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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商隐是文人无行的代表”吗？ |
| 作者:方悄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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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先生在他的《写诗偶感》回帖中说“李商隐是文人无行的代表”，这话我是不赞成的。“文人无行”是一句成语，在古时，“文人”是读书人的通称，也就是今天说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专指写诗文的人，让一个写诗文的人作为知识分子的好的代表，那些掌权的知识分子绝不答应，既然如此，我们这些写诗文的人又何必毛遂自荐去充当坏的代表呢？我们有必要这样自我作贱吗？纵观历史，给人类造成重大灾难的，都是掌权的读书人和掌权的流氓，写诗文的人最多搞点吹牛拍马、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而已。生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专制政权下，反抗是以卵击石，作为写诗文的人，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幸福，帮帮闲是可以原谅的，总不能让所有写诗文的人都去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吧？如果写诗文的人都死光了，那我们今天就读不到那些传世的诗文了。我认为评价人物，对逝者要宽对生者要严，对无权者要宽对有权者要严。而事实正相反，我看论坛上对会员的一些诗文吹得天花乱坠，而把古人说得一文不值，这就是对逝者严对生者宽。如果逝去者能从地下坐起，恐怕最多从鼻孔哼哼两声，连“不肖子孙”的话也不屑一说的，他会认为我们连这样的称呼也不配，至于何种称呼才配，他却懒得说。又比如每次自然灾害后，写灾害的诗文满天飞，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会显出写诗文的人有“爱心” 和“正义感”，可以自我感觉良好。像伙食团饿死那么多人、文化大革命整死那么多人，其死人数量比历史上所有自然灾害的总和还要多不知多杀倍，为什么写诗文的人不去写呢？因为写前者可以名利双收，写后者会名利双亏，毕竟写诗文的人比阿Q书读得多，看问题要看得深得多远得多。还有，日本鬼子在南京搞了个大屠杀，几乎人人都骂日本鬼子，本来日本鬼子也确实该骂，为什么所有的人都不进一步想想，是日本鬼子来杀我们，不是我们去杀日本鬼子？还不是我们当时执政的那些军阀和政客们，把自己的同胞像切西瓜样的随意乱切，切得国将不国，切得民心全死了，人家才能在我们的土地上随意的切，可以肯定的是比我们自己切的要少得多，为什么没有人出来骂我们自己的那些切人的人呢？我看还是从名利的双手与双亏考量的。还有不明白的是，我们千百年来都在歌颂秦皇汉武，歌颂的原因是他们扩展了不少疆域，那些疆域是别国的人民敬佩我们的秦皇汉武而拱手相送的吗？恐怕不是，恐怕也是杀别国的人民杀出来的吧？看来是只准我们杀别人，不准别人杀我们！我以为杀人与被人杀都不好，如果硬要二选一，我还是觉得我们去杀别人比别人杀我们要好。艾略特说：“战争不是生活：他是一个处境/一个既不被忽视又不被接受的处境”。总之，发生自然灾害，那是提醒狂妄之极的人类，人类根本无法预料无法掌控大自然，我们唯有尊重大自然、祈祷大自然，然后赶快出人出力、捐钱捐物，诗文写不写关系并不很大，那些深深痛着的人们，一是没有时间读诗文，二是觉得诗文和他们的痛苦比真的是比鸿毛还轻。人为灾害就不一样了，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是因为一些人的胡作非为才造成的，这恰恰应该多写，应该天天写月月写年年写，以便吸取教训，避免惨祸的再次发生。然而看到的却是这方面的集体失语、集体失忆，既然我们是如此的怕硬，又何必要那样的欺软呢？ 扯远得离题万里了，赶快回来说说我心中的李商隐。 第一，李商隐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李商隐在18岁至26岁时供职于牛党人物令狐楚幕中，逐渐觉得他们是一些只玩权术不搞正事的人，所以在27岁时就转投比较注重民生发展经济的李党人物王茂元的幕下，并成为其女婿。后来甘露之变，他的岳父拥兵坐视，他便作诗指责其岳父，所以章燮称赞他是“辞严义正，忠诚若揭，不得徒以词人目之”。这充分说明他并未卖身为奴，黑白不分，而是像现代人说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在《元结文集后序》中说，“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哉？……孔氏固圣矣，次三（元结字）安在其必师耶？”要知道，在封建时代的孔子，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马克思，说那样的话是有可能坐牢甚至杀头的。 第二，李商隐是一个重情义的人。当他的朋友刘蕡被执政的牛党迫害致死后，他不畏权势，公开为刘蕡鸣冤叫屈，称颂刘是“言皆在中兴”、“平生风仪兼师友”，哭诉道：“江阔惟回首，天高但抚膺”。相比我们这些上面说黑就是黑、上面说白就是白的人，不是要高若干若干倍吗？ 第三，李商隐是一个诗写得特别棒的人。一个诗人最重要的是靠自己把诗写好，拉虎皮作大旗可以显赫一时，很快就会灰飞烟灭的。方悄人微言轻，那就抄几个人不微言不轻的人的话。钟叔河先生说：“其诗歌艺术成就在晚唐首屈一指，是唐诗发展全过程的最后一座高峰。他善用象征的手法和瑰丽的文辞，表现出深曲的情致，给人以朦胧的美感。”（《唐代诗人小记.李商隐》）顾随先生说：“李义山是最能将日常生活加上梦的朦胧美的诗人。若举一人为中国诗代表，必举义山，若举一首诗为中国诗之代表，可举义山《锦瑟》。若不了解此诗，即不了解中国诗。”（《论小李杜》）钱钟书先生在谈论曲喻这种修辞手法时，认为在古代诗人中“以玉溪为最擅此，着墨无多，神韵特远。”（《谈艺录》） 此外，我还翻看了陈婉俊、王文濡、喻守真、朱东润、游国恩等人对李商隐的评价，都没有人说他是文人无行，更不要说是代表了。只有当时牛党的人物骂他是“诡薄无行、放利偷合”，难道TY先生的见识糟糕到与一千一百五十多年前的牛党人物一个水准吗，不是的，TY也是有见识的人，我猜想他是为了把话说得 “语不惊人死不休”而故意唱高调的，不少名人都有这癖好。辜鸿铭就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个，温源宁说他是“以跟别人对立过日子，大家都接收受的，他反对。大家都崇拜的，他蔑视。他所以得意洋洋，就是因为与众不同。因为时兴剪辫子，他才留辫子。要是谁都有辫子，我敢保辜鸿铭必首先剪掉。”伟大的鲁迅先生偶尔也有这毛病，他在《青年必读书》中说：“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鲁迅先生的伟大，至少有一半来于中国古书的滋养，他怎么会真心劝青年人不读中国古书呢，也只不过是唱高调罢了。所以他的胞弟知堂在致鲍耀明的信中说：“‘必读书’的答案实乃他的‘高调’——不必读书——之一，说得不好听一点，他好立异唱高，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在致曹聚仁的信中又说：“世无圣人，所以总难免有缺点。鲁迅写文态度本是严肃，有时戏剧性的，所说不免有小说化之处，即是失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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