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月28日以来，屏幕被中东的战火霸占。

耳闻目睹，从哈梅内伊头顶落下的炸弹，到特拉维夫上空复仇的爆燃；从德黑兰女子小学的惨烈景象，到海湾国家美国的军事基地腾起的硝烟，2026年的中东到处点燃人类的仇恨与灾难。

此时，正是中国的正月，正是中国人在欢天喜地过大年的节点。

四年前的正月，俄乌战争点燃，你攻我卫，缠斗不休，至今在辽远的黑土地上已产生百万人的死伤，和遍地触目惊心的断壁残垣。

正月，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央视前些日子播出的电视剧《太平年》里的周世宗柴荣的那一句名言：高爵厚禄何足论，此生，若能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于愿足矣！

这是经过唐末五代十国之乱的冯道、郭威、柴荣、赵匡胤们的共识，是一句饱含着无数生命陨落的沉痛期待。从这里我找到了宋朝立国的历史根据，找到了北宋与辽、夏并列，南宋与金划江而治的历史坐标，找到了宋朝文化繁荣经济昌盛重文轻武的历史宿命，找到了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读罢李洁非先生的《古史六案》，特别是其中的《王安石变法》《关于赵匡胤》《南唐悲歌》，一个中国历史上的文弱王朝，一个德行深厚的赵家官人，一个“安其居，乐其俗”的大宋文明社会便与众不同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对照秦皇汉武的丰功伟绩，一个知天命、知进退、知人心的人味丰盈的宋代就鲜活起来。

纵观秦汉以来中国版图的变迁，犹如站在时间的岸上观看大海的潮汐伸缩游动；纵观历代王朝兴衰变化，犹如站在天空的老仙观看人间树木的春荣秋枯。

汉兴以来，从高祖定鼎，吕后承续，经文景之治七八十年积累的财富，由其子孙汉武帝一朝消耗殆尽；唐兴以来，从高祖开辟，贞观之治，二帝接续，到开元盛世积累近百年的财富，由一场“安史之乱”化为灰烬。

虽然唐末五代十国的分裂状态七八十年，但从“安史之乱”开始，事实上的武人割据已经在中国大地持续了近二百年。数代人饱受战乱之苦，百姓流离失所，才有了周世宗所谓太平年下一杯热酒的渴望，才有了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决策，才有了有宋一朝“不杀士大夫”的祖宗约法。

正如李洁非先生在《关于赵匡胤》一文中所说：对历史来说，重要的是赵匡胤以无德无功、“兵权乍拥，寸长莫著之督点检”，猝登大宝，“而终统一天下，底于大定，垂及百年，世称盛世”。换言之，宋室本无底蕴、得位系出偶然，但这件偶然之事，后来却被历史证明为“大势所趋”。

个中原因何在？清初大儒王夫之在《宋论》中给出四个原因：“权不重，故不敢以兵威劫远人；望不隆，故不敢以诛夷待旧勋；学不夙，故不敢以智慧轻儒素；恩不洽，故不敢以苛法督吏民。惧以生慎，慎以生俭，俭以生慈，慈以生和。”这些本来不利的因素，反过来成就了宋。

正如一场大火过后的草原，一切都要重建，一切都要新生，一切都要重头来过。事实上是宋朝的文化和制度接续了未来的岁月，塑造了中国人的个性，成就了孕育近代中国的母胎。

我们喜欢称“强汉”、“盛唐”，李洁非称宋为“良宋”。良就是善，良政就是善治，等同于现在的人性化管理。宋代不走汉唐强国之路，而是追求成为当时条件下的善意更足的良性社会，实在是由当时的客观世界决定的。

从外部环境看，北方游牧民族趁着中原乱世，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蒙古人纷纷崛起，立国之初的宋本不具优势，指望他一扫六合是痴人说梦。从内在原因看，经历过多年残酷拼杀，看惯了民不聊生的赵匡胤，最希望的是一杯太平年下的热酒--建立一个平安喜乐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世俗世界是他们的终极梦想。

于是，黄袍加身的赵太祖对宋代皇帝约法三章：“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诫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以此对照中国二千年帝制，有宋一朝可谓厚德善政。

其一，历代王朝，对前代君主及后人无不赶尽杀绝，明代崇祯帝朱由检最后的心情堪可观照。赵太祖能“保全柴氏子孙”以为国策，可见其与后周有情有义，可谓宅心仁厚。

其二，西汉武帝一朝，丞相无一人能得善终；明代“廷杖”士大夫的案例比比皆是；清代士大夫更是沦为“奴才”；只有宋代士大夫最具尊严，宋代文化也因此在历史上最为昌明，美意可观。

其三，宋虽非强国，但其经济繁荣，社会富足，确实举世无双，一幅清明上河图至今令人遐想。这与“不加农田之赋”的国策密不可分。宋代之所以是“弱宋”，失地不能收复，对敌屡屡委屈求和，其实并非国力不够，而是与息事安民的既定政策有很大关系，这也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最大制度惯性。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好皇帝寥寥可数，以节用奉俭、体恤民生论，西汉文帝，东汉光武帝，唐代太宗，宋代仁宗可谓好皇帝；但就决策民主，文采光芒，泽被后世论，唐宋八大家除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外，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全在仁宗朝，范仲淹、富弼、韩琦、文彦博、吕夷简、包拯、司马光个个文韬武略，一时繁花似锦，烈火烹油，真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我的中学时代，每学习宋代历史，无不为“澶渊之盟”而扼腕叹息；每听到刘兰芳的《说岳全传》中的“十二道金牌”处，无不为南宋皇帝的怯懦而发狠切齿。

从清末民国以来的革命烈火所过之处，岳飞“还我河山”的飞扬文字和《满江红》的慷慨激昂，都成为点燃中国人血性的助燃剂，都成为后人蔑视宋朝的根据之一。

看过电视剧《太平年》，我们才忽然发现：宋朝统治者的仁德之心被世人轻慢了！宋太祖赵匡胤正是痛念建国之初国家的满目疮痍和民不聊生，正是深刻理解武人政治荼毒人间的惨烈，正是借鉴了唐末以来近二百年的前车之鉴，才决意为百姓开天平，才推行抑武强文的国策，才发动“杯酒释兵权”的阴谋。

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而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

以此观之，赵太祖是一个智者，是一个洞察未来的圣人。当时的决策正是基于现实与未来的最佳选择。不是吗？

大一统的富强中国，需要蒙古人的铁蹄去底定，需要朱元璋的天纵之才去争取，需要满清的旷世武功去完成，需要民国的西风东渐去洗礼，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铁血去浴火重生，需要我们一代接一代的去努力奋斗珍重和平。

环顾今日之世界，惟我中华得享人间太平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