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两本书，一本是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另一本是徐小棣的《颠倒岁月》。

这是两本很不同的书，但两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从不同的视角关注着一百五十年来中国和中国人的文明嬗变，关注着中国从近代到现代的文明重构过程。

如果以真善美为标尺，以富强为砝码，衡量一个国家与民族的文明程度，标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幸福指数，从十九世纪的刘锡鸿和二十一世纪徐小棣的视角，再对照西方发达国家与俄罗斯的文明演化过程，或许可以瞻望中国未来的文明演进方向。

刘锡鸿，原名锡仁，字云生，广东省番禺县人。光绪二年（1876）十二月，作为驻英国副使随同首届驻英大使郭嵩焘赴伦敦就任，翌年三月，调任驻德国大使，于光绪四年回国。

刘锡鸿驻英国期间写下《英轺日记》（收录于《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和《英轺私记》（收录于《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六缉）以及驻德国时写下的《刘锡鸿任内卷略》（收录于中国史地丛书《驻德使馆档案钞》）。

沟口雄三从以上刘锡鸿所记的史料中指出，刘锡鸿站在维护大清朝统治的立场上，从“重本（农）轻末（商），贵义贱利，黜奢崇俭”的儒家农本观念出发，以清朝当时的实际情况为根据，形成了与马建忠、郭嵩焘等人通过考察欧洲自然而然推动修铁路、造军舰、开矿山的洋务先锋派截然不同的世界观，成为名噪一时的“顽固保守势力”之一。

刘锡鸿的比起船坚炮利的“保守”，在于他更重视内政，在于他对大清国官、民现状的极度悲观。刘锡鸿一开始就认为西洋的富强在于其“政治之根柢”。他的视线从一开始就把焦点对准了“道”而不是“器”上。

据说他平时使用刻有“儒侠”二字的印章，这种以道为本，以器为末，或者以政教、民生为士大夫首要职责的想法，毫无疑问是儒家的正道。在他看来，世界文明不论东方西方，以道为本、以器为末是理所当然的本质属性。

光绪三年（1877）二月二十七日，郭嵩焘和刘锡鸿在伦敦接受了日本明治时期外务大臣井上馨的来访。当井上问：“中国（矿产）宝藏实多，何为货弃诸地，胡不效西法改弦更张之？”郭嵩焘默然不答。

在和井上谈到非生活必需品课税问题时，刘说：“此法诚善。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郭认为“此论至允”。

在谈到日本的明治维新时，刘锡鸿说到：“日本国政令改用西法，并仿其衣冠礼俗，西人皆鄙之，谓摹仿求合，太自失其本来也。”刘锡鸿的意思是：民族的固有文化和道德应得到保护，其中一个是礼乐制度，另一个就是不贪图利益，在这一点上中国应该以日本过渡模仿西方为诫。

对于第二点，刘锡鸿在会见波斯藩王时曾有这样一段对话：王：“中国孔圣之教，禁人言利，戒人尚力，知敛退而不知奋进，故易弱其国也。”刘：“是更不然。孔圣之戒言利，为敛财害民者耳。其禁尚力，亦为侍强肆恶者耳。足食，足兵，治国何尝不务富强？但所以致富强者，准绳乎仁义之中，故其教为万古所不能易。”他的反对开矿等洋务举措是担忧官员、胥吏、大绅往往以此为敛财手段，结果反而害民。

刘锡鸿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一个民族表现在礼乐制度上的固有传统文化包括祭祀、民俗、习惯等必须得到保存，在引进西洋器物时要根据国家的的历史和社会现状，有所不为，如果有害于道，有害于人，则不应该舍本求末。

根据洋务运动、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一百多年的实践和我们当下对于文化强国人民幸福的渴望，刘锡鸿们当时的担心今天看实在是有道理的。

刘锡鸿对于英国政治考察的重点不在于是君主专制还是立宪制，而在于这种体制会给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即“民乐”带来的影响。他在《英轺私记》中说：到伦敦两月，细察其政俗，惟父子之亲，男女之别全未之讲，自贵至贱皆然。此外则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此制（英国地方官之制）与汉之三老，明之里老略同。

在这里，他把英国的地方官制度比拟为中国古代的三老、里老即乡绅阶层主导的自治制度。他认为只有采取这样的制度才是从根本上一扫中国官僚制度压抑与腐败的最基本途径，是通向民乐即仁政即地方自治康庄大道的根柢。

英国的民主制度在刘锡鸿这里与中国的儒家治国理想实现了完美的对接。但这一对接过程确是异乎寻常的艰辛曲折。民国时期以梁漱溟为代表的全国范围的乡村建设运动，就是对这一理想的落地发扬。

但经过五四运动以来的三十年的社会剧烈震荡和多次文化领域的洗礼，新中国在一片废墟之上脱胎换骨、勃然兴起。

“我们不仅要善于推翻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成为一代共和国开创者心中的共同理想。从此，以苏联为榜样的社会主义模式成为建国主导路径。但随着斯大林的去世，赫鲁晓夫的登台，社会主义的航船出现了巨大摇摆。

以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标志，中国开始了一场以意识形态为标准，以最高领袖意志为转移，影响深远亘古未见的刀刃向内的文化清洗和国家性的社会实验。

徐小棣的《颠倒岁月》就如实呈现了那个时代的朝气勃勃、年少无知和荒诞颠倒之后的幻灭。

徐小棣，1953年生。1969年上山下乡，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做农业工人、基建工人、小学教师。1977年回到北京。先后在北京龙源里二中和二龙路中学任英语老师。2008年退休。

在《练笔》一文中，徐小棣有一个令人过目不忘的细节描写：1966年6月7日，小学生们受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的影响，开始在校园造反，围住殴打昔日慈爱的关老师-今日的“军统特务”。

“我从后边挤过去，发狠掐了他后背一把。大概掐的太重了，一动不动忍受着撕打的老师突然回过头，寻找掐他的人。他充血的眼睛一下子看见了往回缩的我，默默注视了片刻。那种目光我终生难忘！说不清那是问询，是责备，还是哀求。一和那目光相遇，我的腿就软了，汗也下来了。”“我失魂落魄地坐着，恶心、晕眩、想哭，一直坐到晚霞褪尽，无边的黑暗压下来。”

从1966年6月7日校园造反到给关老师道歉，我写的东西是大字报、小字报、批判稿、讲用稿、揭发材料、检讨书、决心书、挑战书、请战书、学习毛著心得体会、向组织交心的思想汇报，间或有过一些《雷锋日记》风格的“日记”-我受的正规教育就在我揭竿而起的那一天终止了。

在《拾来的纸片》一文中，作者通过同学大高拾来的《北京小学教职员工情况（1963年12月）》分析：1、总数104人，其中党员19人，团员32人，群众54人。2、存在的问题：1）、党团内家庭有问题的4人，社会关系有问题的1人，有海外关系的2人，思想意识不健康的2人。2）、群众中个人政治历史问题8人，反坏基础4人，海外关系5人，有修正主义思想1人，五反嫌疑9人，侮辱女学生嫌疑7人。

作者叹息到：原来四十四年前，每个人就是这样要被支部会议逐一仔细分析啊！总共五十四个群众，三十一个都有“问题”。1963年的五个支委，没有一个逃过1966年坐“喷气式”被斗争，斗他们的大多不是他们认真分析过认为有各类嫌疑的人，而是从这个“黑名单”上漏网的其他党团员和群众。

在《我拔钉子的革命史》一文中，作者引用德国神学家朋霍费尔《狱中书简》里的一段话：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愚蠢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这样一些环境中养成的，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把自己弄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

作者感叹：缺乏高尚情操的社会必然导致人性的堕落，在我跟人一同拔“钉子”时，这种堕落就早已开始了。

这就那个特殊年代生存的代价。

在《说大话的故事》一文中，作者说：我求知欲最旺盛时，社会生活的语汇中大话套话空话满天飞，刚具备小学文字水平的我就糊里糊涂学说这种语言，等明白过来要正常使用语言准确表达时，人竟然是一大把年纪了。

说谎症、大话癖严重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

社会生病了，多数人都言不由衷，心照不宣地说不正常的话，在公开场合必须说假话，台上说的与台下说的、当面说的与背后说的完全不同，人们也都病了。直到现在，还是常常听到大话空话套话，连语音语调都训练有素--在最基层的会议上，甚至在国家的电视台里。

正如林达先生在序言里所说：徐小棣的文字风格朴实无华，云淡风轻，一点虚的没有。“文革”骤起，家庭变故和社会倒置几乎接连发生。小棣每分钟都生活在荒诞版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

小棣让我们看到“假、大、空”的语言框架侵入每一片田野，每一个个人。难怪直至今日，几十年后的公众语言风格，仍然难以彻底摆脱“文革”语言的长久腌制。

她以独特的角度让人们理解到，那个时代的学校教育和社会环境，对人的性情、心理做了怎样的内在修改和扭曲。她随着自己的成长，记录了从儿童到青年，整整一代人被塑造的细致过程。他们对今天的中国仍然具有一定的塑造力。

如果把150年前清驻英国副使刘锡鸿的思想，与经过“文革”人生体验的徐小棣的《颠倒岁月》比作两面镜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路衰变，这是一段五千年古老文明的痛苦蜕变过程。

期间，经过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至今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过西方重商主义的烈火烹油似的浴火重生，我们从中发现了中国以祭祀、风俗、习惯为特点的传统文化的坚韧与宝贵，发现了刘锡鸿眼中的“民乐”=“仁政”的当下价值，发现了“文革”带给中国几代人精神的深深伤痕，发现了中国通向高度文明的光明前途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巨大引力。

从五四到“文革”再到GDP至上的重商主义，一百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一路解构一路蜕变一路新生。

从2013年起，习总书记提出文化强国建设的号召，中国传统文化可谓否极泰来，包括马列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必须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生根发芽才能长出符合中国国情，具有持久生命力可以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理想的参天大树。

如果说真善美是人类的共同阳光价值，那么假丑恶就是反人类的阴暗价值。那么说真话、做实事、成真人就是人类文明社会的应有之义。近日，习总书记在军委高级干部研修班上提出“说真话”可谓一语中的，直击当下的假话空话套话的语汇环境，直击社会普遍存在的两面人现象。

古人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人类安全、幸福为福祉的可持续发展应该成为我们共同的价值取向。刘锡鸿、徐小棣们的思想结晶恰恰是指引我们通达理想之地的鲜明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