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大寒时节里，我小心翼翼地折了一枝蜡梅，回到家选了一只清代洒绿釉瓷瓶，灌上清水，将梅枝插入瓶中。蜡梅的嫩黄与瓶身的翠绿交相辉映，令人心生欢喜。正待寻个妥帖处安放，忽听“啪”的一声轻响，瓶身竟与博古架上的老砚台轻轻相碰。这一碰，却教我蓦然想起那句：“古砚不容宿夜墨，清瓶任意插新花”，心中顿有所动。

砚为文房四宝之一，其源可溯至汉代，竹简墨书间的汉隶，便是它最早的见证。至明清为盛，端、歙、洮河、澄泥四大名砚尤为世重。然砚之于中国人，又岂止是研墨书写的文具？在多少家庭中，它被奉为传家之宝，承载着“耕读传家”的门风期许。恰如古联所云：“荆树有花兄弟乐，砚田无税子孙耕。”既勉励子孙以笔砚为田、勤学自立，亦寄托着家族和睦、诗书相继的深长情意。

友人叶剑鸿在金华捐建“砚德阁博物馆”，其前言写道：“砚田有德，笔耕无税；惟研作田，可以永年。”此话道破了砚在文化中的精神隐喻，文人以砚为田，如农人躬耕，于笔墨间耘心耘志，既为安身立命，更为修心养性，抵达那份超越尘俗的“永年”之境。如今，砚虽渐褪实用之色，却依然作为温润的文化载体，牵连着一脉脉家族的集体记忆。

我这方砚，正是祖父所传。虽非名品，却有天然火捺纹如霞光流转，蕉叶白似月华凝结。背面“五福堂”三字虽已磨得温润，家族绵延的祈愿仍清晰可触。祖父早年执教于苏州，1923年麦收时节返乡帮忙轧场时，不幸伤于马蹄之下，那时父亲方三岁。从此，这方砚只在年关写春联时才请出，用罢必以软布轻拭，恭敬收好。于我而言，它早已是“耕读传家”的具体凝结，每每凝视，仿佛三代人拂砚耕读的身影，皆在眼前。

再看瓶中蜡梅，清瓶新花，澹然相映。这随手而成的“案头清供”，暗合着中国人“以器载道”的生活美学。“清供”二字，从不是摆设的雅称而已，清者，澄怀观道；供者，虔心以奉。古人于案头供养时令花草、文房雅玩，既是对四时流转的敏觉，亦是对精神原乡的守候。那“任意”二字尤妙：清供之趣，正在一份敞亮的接纳，不择不拣，只问是否鲜活生动。正如这清代旧瓶，因一枝寒梅而恍若重生，器物与生命，便在供养与被供养之间，完成了一场无言的对话。

凝神于“古砚不容宿夜墨，清瓶任意插新花”这联句，仿佛看见先贤于灯下拂砚理枝的身影。细想来，这何尝只是在说器物？

古砚，恰如人心中那份对纯粹与本真的持守。宿墨滞留，隔夜干涸，既损砚润，亦浊笔意；它好似那些未及时拂去的旧日思绪、积存成见的惯性与怠惰。人心又何尝不如是？往日之烦忧、积习与成见，若不日日勤加拂拭，便如宿墨般淤积于心，遮蔽灵台的清明。唯有如晨起研墨一般，时时反观自省，涤去滞碍，方能保持心地的莹润，让生命之笔落纸澄明。

擦拭这一举动，因而超越了器物的养护，成为精神的修行。每一次拂去宿墨，皆如对内心的拂照，将昨日的负累放下，把蒙尘的初心擦亮。这既是对传统的敬重，亦是对自我生命的诚恳。

清瓶，则喻示着我们对待世界应有的襟怀。再古雅的器皿，若固守旧态、拒纳新枝，终究只是一件静物。唯有常怀迎迓之姿，容带露新花生发其间，古器方能焕发生气，满室清芬。瓶之“空”与“容”，恰是心灵当有的姿态，它不排斥岁月的积淀，却永远为新生之美预留位置。那插入的“新花”，便是崭新的思想、不期的缘分、时代的气息，是生命在与世界的对话中不断汲取的灵光。

传统不应成为困囿心灵的窠臼，而当是滋养新生的沃土，既能深植根本，亦能敞怀迎接新的感动、新的可能。

砚需常拭，方保发墨之利，这是对根源的守护；瓶需常插，始得生气流转，这是向未来的敞开。一守一放，一持一迎，其间蕴含着文化传承的微妙平衡。它告诉我们：对过往的珍重与对未来的开放，并非相悖，而是生命一体之两翼。我们当如惜砚般守护根本、勤拭心尘，亦当如爱瓶般常怀虚谷，永为新花留一席之地。

窗外寒气仍重，案头蜡梅暗香浮动。我轻拭砚台，如拂时光之尘；梅枝斜倚瓶中，静述生之欣然。在这“拂拭”与“插供”之间，旧日的精魂与今日的生机温柔相触。一方砚，一瓶花，日日的拂拭与不时的供养，映照的正是中国人安顿性灵的智慧：既能不忘来路，持守根本；亦能向新而生，拥抱春光。守其正，创其新，文化方能生生不息，心灵亦能常住温煦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