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10月、11月份是诺贝尔奖陆续揭晓颁奖季。不知从哪年开始，每到这个时段，国内舆论场就会掀起一段时间的议论争议潮，各种议论评论如潮水般依次涌来，好不热闹。

诺奖从1901年首次颁奖至今，先后有11位华人获奖。泱泱大国本土成长起来获奖的只有两人，分别是2012年文学奖的莫言和2015年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屠呦呦。因此有人连年在这个时候发出焦虑疑问：为什么我国本土成长起来的科学家人文学家获奖这么少？为什么诺奖离中国这么远？各种议评论由自媒体平台纷纷抛出，既彰显公众热情，也暴露出认知鸿沟。感性直率之人有批评指责诺奖的，有盲目自信的，也有自叹不如的；理性内敛之人则分析个中原因，有谈及历史积淀的，有涉及科研生态的，有分析国际环境的。多数人都要在教育模式上查原因找问题，比如中国教育只重视应试，兴趣培养不够，缺乏思维训练与个性化培养，品格塑造不被重视，等等，不少议评论语言尖刻辛辣，极尽批评、指责、攻击之能事，好像诺奖拿的少都是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问题。

事实果真如此吗？显然不是。把诺奖看成衡量教育成败的唯一尺子，尤其是衡量基础教育的即时尺子，是不公允的。国人出现的这种焦虑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其中许多指责和比较存在逻辑上的误区和历史视角的缺失。

一、全方位认知与评价诺奖

认知特别是评价诺奖是一个复杂但极具价值的议题。诺奖绝非一个简单的“好”或“不好”的标签，它是一面多棱镜，折射出科学、文化、政治与人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贡献与光环：无可争议的卓越象征

1.诺奖是科学的灯塔。诺奖，尤其是科学类奖项，是全球科学成就的最高荣誉。它表彰那些为人类知识边界做出根本性突破的贡献，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等。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科学家投身于最前沿的科学探索。

2.诺奖是人道的标杆。和平奖和文学奖关注人类的精神世界与社会福祉。将全球目光引向重要的和平进程、人权斗争和卓越的文学成就，如马丁·路德·金、特蕾莎修女和马尔克斯等，提升了公众对重大议题的认识。

3.诺奖是精英的认证。获得诺奖意味着青史留名，它为获奖者及其所在机构带来巨大的声望和资源，推动相关领域进一步的加速发展，提高了世界对科学创新和人类进步的尊重。

（二）阴影与争议：光环下的复杂现实

1.奖项的局限性与遗漏。如“三规则”的桎梏。组织者规定每个奖项最多只能由三人分享，这常常无法公平反映现代大规模、跨学科合作的科研现实，导致许多关键贡献者被忽视。

又如“时代的滞后”。诺奖倾向于奖励经过数十年时间检验的、确凿无误的成果。这虽然保证了奖项稳健，但也可能错过一些前沿、高风险但可能是颠覆性的新兴领域。

再如著名的“遗珠之憾”。历史上，一些伟大的科学家如霍金、门捷列夫等从未获奖；一些领域如生态学、航天工程等从未被覆盖；文学奖也忽略了托尔斯泰、卡夫卡等文豪。

2.评选主观性与偏见。如地域与性别偏见，获奖者绝大多数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且男性占绝对主导，这反映了历史上科研资源和话语权的不平等与偏见，也与评选机构的欧洲中心主义视角有关。

又如领域不平衡。科学奖更偏向于基础科学，而对直接改变人类生活的技术发明（如互联网、PCR技术等）关注不足。

再如政治因素的干扰，一些人文奖项尤其是和平奖，常因政治立场、国际关系等因素引发争议。

总之，诺奖是一个存在缺陷的、带有历史包袱的、但至今仍无可替代的全球性文化符号。我们不能因为它颁给了伟大的工作，就认为所有伟大的工作都必然要获奖；也不能因为某个领域无人获奖，就否定该领域的价值。诺奖是一面镜子，既映照出人类的智慧巅峰，也反射出我们的历史局限和现实困境。诺奖的争议恰恰揭示了全球知识生产与权力结构中的深层问题。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奖励了过去，更在于塑造了未来。它设定了卓越的标杆，激励着无数人不断追求创新与美好。

因此，我们对诺奖最理性的态度是：心怀敬仰，但不盲从；承认其权威，但保持批判性思考。在欣赏诺奖所表彰的辉煌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关注那些被其光环遮蔽的角落，从而更全面、更公正地理解人类文明的进步图景。

二、我国诺奖拿的少的因素分析

追问我国诺奖拿的少的原因，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备受关注的系统性问题。中国本土诺奖（特指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等自然科学奖）获得数量较少，是多种历史、文化、体制和社会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绝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某一个（如教育）方面。

（一）历史与科研的积累因素

这是最根本、也最容易被忽略的因素。

1.我国现代科学起步很晚。西方现代科学体系（基于实证、实验、数学建模）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之后，已有领先世界数百年的历史。而中国古代存在1300多年以文科（语言文字）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制，几乎没有科学知识的启蒙与传授，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系统引入现代科学，真正步入正轨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至今仅46年的时间。诺奖通常奖励的是二十年前甚至更早的基础科学发现。这意味着，我们现在看到的诺奖，反映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的科研水平，而那时中国的科研积淀、实力和投入的确非常薄弱。

中国的近代学校教育起步于光绪末年，新式学堂的课程设计中，才首次把算术放入学校基础课程中。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科研体系是在上世纪中叶以后（特别是1949年后、改革开放后）才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科研体系建立时间短，相比欧美存有明显“时间差”。

2.战乱与动荡的影响。近现代史从鸦片战争、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到建国后的多次政治运动（如“反右”“文革”），如此频繁的社会动荡导致科研环境长期不稳定，大量知识分子受到冲击，科研活动多次中断。

“文革”时期（1966-1976年）科学又遭毁灭性打击，高等教育和科研体系几乎瘫痪，许多优秀科学家被迫害或下放，科研传承出现严重断层。

3.“补课”与“追赶”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的46年间，中国科技发展的首要任务是“追赶”，将成熟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应用技术，以支撑经济和国防发展。这个过程肯定是必要的，但也导致了对需要长期投入且结果不确定的基础研究的相对忽视。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使得我国科研体系的建立比欧美国家晚了二百多年，这一明显的“时间差”应该是我国与西方国家科学研究与发现的距离。举一例子，我们都知道理科教科书上的定理、定律基本都是以外国人的名字来命名的，如阿基米德定律、牛顿第一定律、欧姆定律等，就是因为基础科学原理大多是外国人陆续研究发现的。

（二）教育与人才培养因素

教育是创新的源头，多年来的教育教学模式存在一些不利于原始创新的环节。

1.应试教育的惯性。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过于强调标准答案和考试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学生的好奇心、批判性思维和冒险精神。这可能影响未来科学家提出原创问题的能力，因为颠覆性的科学发现，恰恰需要挑战权威、不惧失败的品质。

2.创新思维培养不足。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往往侧重于知识传授，在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方面尚存不足。

3.顶尖人才培养缺少全球视野。很多诺奖得主都有在西方顶尖大学（如哈佛、剑桥、斯坦福等）接受教育或进行科研训练的经历。中国虽然拥有众多优秀学生，但在高端人才培养模式、科研训练方式上与国际顶尖水平仍有差距。

4.人才外流与回流问题。过去几十年，大量优秀学子赴海外深造，其中不少人留在国外从事科研并取得重大成就。虽然近年来回国人才逐年增多，但顶尖科学家群体仍需时间积累。

5.学科壁垒过于分明。现代科学的重大突破往往出现在交叉学科领域。而我国高校的专业设置相对僵化，跨学科交流与合作的机制不够畅通，限制了复合型创新人才的成长。

（三）科研体制与管理因素

科研体制是决定科研效率和方向的指挥棒。

1.急功近利的评价与管理体系。长期以来，科研人员的职称、待遇和项目申请与论文数量、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紧密绑定。这导致科研人员倾向于选择“短平快”、容易出成果的跟踪式研究，而非风险高、周期长、可能失败的原创性、颠覆性课题。

中国科研在过去较长时间内偏重于应用研究、技术追赶、工程实现，而对基础科学中的“无人区”探索相对较少，原创性基础研究不足。诺奖更青睐于基础性、原理性、颠覆性的科学发现，而非单纯的技术应用或工程成就。

诺奖表彰的往往是具有长远影响的基础性、原创性突破，这类研究通常周期长、风险高、不容易在短期内出“成果”，而在我国当前评价体系下较难获得支持与认可。有科研人员吐槽，不是不想做原创，而是“十年磨一剑”的勇气抵不过“三个月要成果”的现实。

目前不少高校新招的教师没有了编制，学术考核期只有三五年，在考察期内，如果没取得实质性学术成果，没有发表足够的论文，考核不达标，就有被解约辞退的可能。最近，浙江某高校一女博士副教授，因为没有通过学校考核，竟被转岗至保卫科当保安。这种“非升即走”、急功近利的科研环境、管理机制，毫无自由度可言，让人无法接受，谁能安心工作？谁还敢去闯“无人区”！

2.行政化与资源分配问题。科研资源的分配有时并非完全由学术共同体依据科学价值来决定，行政干预和“人情关系”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年轻科学家，尤其是没有头衔（如院士、长江学者等）的普通科研人员，难以获得稳定、充足的长期支持。

3.基础研究投入相对不足。诺奖主要来自基础科学领域的突破。虽然近年来中国在科研总投入上已居世界前列，但基础研究占研发总经费的比例长期偏低（约5%-6%），远低于发达国家15%-20%的标准。

4.跨学科与长期项目支持不足。许多诺奖成果来自交叉学科或长时间积累（如希格斯玻色子研究。物理学家彼得·希格斯在1964年提出了希格斯玻色子的存在，至今历经60年从未中断研究，揭示了科学探索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以及国际合作在现代物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而国内在长期稳定支持、跨学科协同方面仍存提升空间。

5.对失败的低容忍度。探索性的基础研究，失败是常态。但目前的科研管理和舆论环境对失败不够宽容，使得科学家不敢去尝试那些“异想天开”的高风险课题。

（四）文化与社会认知因素

文化基因深刻地影响着国人的行为方式。

1.“中庸”与“枪打出头鸟”的文化心理。传统文化中强调集体和谐，不鼓励个人过分突出，这可能无形中抑制了科学家提出标新立异、挑战主流理论的勇气。

2.对“实用主义”的过度推崇。社会整体氛围更看重能立即带来经济效益的“技术”，而非探索宇宙本质的“科学”。这种“重术轻学”的倾向，使得基础科学研究的社会认同感和对顶尖人才的吸引力相对不足。

3.学术批判精神的缺失。健康的科学进步依赖于激烈的学术辩论和批判。但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存在对“权威”的过度尊崇，缺乏真正尖锐、建设性的学术批评，可能抑制年轻学者的创新与探索精神。

一个国家要持续产出诺奖级科学家，不仅需要资金与设备，更需要一种鼓励好奇心、探索欲、批判性思维、长期坚守的科学文化土壤。这种文化需要长期积淀，科学精神需要长期培育，不可能一蹴而就。

4.科研传统的桎梏。有些中国科学家在本土做出了接近诺奖水平的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如成果发表在国际合作中、知识产权归属、国际学术认可度等）未能最终获奖。也有案例显示，某些本该冲击诺奖的成果因缺乏长期积累、国际合作或传播效应不足，而未被国际科学界充分认可。

世界处在科技决定社会及未来的时代，一个国家科技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经济、国防、社会的进步幅度。实事求是地看，改革开放46年来，我国的科技进步突飞猛进，由“追赶者”逐步变为“领跑者”，取得的科技成就数不胜数，有力促进了生产力与生产效率的提高，在科技强国的征途上高歌猛进。因此，我们要持一颗平常心看待诺奖，既要重视诺奖，又不要太看重诺奖，更不要过度纠缠诺奖，因为科学研究需要岁月的积累，不能急躁，要有足够的耐心，不能把科学研究与发现当成简单的竞技比赛。

杨振宁先生说过：我一生最大的贡献，是让中国人从心理上敢于同西方人一争短长。无数事实也证明，中国人的智商与聪明程度位居世界各民族前列，我们应该有信心去争取诺奖。获得诺奖，我们缺的是时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社会全面进步，仅用76年的时间即完成了工业化，相当于西方国家30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所以中国人不缺聪明才智，加上我们的制度优势，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竞争中，我们完全有理由有实力战而胜之，直至全面领先。

三、“钱学森之问”带给我们的思考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面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钱学森多次提出这样一个刻骨铭心的疑问。我们认为，钱老的疑问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教育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于国家创新体系和民族未来的根本性问题，需要我们反思并回答。

（一）“钱学森之问”背后的拷问

“钱学森之问”的实质是：为什么中国的教育体系难以持续、系统地培养出站在世界学术巅峰、具有开宗立派意义的顶尖人才？我们试着从以下几个层面来解析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1.教育理念：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

“成才”先于“成人”。我们的教育过于强调知识的灌输和技能的培养（工具理性），而忽视了人格的独立、思想的自由、审美的熏陶和批判精神的养成（价值理性）。教育的功能被异化为“找好工作”、“出人头地”，而非“探索真理”和“实现自我”。

缺乏对“无用之学”的尊重。我们的教育的确出现了异化现象，如：目标的异化（育人变成了育分），内容的异化（考什么就教什么）；方式的异化（只顾刷题）；评价的异化（唯分数）。而基础科学、哲学、艺术等短期内看不到经济效益的学科，在社会观念和资源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事实上真正的颠覆性创新，往往源于对“无用之学”的纯粹好奇。

2.教学模式：标准化扼杀了个性化

“流水线”式培养。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普遍采用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考试。这种模式效率高，便于管理，但却抹杀了学生的个性、兴趣和好奇心。天才和杰出人才往往是在某个特定领域有极致热情和独特思维的人，而标准化流程恰恰可能淘汰这种“异类”。

强调“接受”而非“质疑”。课堂以教师和课本为中心，学生习惯于接受标准答案，缺乏提出疑问、挑战权威的勇气和训练。批判性思维的缺失恰是创新最大的障碍。

3.评价体系：唯分数、唯论文

高考指挥棒效应。整个基础教育阶段被高考所绑架，一切教学围绕分数展开。学生的综合素养、实践能力、创新潜能在这种单一维度评价下无法体现，也无暇发展。

科研评价急功近利。在高等教育和科研领域，“发表SCI论文”成为衡量科研水平几乎唯一的标准。这导致科研人员追逐“短平快”的热点，倾向于做那些容易出成果的“增量式”研究，而不敢投身于风险高、周期长但可能产生颠覆性影响的“从0到1”的原始创新。

结合我国的文化与社会环境（如前述），可以看出，“钱学森之问”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问题，它是一个系统性问题，涉及教育、科技、文化、社会乃至管理体制。它指向了中国从“追赶型”现代化向“引领型”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核心瓶颈。我们能够培养出大量优秀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员，足以支撑国家的工业化和技术应用，但在开创新的科学范式、提出革命性理论方面，依然乏力。

（二）教育、科研方面应该做的调整

解决“钱学森之问”需要一场深刻而持久的系统性改革，而非零敲碎打式的修补。

1.教育层面：从“制器”回归“育人”

重塑教育目标。将教育的核心从“知识传授”转变为“激发潜能”和“培养完整的人”。高度重视通识教育、哲学思辨和艺术修养，为学生打下宽广而深厚的精神底子。

2.改革教学与评价方式：

基础教育。减少标准化考试的压力。增加启发式、探究式学习、项目式学习，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引导鼓励学生参与课堂讨论、辩论，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提问权，培养团队合作精神。运用信息技术（AI）提升教学效果，利用实验教学及课外兴趣小组活动训练学生的动手操作与实践能力，实现“做中学”，训练学生不怕失败的抗压心理。创造条件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培养自主探索兴趣。将批判性思维训练、社会责任感熏陶融入日常教学。提供个性化学习方案，注重特长学生、质优学生培养。

高等教育。推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适当增加选修课程，赋予学生更多的选课自由和研究自主权，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注重学科融合、渗透式学习。给学生创设实验、设计、比赛条件，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将课堂表现、项目实践、社会服务等纳入评价，破除“唯分数论”。

设立天才和偏才特殊通道。建立真正有效的资优教育体系，为那些在特定领域有非凡才华的学生提供弹性学制、个性化培养方案和导师制，允许他们“冒尖”。

3.科研层面：营造“十年磨一剑”的宽松环境

改革科研评价机制。首先应破除“五唯”，即“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唯帽子”的顽疾。

其次推行代表作制度，引导学者追求科研质量而非数量，评价一个学者，看其做出了哪些有影响力的、实实在在的贡献，而不是发表了多少篇论文。

还要引入“小同行”评议，让真正懂行的国际同行来评价学术工作的价值。

建立长期、稳定的支持机制。大幅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设立更多类似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长期、滚动支持项目。

对青年科学家给予“第一桶金”式的稳定支持，让他们在职业生涯早期能够心无旁骛地探索自己感兴趣的方向，而不是忙于“找饭吃”。

保障学术自由。明确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边界，确保学术委员会在学术事务中拥有决策权。

营造自由、平等、开放的学术辩论氛围，鼓励挑战学术权威和现有范式。

4.文化与社会层面：培育创新土壤

提升全社会的科学素养与人文精神。通过博物馆、科普活动、高层次媒体等，让尊重知识、崇尚理性、追求真理成为社会风尚。

宽容失败，鼓励冒险。媒体和社会舆论应更多地宣传探索过程本身的价值，而不仅仅是成功的荣耀。对于科研中的失败，应视为宝贵的经验并予以理解。

加强国际开放与交流。学生时期就要注意引领其国际交流与合作，注重科研训练。采取送出去、请进来等形式，以此培养学生的语言交流能力、全球视野、创新思维等，训练学生敢闯、会创意识。教育部等多部门发起组织的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就是一个不错的平台。

越是顶尖的人才，越需要在全球最前沿的学术环境中碰撞思想。应坚持和扩大科技领域的对外开放，鼓励中国学者深度参与全球合作，同时以更开放的态度吸引世界顶尖人才来华工作。

回答“钱学森之问”非一日之功，它要求我们要具备历史的耐心和改革的勇气，这不仅仅是要培养几个诺奖得主，而是要构建一个能够让各类人才，特别是顶尖天才自然涌现、健康成长并充分发挥才能的良性生态系统。

当我们的教育能够珍视每一个独特的灵魂，当我们的科研环境能够宽容每一次“光荣的失败”，当我们的社会能够为那些“不合时宜”的梦想喝彩时，“钱学森之问”才能找到它的时代答案。

四、结语与寄语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庞大且扎实的基础教育体系。中国学生在数学、阅读、科学等基础素养上屡屡名列世界各国前茅，证明了我国基础教育在传授系统知识、保证教育公平和奠定基本素养方面是卓有成效的。因诺奖拿的少而全盘否定中国基础教育是片面和急躁的。我们应该有“历史耐心”，同时也要有“系统思维”，认识到问题出在整个创新生态链的哪些环节，而不是让基础教育独自承担所有指责。

当然，承认我国基础教育在知识传授上的优势，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弊端。其最大的问题，确实在于标准化过度、个性化不足，压抑了学生的好奇心、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需要基础教育工作者继续变革与调整。当我们不再为了一两个奖项而焦虑，而是专注于为每一个孩子营造一片自由探索的土壤时，创新的种子自然会生根发芽，静待花开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