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和洽是个褒义词，它的意思是和睦融洽。早在《汉书·董仲舒传》中就有“教化大行，天下和洽”的句子。

可能有人不知道，和洽还是个人名，他是三国时期曹魏大臣。

《资治通鉴》记载了他与曹操的一则故事，现在读起来依然是颇有感触。

原文是这样的：

丞相掾和洽言于曹操曰：“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一节取也。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议，吏有着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涂，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操善之。

十五年春，下令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这段故事的意思是：丞相掾（古官名）和洽对曹操说：天下之人，才德都不一样，不能以一个标准去衡量。过分俭朴，用来要求自己则可，但如果用来作为判断人才的标准，那错失的就多了。如今按朝廷的评议，官吏有穿好衣服、坐新车的，就说人家不清廉。而那些蓬头垢面、破衣烂衫的，就说他廉洁。以至于士大夫们都故意把衣服搞得脏兮兮的，把好车、好衣服都藏起来。朝廷大臣，还自己携带饭食到官府办公。我们要建立教化，影响风俗，贵在处之以中庸之道，才可持续。如果像今天这样，推行一种难以忍受的苛薄行为，勉强大家去做，必然会疲惫不堪。古人的教化，只是务求通达人情而已，不近人情的偏激怪异行为，也不过是逼着大家去假装罢了。曹操同意他的看法。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曹操下令说：“从前，孟公绰做为赵、魏两家的家臣首领是能力有余的，但不能胜任滕、薛小国的大夫。如果一定是要清廉之士才能任用，那齐桓公怎么能够称霸于世呢？请各位佐助我，在穷乡僻壤，也要发掘人才，唯才是举，我一定任用！”

这段发生在一千八百多年前的故事，放在今天仍不过时，还有着醍醐灌顶的启迪。和洽的观点正如他的名字，社会管理中要通人性，顺应人心，杜绝极端，避免逆反，中庸之道是非常有道理的。

和洽，在我国历史上算不上名人，甚至在三国时期知名度也不算太高。但他的见解却超乎常人，曹操作为大政治家成就彪炳史册的不世之功不是偶然的，他通达人情，洞悉人性，从谏如流，万难不屈。

二

事实上，通达人情方为长久之道，违背人性的事情是不可能持续的。历史上，许多贻笑大方的奇葩事都是由于有违人性造成的。

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就演绎过这样的一个情节。剧中有一位叫孙有道的浙江巡抚，因为穿了一件旧官服被乾隆皇帝表扬，赞赏其节俭。于是乎，这位巡抚大人回到浙江后便下令全省各级官员必须发扬“节俭”作风，首先从穿破旧官服开始。浙江全省各级官员全部开始穿着破旧官服拜见巡抚，谁穿的越破烂被提拔重用的就越快，安排的职位与官服的破烂程度挂钩。这股穿破烂官服之风迅速在浙江大地上蔓延，官员在一起公务如同叫花子聚会。本来的层层传导清廉节俭作风演变为层层加码展示外表破烂形象的恶作剧。时间不长，在浙江出现了一个令人咂舌的怪现象：破烂官服价钱一路飙升，竟比新官服还贵很多。接下来的剧中桥段更是让观众意想不到，这位孙有道大人早就安排其家人到外省购买了大量旧官服，倒卖给浙江官员，出其不意的大捞了一笔横财。这个道貌岸然的孙有道，头顶着“节俭”的光环，却干着趁火打劫的勾当，把两面三刀的套路演绎的炉火纯青。有道活脱脱就成了“无道”。

节俭本来无可厚非，但以官服的破烂程度作为衡量官员清廉与否的标准，这就未免太牵强了。正常情况下，不论什么时代，作为中高级官员，其收入水平、生活条件都处在社会的中上阶层。如果他们穿的衣服连叫花子都不如，这种诡异的反常现象有谁会相信。事出反常必有妖，这里面一定是出现了像和洽所说的“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情况。任何不近人情、违背常理的激诡行为，也不过是逼着大家装傻充楞罢了。当然，心知肚明的人们也只会假模假式地彼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些不咸不淡、言不由衷的虚话，像演双簧一样，哈哈一笑而已。

三

英雄迟暮是一种感慨，也是一种悲怆。曹操提到的那位齐桓公，可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是春秋五霸的第一位霸主，孔子曾称赞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可再大的英雄也有迟暮的时候，曾经风光无两的齐桓公到了晚年，竟然也昏聩无比。

晚年的齐桓公身边有易牙、竖刁、卫开方三位宠臣。齐桓公认为这三个人都是无限忠诚于他的。

易牙，是一个擅长烹饪的厨子，厨艺精湛。一日，桓公说，还没尝过人肉的味道，易牙便把自己4岁的儿子杀了，做成佳肴给桓公吃，桓公居然深为感动。

竖刁，为了表达对桓公的忠诚，挥刀自宫，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阉割的宦官。

卫开方，本是齐国的贵族，为表忠心，十五年没有回过家，父母亲去世也没有回家奔丧。

管仲曾劝谏齐桓公，认为这三个人都是小人，做人缺乏底线原则，大奸似忠，深藏巧诈，不能留在桓公身边。管仲说，人情莫爱于子，易牙连自己的儿子都能杀掉做成美味，怎么可能爱君？人情莫重于身，竖刁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惜，岂能爱君？人情莫亲于父母，卫开方这个人不孝敬父母，怎么可能会真心忠君？这种有悖人伦的卑鄙小人口蜜腹剑，笑里藏刀，双面人格，一旦粘上，必将翻脸无情，忘恩负义。

失败是失误的叠加。果不其然，齐桓公没有听从管仲的建议，最终国家混乱，强大的齐国从此一蹶不振，桓公本人也在生命垂危之际病卧床榻，在饥饿中凄惨死去，尸体腐烂无人收殓，这三位所谓的“忠臣”早已无影无踪。一代霸主齐桓公，被他们三人奉为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终成了一坨蛆虫满身、臭不可闻的烂肉。这三位宠臣其实就是演员，天生的戏精，时时处处都是在逗主人开心，只有齐桓公是认真的，入戏太深，终成血泪悲歌。

管仲对于人性的认识是深刻的。人是群居动物，也是社会性动物，是有私心的，也是有亲情的。凡事皆有度，当一个人离奇到无视基本人性，连自己都不爱，连自己的父母、孩子都不爱，这种有违伦常的人就不能称其为人，如果说爱别人那也一定是假的，是伪装的，最终会原形毕露的。

四

读史明智，知古鉴今。从古到今，社会治理都是个老大难问题。社会的核心是人，人又是形形色色的。社会治理所面对的是纷繁复杂的问题和矛盾，所应对的是无处不在的风险与挑战。

《老子》有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所说的这些都是为了达到平衡。社会是个系统，系统的最高境界是平衡。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必定是平衡的，是安定有序、公平正义而又充满活力、可持续的、和谐健康的有机系统。

实现理想社会的关键在人。选择人是最难的。选择那些有情怀、有担当、有本事的好人居庙堂之上，才是关键之中的关键。

如何实现？和洽已经告诉我们：通人情而已。

人心即政治。没有人性的政治是短命的。施政者最大任务就是决策与实施。其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是围绕人，围绕所服务的人。一旦遇到矛盾和问题，切不可不问青红皂白便咬牙切齿，雷霆万钧，极限施压，过度执行。凡事一刀切，极端决绝，冷酷苛刻，极易物极必反，造成公众心理叛逆，把本来的小问题酿成了大矛盾。这种人看起来是极端认真负责，一切从严从重对待，无限度拔高工作标准，一味提升任务目标要求，实则是不计成本，不顾现实状况，小题大做，无题硬做。处事不留余地，不注意把握节奏与尺度，一竿子打翻满船人，小口子撕成大窟窿。使得本来能够化解的矛盾和问题变得更复杂、更无解，甚至成为惊天逆转的祸端。本意的善政、德政、仁政竟演变成了苛政、暴政、恶政。如前些年有的地方，一强调生态建设就退耕还林，一强调耕地保护就退林还耕，政出多门，朝令夕改，栽树与砍树轮番交替上演，翻脸比翻书都快，让人目不暇接，也目瞪口呆。

宽则得众，容则事通。

故此，通达人情，洞悉人性是施政的前提和基础。

当前，看看和洽，学学和洽，还是很有必要的。

如此，方能政通人和，天下和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