”之称。

曲阜的孔庙，与北京的孔庙、南京的夫子庙、吉林的文庙，并称为中国的四大文庙。明代的士大夫程徐说：“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明史》卷一三九）是对孔子卓越成就和崇高品德的肯定与传承。在这里，人们可以感受到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和谐、包容与进取精神。孔庙不仅是祭祀孔子的地方，也是研习礼乐、传承经典、培养人才、教化天下的场所，成为中华民族神圣而崇高的文化殿堂，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重要象征，中国人民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

曲阜的孔庙，前后九进院落，庙内有殿堂、坛阁和门坊等460多间，已有近2500年的历史。占地面积达15万平方米，与北京的故宫、河北承德的避暑山庄，并称的三大古建筑群。庙内有一百多座建筑。前三进是引导性庭院，第四进以后，是祭祀活动的主要场所大成殿。大成殿是全庙最高的建筑，主殿高24.8米，在宋徽宗赵佶jí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被命名为“大成殿”。“大成殿”一词语出《孟子.万章下》：“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现存建筑，是清朝雍正年间重建的，是中国孔庙建造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座，与北京故宫的太和殿齐名。庙内除了参天古树，彰显着历史的悠久与厚重之外，还有1500余块碑刻，其中有50多块是皇帝送的‌，主要记录了皇帝对孔子的加封、祭祀和整修庙宇的情况。

在大大小小的珍贵碑刻之外，曲阜孔庙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十根浮雕盘龙的石柱。使用龙的装饰物，是天子的专利。皇帝来祭祀的时候，这十根龙柱就临时用黄布包起来。生前的孔子并不是王侯，去世后却被后皇帝追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等封号，庙内便允许雕刻龙柱，这也彰显了孔子家族的特殊地位。

北京孔庙，又称“先师庙”，始建于元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六月，建筑面积2.2万平方米，明成祖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重建。内建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等建筑，是元明清皇家祭祀孔子的场所。国子监和孔庙原本是两个地方，但按照庙学合一的原则，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子监作为古代最高学府，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孔庙作为儒家文化的象征，传承了孔子的思想和学说。这种“左庙右学”的布局，体现了中国古代教育的特点，彰显了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南京夫子庙，是南京的孔庙。东晋时，晋成帝司马衍咸康三年（公元337年）开始兴建，根据王导的提议，“治国以培育人材为重”，主要当作学校使用。北宋时，宋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在东晋学校的基础上，扩建而成了孔庙。意在继承和发扬儒家思想，对民众进行礼乐教化。南宋建炎年间，因连年打仗，孔庙被大火焚毁；宋高宗赵构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重建；元朝改为集庆路学；明初改为国子学，后改为应天府学；清初原府学改为上元、江宁两县的县学，清朝咸丰年间，再次毁于战火。清穆宗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重建；1937年日本侵华时，又遭焚毁。1984年以后，陆续修葺qì复建。庙内的大成殿正中悬挂的一幅中国最大的孔子画像，还摆放着仿制的编钟、磬等十五种古代祭孔乐器，并定期进行演奏，展现二千多年前的古乐风貌。

吉林文庙，始建于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其建筑仿皇宫之制，东西宽74米，南北长221米，有殿堂及周围的屋子64间，大成门、大成殿、崇圣殿三大主体建筑坐落在一条中轴线上，两侧辅助性建筑呈对称状排列，四周由3米高红墙环绕，正门前为长40米，高5米的照壁。吉林文庙在促进满汉文化融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孔庙已超越了孔氏家族的局限，成为中国官方及民间祭祀至圣先师的地方。对孔子的祭祀，是一次传承千年的文化追思。通过祭祀活动，人们缅怀先贤圣哲的功绩和品德，传承宝贵精神财富；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文化传承和家国情怀。这份充满诗意的情感，是独属中国人的浪漫。

对孔子的祭祀，是一座启示今人的智慧宝库。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不仅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符号，也是人类共同的宝贵文化遗产。儒家思想中蕴藏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包括自强不息、为政以德、天下为公等观念，在今天仍对我们认识世界、治国理政等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对孔子的祭祀，也是一根凝聚认同的文化纽带。儒家学说在后世发展出了程朱理学、王阳明心学等多个学派，这些思想主张虽不尽相同，但在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上却殊途同归。随着时间的流逝，沉淀成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一场祭典，不仅在解答人们从何处来的追问，也蕴含着往何处去的密码。当我们每个人唱起文明的弦歌时，我们的文化才能绵延不绝，我们的创造才能生生不息。

往事越千年，祭祀的仪式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不变的是孔庙，不变的是孔子，不变的是儒学对中华民族发挥的凝聚作用。“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论语.微子》）过往的事情已不可挽回，未来的事物一切还都来得及。在祭孔的阵阵礼乐声中，我们看到了华夏文脉的流淌，看到了文化自信的力量。祭孔之声不辍，而文明之声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