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还是不简单的，好好的彭泽县令不当，说辞职就辞职了。他的理想是回到乡下去种地。不论在什么社会，辞官去种地易，种地去当官难。当官，是多少人孜孜以求的。好不容易当了个官，却轻易地给辞掉了，是不是有点轻率了。

种地生活是艰辛的。我父母种了一辈子地，吃苦受累一辈子，那种艰辛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同时，我父母也是种地能手，从耕地、播种、田间管理、收割、打场、晾晒、储存等，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精通，并且还经常被评为大队的先进。没有吃苦精神和相应的技术，并不是什么人都能把地种好的。陶渊明事先对此可能考虑不周，只任着自己的性子来。你看看他种的豆子，都长成什么样了：“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其三》）在南山下种的豆子，杂草丛生而豆苗稀少。虽然每天早出晚归，付出了辛劳，但庄稼的收成并不好。

陶渊明的吃苦精神还是有的，但他拿笔杆子的手改为拿锄头，想必体力也是吃不消的。每月没有了五斗米的工资收入，生活很快也就陷入了困顿：“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归去来兮辞》）他喜欢喝酒，却没有钱去买了。但他在当地是有名气的人，还好，不时地有乡邻请他喝酒，每次他都是不醉不归。正如李白所言：“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客中行》）

既然选择了诗和远方，就要风雨兼程。陶渊明是懂得精神调节的人，他把种地升华成了一种浪漫的想象和追求精神自由的仪式。在下地干活的同时，他望天空中的飞鸟，观木欣欣向荣，听泉涓涓始流，感万物之得时，思吾生之行休。这种融入，让他领悟了“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的生命哲学。随遇而安，随缘任化，他的确把自己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一个人如果能忍受住孤独，那么寂寞也会成为一种美丽。辞官后，他的社交圈子也大为缩小，有时候也难免产生孤独的感觉。“贫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迹。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迹。”（《饮酒》十五）这种纯粹，彰显了他“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其一》）的本真，拒绝虚伪应酬，只求真情实感。

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也不要忘了自己肩负的责任。在古代，绝大多数的人在不得已退居田园、隐居泉林的时候，只是权宜之策。等待的是有朝一日，能够重返朝堂。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为国家社稷谋富强、为天下苍生谋幸福。而陶渊明好像没有这种想法。他关心的只是自己高兴不高兴、乐意不乐意。“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其五》）田园生活成了他超脱尘俗的净土。他读书自娱，欣然忘食，将生活点滴化为艺术，构建起了自足的精神王国。

有时候，有些事情也不能只图自己自在，而忽视了肩负的责任。陶渊明担任彭泽令，虽然只有80多天，但期间他精简政务、清正廉洁，体恤民情，展现了较好的行政能力。如果有机会重返官场，可将田园理想转化为治国方略，推动民生工程，实现“桃花源”式的社会理想。而不能因为不愿意接待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上司，就任性耍脾气，为了一方百姓的幸福，自己难道这点委屈都不愿意承受吗？

在职场上混，有时候是需要从大局考虑的。发挥自己的才华，也需要一个舞台。如果能能出仕为官，造福一方百姓，那该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理想。中国历史上，真正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应该将个人理想与时代需求结合起来，像范仲淹所说的那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如果能够出仕为官，陶渊明可以把自己的治理能力与人文关怀，应用于实际政务，以更主动的姿态参与政治改革，改善吏治腐败、推动社会公平，而非仅作隐士，退居田园，袖手旁观。

从大局考虑，我还是建议陶渊明去当官，别再这样躺平了。如果人人都学他这样，任由自己的性子来，那这个社会不乱套了？实际上，他这也给后世带了一个不好的头。如果追溯“躺平”的源头，我看应该是非他莫属了。所以，我建议他可以重返官场，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后，做到以诗为政，用文学情怀推动政务工作。

菊花虽好，终究要凋零；浊酒虽醇，终有喝完之时。如果出来做官，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的雅兴，也可以给官场带来一股清流，又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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