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里的乡音

回溯往昔，我和姐姐随父母下放，后来还有妹妹、弟弟，最终在梅园村落地生根。为何是梅园村，而非山区或其他地方？这其中，父亲、爷爷奶奶与这片土地的渊源，便是答案的线索。

在《篾箩如车》中，我曾记录下这段家族往事。日军侵华，铁蹄迅速踏入安吉县，县城递铺惨遭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一时间，尸横遍野，鸡犬不宁。父亲和他的姐姐，跟着我的爷爷奶奶，从镇上逃到了这里。梅园村有个自然村叫木橡园，那里竹子漫山遍野，连绵的小竹林中，零星散布着比竹子还高的橡子树。在躲避战乱的日子里，只要听到飞机声，爷爷奶奶一家便立刻从屋内逃进竹林。日军飞机的目标是百姓房屋，躲在竹林里，便多了几分安全保障。

竹子，对于我们祖孙三代而言，早已融入血脉，成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北宋诗人苏轼在《于潜僧绿筠轩》中曾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竹子于我们，亦是这般意义非凡。

在乡下的日子里，我对竹子的感情日益深厚，甚至将竹子与溪水视作“姊妹”。印象渐深，感慨与赞美也油然而生：安吉的竹林浩瀚如海，被称为中国大竹海。生长在这里的竹子是幸福的，每一滴水，都可能孕育出一株竹；而每一株竹，又让水滴纯净万年。竹子的翠绿，化作会说话的山泉，山泉流淌之处，唤醒每一株竹。竹与泉，似父母，又如兄弟，有着青山的巍峨，亦有绿水的柔情，共同汇聚成这绿色的世界潮流。浙北最高峰龙王山是水的源头，沪上市民逆黄浦江溯源而上，问我安吉的竹子有多少株？我想，竹乡的母亲河西苕溪会给出答案，西苕溪两岸皆是竹，如繁星闪耀长空，又如巨幅宽银幕，每一株竹子都似在踏歌起舞。

小时候听父亲讲，在那段躲避战乱的时光里，他和爷爷奶奶与当地的乡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成了莫逆之交。正因如此，当父母下放选择此地时，受到了乡亲们热情的欢迎，大家亲亲热热，毫无隔阂。

父亲爱读书，在乡下备受尊重。那时，生产队的社员们文化娱乐活动匮乏。一些机灵的青年社员，知道父亲肚子里“有货”，和颜悦色，且口才极佳，便鼓动大家请父亲讲故事。社员们每日忙于劳作，无论风雨雷电、霜雪交加，都要奔赴田野，一年到头总有干不完的农活。讲故事只能安排在晚上。那时，我常常不知道父亲三更半夜才回家，每次他回来时我早已入睡，都是母亲第二天告诉我父亲“说大书”到半夜才归。这么晚回家，难免招来母亲的唠叨与责怪。

有一次我去生产队，亲耳听到社员们议论父亲：“老汪的‘大书’讲得真好，太精彩了。”后来，父亲心情好的时候，也会把在队里讲的故事内容说给我们听。我这才知道，父亲说的“大书”，素材都来自他珍藏的书籍。比如《西游记》里的西天取经，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以及各路妖怪，在他的讲述下，个个活灵活现，扣人心弦。尤其是对《聊斋志异》的演绎，那些妖魔鬼怪被他说得出神入化，阴森恐怖，让人感觉惊悚场景就在眼前，毛骨悚然。

父亲不仅“说大书”厉害，还擅长吹拉弹唱。他会拉二胡、京胡，吹口琴；会唱一些越剧、京剧唱段；楷书、行书写得漂亮，钢笔字也如同印刷体一般规整。生产大队成立“文宣队”后，父亲成了辅导老师。队员们常到家里来请教他那些时兴的“戏曲”唱段。父亲识谱，还会谱曲，经常旁若无人地在家里哼唱新创作的歌曲，也不顾是否会给邻居带来影响。有时，他还会让我跟着学唱，教我识简谱，讲解几分之几的调如何“起音”，怎样把握节拍和节奏，这些场景，如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二呀二郎山高呀高万丈，枯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冈。羊肠小道难行走，抗战交通被他挡哪个被他挡......”我记得，父亲几乎常常拉这首曲子，我也觉得格外动听。父亲边拉二胡，边哼唱着歌词。他告诉我，这首歌叫《歌唱二郎山》，从那以后，我便记住了。许多个夜晚，我都是听着父亲的二胡曲进入梦乡。

农村有着一种质朴而自然的美，这种美似乎掩盖了艰苦岁月的痕迹。父亲把繁重的体力劳动当作对自己的磨砺，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看淡一切。

母亲曾讲过，妹妹还小的时候，经常哭闹，声音尖利。父亲有时为了能尽情拉上一回二胡，兴致正浓时，会把妹妹坐的“竹坐车”放在大门外的田埂上。这种竹坐车，是用毛竹制作的，由当地竹匠专门上门打造。选用的毛竹粗细适中，每一根竹子从粗到细都能得到合理利用。竹子的弯节处，经刀具精心雕琢，“大竹筒”套着“小竹筒”，无需其他材料替代，全是清一色的竹子。就连对接的榫头部分，也是用长短不一的“竹针”，也就是“竹销”“竹榫”固定，严丝合缝。这种竹子制作的小坐具，轻盈灵巧，贴合人体构造；坐具表面保留着竹子的原始风貌，青翠与微黄相间，竹节的粗细、凹凸清晰可见，看着赏心悦目，摸起来清凉光滑。

眼前的稻禾随风摆动，如音乐的节奏般高低起伏。那时，麻雀也欢快地在其间来回跳跃，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妹妹坐在稻田里的竹坐车，宛如一道独特的原野风景。当然，父亲拉着二胡，眼睛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这眼前的美好画面。

如今，我从那个村子出来到县城工作，已有40多年。然而，我们一家人对那份乡愁和乡亲们的情谊，从未淡去。

父母在世时，我多次陪他们去看望老乡亲，他们大多与父母年龄相仿，见一次便少一次。

我和村里许多同龄人至今仍有往来。每次回乡下，遇到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他们都格外热情。只要在田间地头相遇，他们总会立刻挖些芋艿、番薯，顺手拔些萝卜和菜蔬，还不忘说这些吃着放心，补上一句：“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吃的！”看到他们的笑容，感受着这份朴素与真情，我的心里总是暖乎乎的。尽管我在城里的住处也有几十平方米的菜地，常年栽种时鲜蔬菜，但在乡亲们面前，总觉得他们的“地头货”才是最好的。

麦秸秆

进入霜降节气，大小麦的播种也就开始了。

从村庄的泥土里长出来的人，大约没有不对麦秸秆怀着一种亲切的。早些年的它，不单是造纸的原料，在它还站在广袤的、充满生机的田野上时，它首先是一株庄稼的脊梁，托举着一粒粒饱满的、圆润的麦子。那真是狂风也刮不倒、折不断的“粮汉子”。它们就那样密密地、无声地立在家乡的大田里，立在每户人家的柴门旁，也立在庄户人那被日头晒得黝黑、却亮着一星希望的心坎上。

麦秸秆的生长，是跟着节气的脚步走的。霜降过后，田地里的晚稻收割殆尽，队员便会扛着犁耙，把土地深耕细耙，整得平平整整，像一块摊开的素帛。接着将精选的麦种均匀地撒在土里，再覆上一层薄土。那细小的种子便在泥土的温床里安睡，不久，嫩芽便争先恐后   地钻出来，先是鹅黄，再是浅绿，最后铺成一片浓绿的绒毯，把田野裹得严严实实。

小时候，我与伙伴们最爱在麦田里奔跑。麦叶划过小腿，带着淡淡的青草香，痒痒的、凉凉的。春风吹过，麦田便起了绿浪，一波推着一波，涌向远方，连带着田埂上的蒲公英、车前草都跟着摇曳。麦秸秆在阳光雨露中拔节生长，起初是纤细的，带着几分柔弱，可过不了多久，便长得挺拔粗壮，节间分明，像一个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它们相互依偎，相互支撑，形成一片密不透风的屏障，挡住了风沙，也护住了地里的墒情。

我总记得那些年月，田是不肯让它闲着的，总要种上两茬、三茬。种春花作物的小麦、大麦，便如同伺候早稻、晚稻一般，是顶顶要紧的事。有了这成片的、金黄的麦田，碗里的饭食，心里的踏实，便都有了着落。对于这日日长在身边的麦秸秆，庄户人早已不是“初相识”，更不是“表象看”了。他们晓得，这看似枯索的秆儿，是能为人类奉献了果实之后，再将躯壳也交付出去的。

麦秸秆的一生，都在奉献。拔节期，它努力汲取阳光雨露，为麦穗的孕育积蓄力量；扬花期，它顶着细碎的白花，在风中传递花粉，孕育希望；灌浆期，它把根须扎得更深，把养分源源不断地输送给麦穗，让麦粒从干瘪变得饱满。老农侍弄麦田，也像伺候自己的孩子。天旱了，便挑着水桶去浇水，一勺一勺，浇得均匀；病虫害来了，便背着药箱去喷洒农药，一步一步，走得仔细。他们看着麦秸秆一天天粗壮，看着麦穗一天天饱满，脸上的笑容便一天天灿烂。

每年的芒种，是顶热闹的。昨儿个看着田里还是绿意里透着些微黄，仿佛只一夜的工夫，今天抬眼一望，已是浩浩荡荡的一片金灿灿了。老辈人说，“芒种”也叫“忙种”，人是忙着下种，那有“芒”的麦子，却也到了该收的时候。每一根细如针尖的麦芒，都像是指向人间的、欢乐的请柬；那沉甸甸的麦穗，谦卑地垂着头，却又仿佛喜滋滋地，迎向那闪着白光的镰刀。

收割麦子是老农一年中最忙碌也最喜悦的事。天刚蒙蒙亮，田埂上便响起了脚步声、镰刀碰撞声。大人们头戴草帽，腰系围裙，手握镰刀，弯着腰，一镰一镰地割着麦子。“唰唰唰”的声音此起彼伏，像一首欢快的田园交响曲。割下来的麦子被捆成一束束，码在地头上，像一个个金黄的稻草人。我那时年纪小，便会捡拾散落的麦穗。阳光毒辣，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泥土里，瞬间便没了踪影。可看着那些沉甸甸的麦穗，心里却甜滋滋的。

“春争日，夏争时。”这夏天的每一个时辰，都是金子铸成的，都与那沉甸甸的丰收连着筋、贴着肉。那时的我，也曾跟着大人们在田里劳作过，晓得这收获的艰辛与喜悦。队里的队长，总是扯着嗓子，在田埂上反复地叮嘱：“这麦秸秆，要趁着好天气，晒得干干的，一滴雨也淋不得！造纸厂等着要呢！”

收割后的麦秸秆，被摊在晒场上，接受阳光的暴晒。老农会时不时地翻动它们，让每一根秸秆都能晒得透彻。晒干后的麦秸秆，颜色变得洁白，质地也变得干燥坚硬。孩子们会趁着大人不注意，抽几根麦秸秆，编成小篮子、小蚂蚱，或是做成哨子，含在嘴里吹，发出“呜呜”的声响。

麦秸秆是造纸的好材料，队里将它一车车地送往造纸厂，既是任务，也是集体一项不小的进项。可在农家自己的日子里，它的用处，比起那柔韧的稻秸秆，却要逊色不少。稻秸可以喂牛，可以垫栏，慢慢地沤成上好的肥料。麦秸秆呢，性子太硬，不易腐烂，作肥料也差着一筹。除了偶尔拿来铺铺偏房的屋顶，防些风雨，大多时候，便显得有些无用了。

然而，在我的记忆里，麦秸秆却另有一种温润的光泽。那便是母亲手编的扇子。

母亲是能将那干燥、洁白的麦秸秆，变出法子来的。她先将它们放在淘米水里，静静地浸泡些时辰。那清水似的米汁，仿佛有一种魔力，泡过的麦秸秆，不仅愈发显得白净，还平添了几分韧劲儿。编扇子的时候，母亲的手指灵巧地穿梭着，那秆儿随着手指曲曲折折地扭出花样来。因了这韧劲儿，它便不易折断，编成的扇面，光洁而平整。母亲是不肯只编一把光板扇子的。她总要让它有些生气，有些看头。  

于是，便用些颜料，将部分麦秸染上青的、红的颜色，在扇面上细细地编出些兰草、荷花的样子来。那些图案虽不繁复，却栩栩如生，透着一股朴素的美感。扇柄呢，就用家乡山上新劈的毛竹，削得粗细均匀，再用砂纸磨得光光滑滑，握在手里，有一种清凉的、妥帖的感觉。一个夏天，母亲能编出许多把这样的扇子，自己家用不了，便一一分赠给左邻右舍。夏夜的庭院里，大人们摇着麦秸秆扇子，拉着家常，孩子们则在一旁追逐嬉戏。晚风混着麦秸淡淡的干香，和着蒲扇摇出的凉意，驱散了夏日的炎热，也抚平了一天的疲惫，便成了我童年最安恬的梦。

除了编扇子，麦秸秆在农家的生活里，还有许多细碎的用处。有的会用麦秸秆扎成扫帚，扫院子、扫灶台，虽然不如竹扫帚耐用，却也轻便灵巧。有的会用麦秸秆编成简易的篱笆，围在菜园子周围，防止鸡鸭进去糟蹋蔬菜。甚至在缺柴少薪的年月，麦秸秆也是上好的燃料。把它们扎成捆，塞进灶膛里，火苗“噼啪”作响，燃起熊熊的火焰，煮熟了饭菜，也温暖了整个屋子。那燃烧后的灰烬，还是很好的钾肥，撒在菜地里，蔬菜便长得格外茂盛。

不过，关于这送往造纸厂的麦秸秆，那些年我也耳闻过一些别样的事。说是有些外头来的人，上门收购了队里晒得顶好的干麦秸，运到厂子前，却趁着四下无人，将那冰冷的河水，大瓢大瓢地泼在打成捆的麦秸上。那干燥的秸秆，见了水，便如饥似渴地吞咽下去，分量顿时就重了。虽是烈日当头，表面一会儿就干了，可那水渍，却暗暗地、贪婪地藏在了捆子的深处。过磅的工人，大抵是看惯了这山也似的原料，只粗略一看，便放过去称重了。

我那时听了，心里总有些说不出的滞闷。在这朗朗的乾坤下，竟也有人为了几枚铜钱，行这般鬼祟的伎俩。转念一想，或许也怪不得他们。大约是那厂子“家大业大，财大气粗”，利润高了，便不在乎这些许的损耗，管理上也就松懈了，放任了。这经营上的漏洞，像一道暗处的伤口，恰恰便诱着那些贪便宜的心，往那钱眼里去钻了。更让我觉得可惜的是，那些本应化作洁白纸张的麦秸秆，被水浸泡后，质地变得脆弱，造出的纸也会大打折扣。这不仅是对麦秸秆的亵渎，也是对庄户人辛勤劳作的不尊重。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麦田也渐渐少了。一些土地被流转出去，种上了果树、苗木，或是建起了厂房。曾经一望无际的麦田，如今只剩下零星的几块，在岁月的长河中静静诉说着过往的辉煌。母亲也渐渐老了，眼睛花了，手指也不如从前灵活，再也编不出那样精致的麦秸秆扇子了。那些曾经陪伴我童年的麦秸秆制品，也渐渐被塑料、金属等现代材料所取代，淡出了人们的生活。

如今，许多年过去了。村庄、麦田、母亲编的扇子，都渐渐远了。只是偶尔在街上，看见那些雪白的、精致的纸页，我还会无端地想起那些金黄的、曾经挺拔在故乡土地上的麦秸秆来。它们的一生，从青青的田野，到沉实的麦穗，再到母亲手中生风的凉扇，最后，或许便化作了这一页无声的、承载着思想的纸。它仿佛是卑微的，却又是完整的。它来过这人间，便留下了它的痕迹。

近些年常回老家，我特意去了曾经的麦田。那里早已没有了金黄的麦浪，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散竹林。风吹过竹林，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极了当年麦浪翻滚的声音。我弯腰捡起一根散落的竹枝，忽然觉得，它和麦秸秆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它们都从泥土中生长，都有着挺拔的身姿，都在默默奉献着自己的一切。或许，这就是生命的轮回与延续吧。

麦秸秆，这株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庄稼脊梁，不仅承载着老农的希望与喜悦，也承载着我童年最温暖的记忆。它是那样平凡，却又那样伟大。它用自己短暂的一生，诠释了奉献的意义，也教会了我珍惜与感恩。每当想起麦秸秆，我的心中便会涌起一股暖流，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麦浪翻滚、扇香阵阵的童年，回到了那个简单而纯粹的乡村岁月。那些与麦秸秆相关的日子，如同一张张老照片，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温暖而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