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映窗含素，雪檐枕冻河。

雪棠垂绛影，雪梅浮酡酡。

雪霁分茶赏，雪光入砚磨。

雪融如有诗，雪风递帘歌。

…………

清晨，当这首句句以“雪”为引的《湖畔云庐雪窗即目》搁笔时，微信群中正巧传来诗友一篇锋芒毕露的随感。其文直斥“拿格律说事的，全是庸才”，并高呼“格律是嫁衣，诗魂才是骨”。这声呐喊，宛如冰河乍裂，不仅击破了我晨间的静谧，更将我深埋心底数十载、关乎诗律的彷徨与叩问，重新推至眼前。

年少时，我亦曾将平仄对仗视作不可逾越的藩篱，那份对近体诗最初的热情，便在格律严谨的“不易学”前悄然冷却，一搁便是数十寒暑。直至退休闲居，因缘际会下，几位诗友的交流偶寄，又恰与那本1963年版《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的偶然重逢，才如一双温和的手，再次为我推开那扇闭锁已久的诗心之门。那薄薄一册，不仅是时代的剪影，更是一封来自岁月深处的邀约。

然而，真正令我思忖良久的，是隐于书页背后的思想公案。1957年，《诗刊》创刊，毛主席应主编臧克家之约，在寄稿信中明确写道：“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此言坦白而犀利，直指古典诗体的核心矛盾。我长久徘徊于这个论断之前，心生疑窦，若格律果真是思想的“束缚”，为何他本人的《沁园春·雪》《七律·长征》等鸿篇，偏能在这“束缚”中，激荡出“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雄浑意象与“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磅礴气概？

诗友基于创作激情的痛切批判，与毛主席立足文艺发展的理性论断，看似一感一智，实则如光影交织，共同照亮了诗歌创作中那个永恒的母题：形式（格律）与内容（性灵）的辩证关系。诗友所痛心的“死守平仄凑字句，丢了魂、没了气”，恰与主席所警惕的“束缚思想”形成跨时空的共振，其内核皆反对 “以形害意” ，拒绝让精美的形式牢笼囚禁鲜活的灵魂。

清人袁枚倡“性灵说”，其《随园诗话》有言：“诗如鼓琴，声声见心。” 强调诗之本在于抒写个人真情与灵趣。然而，性灵的抒发是否必然与格律扞格？毛主席的创作实践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既清醒认知旧形式的局限，又能以“六经注我”的气魄娴熟驾驭它，将时代风雷与家国情怀灌注于古典格律之中，实现了“旧形式”与“新精神”的完美化合。这印证了另一个观点：形式的定型并不意味着内容的僵化与个性的泯灭，卓越的诗人能从规范中创造自由。

这便引向了那个古老的智慧。《论语》有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移之于诗道，其理相通：“质”为诗魂、性灵与内容，“文”为格律、形式与声韵。徒有澎湃情感而未经形式锤炼，易流于粗粝直白，此即“质胜文”；仅有工整格律而缺乏真情灌注，则沦为空洞矫饰，此即“文胜质”。唯有“诗魂”为骨，“声律”为衣，骨立而衣彰，文质相扶，方能成就文质彬彬、感人至深的君子之诗。诗友所言“格律是标不是笼，问鼎何需步步同”，我深以为然。格律当为“标尺”，用以衡量与提升语言的音乐性与建筑美，而非禁锢想象与情感的“囚笼”。它应是诗人攀登诗意高峰的阶梯，而非绑缚其手脚的锁链；应是托举情思翱翔的双翼，而非折翼的牢狱。

由此观之，“雪窗”之景便超越了单纯的物理空间，成为一个深邃的隐喻。窗，是界限，亦是通道。窗外的“冻河”“雪棠”“雪梅”，是未经剪裁的自然性灵与物象；窗内的“分茶赏”“入砚磨”，则是人以文化形式（诗律、书艺、茶道）对性灵进行的观照、沉淀与升华。“雪光入砚磨”一句尤妙，那清冷的雪光，在砚台中与墨相融，经历一番“研磨”，终将化为纸上的淋漓笔墨。这何尝不是性灵经历格律锤炼，最终结晶为诗的过程？雪，既象征诗律的纯净与规范，亦暗喻其可能带来的寒冷与板滞；而“雪融”与“雪风递歌”，则暗示了规范之中蕴藏的流动性、生命力以及向自由过渡的无限可能。

在诗歌的漫漫长路上，我们需要持有双重的敬畏。一是对千年传承的诗律法度心怀敬畏，懂得站在巨人的肩上方能望得更远；二是对自身独一无二的性灵体验保持虔诚，敢于以真声直面生命与世界。规矩与性灵，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对抗，而是相辅相成的共生与共舞。真正的诗人，是既心怀法度、又能魂驰万象的“骑手”，在形式的疆域内，策动性灵的骏马，奔向意境的辽阔原野。

窗外，积雪渐次消融，潺潺之意暗生；窗内，砚中墨迹未干，诗心澄明苏醒。那个昔日曾在格律门前畏葸不前的青年，终于在时光的沉淀与思想的交锋后彻悟。诗，既在严谨的格律之中，更在飞扬的性灵之外。它永恒地栖居于规矩与性灵之间那片充满张力、无限丰饶的创造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