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在“小小崔”的微信群里，看到“亲家”海平哥发来的视频--小孙子放学后，不是陪他去绿茵茵的体育场踢球，就是在科技馆长长的走廊上骑车，或是陪着两个小家伙提着购物筐，在超市里认真挑选自己喜欢的零食--我总会心头一暖。这些画面让我由衷地感到，如今的孩子真是生长在蜜罐里，快乐又自在。看着他们活泼的身影，我的思绪常常飘回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那段既艰苦又快乐的童年时光，想起我和发小张根柱一起上学、玩耍的点点滴滴。

认识张根柱，是在一九七〇年的秋天。那一年，父母终于结束了我野马般的生活--整天上蹿下跳、吃饭不着家，不是翻墙摘枣、在野地里打坷垃仗，就是爬树掏鸟窝、朝茅厕的马蜂窝扔石头。父亲硬硬地将我按在自行车横梁上，蹬车把我送到了嘉祥县万张乡周庄村的周庄小学。那时，我还不到七周岁。

学校在周庄村最西头，离我们家住的乡银行营业所有三里多地。它坐北朝南，门前是一条宽阔的碎石子路，路南有个又大又深的池塘。校舍是由一户大宅院改造成的，围着高高的砖墙，足有两层楼那么高，如今回想起来，那墙就像截下来的一段长城，威严得很。两扇宽大的木门平时总是关着，师生们都从旁边一扇小木门进出。我只见过一次大门敞开，是三个大人合力才推开的，门洞大得能赶进一辆马车。院子分前后两进，屋子的门窗都是雕花的，十分精致。我们一年级的教室在后院，一间宽敞明亮的屋子里，十多个孩子趴在土坯台子上听课。老师安排我坐在一个脸上有胎记的小女孩旁边。教语文的周老师个子不高，腿有点跛，她踮起脚在黑板上写字，教我们大声念：“毛主席万岁！”

我的小学一年级，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始的。因为家离得远，课间口渴时，张根柱总会拉着我跑着去他家厨房，从铁锅里舀一碗水喝。相处久了，我们便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根柱长得胖墩墩、黑黝黝的，常穿他娘手织的粗布衣裳，性格爽快，说话像蹦豆子。他在班里个头最高，总是用宽宽实实的身板挡在我前面，生怕我被村里其他男孩欺负。

课间休息，我们常溜到池塘边的杨树林，一起坐在被风刮倒的树干上玩翘翘板，直到上课的钟声“铛铛”响起，才在笑声与钟声的交响中飞奔回教室。有时候，我们会跑去他家院子里，他从咸菜缸里摸出两个咸鸡蛋，在石头上轻轻磕个口子，然后躺倒在成堆的玉米秸上，跷着脚，眯着眼，吸食着里面稠糊糊、香喷喷的蛋液。放学后，我们也爱蹲在池塘边捉小虾，装进玻璃瓶里，带回家养上几天。

最让我难忘的，是有一次他娘不在家，根柱搬来板凳放在锅台边，让我扶着，他爬上去从悬在房梁的馍筐里掏出一个地瓜面掺玉米面做的花卷馍，掰成两半，和我分着吃。因为这次偷馍，他被娘结结实实揍了一顿。

春节过后，父亲调任城关营业所主任。为了减轻母亲带我们姐弟四人的负担，他决定带我到嘉祥县城上学。我不想离开周庄小学，更舍不得发小张根柱，大哭了一场。可最终，还是依了父母的安排，去城关小学重读了一年级。十年后，我进入农行工作，曾趁去万张乡营业所出差的机会，骑着自行车到周庄村找过根柱。可村里早已改建，他家的老屋不见了。打听他的下落，乡亲们说，他早就去南方打工了。

“南下打工”，四个字，轻飘飘的，却像一块石头投入心湖，荡开一圈圈怅然的涟漪。我清晰地意识到，难以找到的，不只是一个童年的玩伴，更是一段完整的、有着温度和气味的时光。它被封存在那个特定的地理坐标里，随着坐标的消失，成了再也回不去的故国。

而张根柱，就是立在往昔岸边的一个鲜明的坐标。想起他，就想起了池塘边的杨树、玉米秸上的太阳、梁上悬挂的馍香，想起了那无所事事却又无比丰盈的每一个黄昏。

万张乡，这三个字，于我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名。它是一个开关，轻轻一触，便打开了通往一九七〇年秋天的那扇小木门。门里，永远有两个男孩，一个敦实，一个稚嫩，正手拉着手，跑向钟声敲响的方向，身影渐渐映在金黄色的夕照里，不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