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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川:写作沸点不提升就会废掉
    • 作者:西川 更新时间:2010-07-11 08:37:42 来源:东方文学网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3082
    [导读] 面对创作与研究这对似乎水火不容的两个领域,西川可以完美地集于一身;他外语很棒,视野开阔,密切关注世界文化动向,吸收各民族文化营养为我所用。然而他的根又深深扎在民族文化深处,对古典文化著作不仅有独到的

    面对创作与研究这对似乎水火不容的两个领域,西川可以完美地集于一身;他外语很棒,视野开阔,密切关注世界文化动向,吸收各民族文化营养为我所用。然而他的根又深深扎在民族文化深处,对古典文化著作不仅有独到的见解,而且获得了测量想象力的妙法。
    我写诗比别人更沉重,因为我要创造一种写作方法。写诗不应太强调一种特殊经验,文学中更多的应是共同的经验。
    我从大学时开始写诗,早期的创造如《雨季》等,代表了早期的生命感觉,后来开始了长诗的创作,因为以前学来的方式已经不能表达我的看法和感受了。1990年左右的几年是我最艰难的时期,几乎停笔,因为已经不能写诗了,于是有了《致敬》。《鹰的话语》可能让读者很难接受,没有体验就真的没有经验,然而有控制性的诗歌形式已经无法表达自我了。我写诗比别人更沉重,因为我要创造一种写作方法。
    我认为当代还是有很多好诗的,特别是女诗人的诗歌更出色,如尹丽川等人,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年轻一代的创作,如《写给今夜写诗的人》、《杀狗记》等,都是很有特色的。最近几年的所谓“打工诗”也有优秀之作,如郑晓琼等人的诗作,然而我不喜欢“打工诗”这个命名,这对诗歌划分太细了,如果照此划分下去的必然有“北漂诗”、“白领诗”等的出现。这种命名是有问题的,太强调一种特殊的经验,我们知道文学应该更强调共同经验,如所谓“打工诗”,可以书写移民、劳动、剩余价值等这类普遍性的对象。
    诗人的写作沸点是需要不断升高的,否则就废掉了!现代社会让我们观看世界的方法改变了,速度不同,我们的审美方式与需要的形式也不一样了。
    我认为写作者都有个写作沸点,这个沸点需要不断提高,就像是水,山上水的沸点低,如果到平原水温不提高的话,水就不会冒泡,以至于沸腾起来。写作者的文化资源、思想,以及对历史的认识要不断积累提高,写作从单向度走向多向度,从写作对象的表层深入到底里,看到了问题的背面。我们写作范围总是离不开身边的人物和事件,不可能任意抛开这一切走向另一个世界,然而口吻却完全变了。沸点的提升关键是在于你是否能够停下来。
    小时候我们穿过生活的小镇,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以至于每个细小的事物我们都能够捕捉住,甚至路边野草中的一块砖头。今天不同了,我们开着车穿过一个超级大的城市也不再需要很久,速度加速了,然而细节却看不到了,每一栋楼、每个居室看起来都这么相似,你精心的布局可能只有你自己才会在意。现代社会让我们观看世界的方法改变了,速度不同,我们的审美方式与需要的形式也不一样了。
    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庆幸,因为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丰厚的资源,给我们测量了一个想象的高度。
    作家、诗人读书很杂,我最近一直在看中国的古书、经典的书,我认为即使作家的写作沸点很高,在面对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时,他仍然会被震住。我去加拿大读书时,随身带了《史记》和《离骚》。每天课程结束后,我就坐在海边背诵《离骚》,阅读《史记》,这样的日子、这样的感觉是难以重复和再现的。《史记》是历史著作,是历史记述,然而到了我这里就成了历史想象,她给我们测量了一个想象的高度。当然,有人说古书中的道德文章太多,我们是个道德大国,这些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们阅读古典著作不是为了从中吸收道德,而是想象力。
    想象力对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缺乏想象力即意味着创作才华的丧失,因而是个致命的打击。例如《续齐谐记》,一个四处旅行的男子可以从口中吐出妻子,妻子再从口中吐出一些家用物什,用餐过后物什重新被妻子吞进肚中,妻子再次回到丈夫的身体内;再如《庄子》中的“蜗角大战”,在小小的蜗牛角上竟然可以发生两国之间的战争,以致流血遍野,横尸百万。这些富有想象力的故事是我们宝贵的精神遗产,今天的文学创作已经丧失了这样想象的边界,这是可怕的。
    我不同意诗是属于青年人的说法,诗人一般都要经过一种创作上的干涩历程,正如叶芝所说,“枯萎而进入真理”,这样的诗可能更深刻。
    有人说诗是属于青年人的,人从青年迈入老年,创作上也会从“诗”(湿)写到“干”,我不同意这个观点。西方那些著名的诗人都是中年或老年以后才因为其诗作而成名的,如叶芝等人。叶芝就曾经说过,“枯萎而进入真理”,干涩是诗人一般都会出现的状况,然而这种诗作可能更深刻,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就比《荒原》要干涩得多,也因此更深刻,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其实这里存在一个误解,应该说新诗是属于青年人的。在现代文学史上,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郭沫若的《凤凰涅槃》等,把古老的中国通过书写幻化成了小孩子,这可能是诗前进的一大障碍。从此新诗满足于描写比较表层的感觉,充满故意而为的忧伤,这都是生命最浅薄的层次内容。如果跳出这类的“我手写我口”,诗可能就具有更多的形式,出现更多的优秀作品。
    语言对于诗歌来说是最重要的,我是与视觉艺术贴得最近的诗人。我们不仅要从其他艺术中借鉴,还要从外国吸收诗歌语言的养料。
    语言对于诗歌来说是最重要的,为了丰富自己的语言,作家要读很多书,读书同时也会丰富想象力。当然作家的读书要进得去还要出得来,我认为有两种方式对想象力和语言都很有帮助,一是读书,一是做梦。
    作家的词汇表很重要,列出一个作家或诗人的词汇表是很有意思的事情,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创作者,他们的词汇都是不同的。对词语本身发生浓厚的兴趣,拿诗的元素来书写,重视词语之间的勾连。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借鉴其他艺术,我认为自己是与视觉艺术贴得最近的诗人。
    从很早开始,我就与贾樟柯、孟京辉等人开始了合作。写作没有表演性,而一个剧组却可以多达几十人,一个人的声音立即变成了很多声音混杂的形式,于是变粗糙了。当郭文景认为把毛主席语录谱成曲子的人很了不起时,我意识到可以从这些我们通常认为非常粗糙的、甚至是乱七八糟的东西中找到音乐感、艺术性。当代艺术的装置、破坏性都给诗歌创作带来了影响,关键在于诗人从中发现并吸收了什么。
    我很关注世界文化动向,特别是诗坛风云流变,不仅国内的传统文化可以为诗歌提供丰富的营养,外国诗人同样可以提供给我们很多思路。庞德对中国文化的吸收,探索儒家思想与史诗的关系,孔子、史诗与历史书写三者之间的关系,都带给我们极大的启发,引发我们反思应该在什么位置上重新审视中国文化资源、如何有效利用这些宝贵资源,这些都对我们的文化创作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西川,当代著名诗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自80年代起即投身于全国性的青年诗歌运动,曾与友人创办民间诗歌刊物《倾向》。其创作和诗歌理念在当代中国诗歌界影响广泛,出版诗集有《虚构的家谱》、《大意如此》、《西川的诗》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记者 吴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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