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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东干脚。

阳明山里的东干脚，我的出身之地。或许它还另有名字，公家造册、报纸、公文上的，和我写的“东干脚”是不一样的。东干脚的人口头上自称“东干脚的”。好吧，我就记成“东干脚”。对不对，先不去考证。如果还领会不了，东干脚人会在“东干脚”三字前面加上一个前缀：平田，平田东干脚。东干脚的祖上，是从平田院子搬出来的。平田院子，号称“宁远北路第一村”，最盛时期，村里六、七千人口，清一色姓欧阳，是本地第一大村，第一大姓。人多，做各行各业的多，出的大人物多，为官的也多。所以在本地一提平田，十里八乡都知道。

作为自然村，东干脚只是平田大村四十几个生产队中的一个生产队。

平田不仅管辖东干脚，还管辖与东干脚并排的段家、东边林子里的勒桑里、西边淌岭脚的阙家。

段家姓段，五户人家，最有出息的人段火佑，在地区煤矿当工人，有编制。阙家姓阙，出过一个彪悍人物阙汉骞。当时社会无人敢提——除了闲人闲时翻老黄历，才会提及当年平田和阙家械斗，阙家被打死了人，阙汉骞要带兵回来剿灭平田的掌故。朝中有人做官，村子小点，都不受欺负。我们常常会把东干脚代入进去，然后感叹：东干脚百来号人口，有人在部队里、县里、乡里做官，比勒桑里强。勒桑里十来户人家，立村几十年了，一个高中生都没有出过。阙家？阙家也只是解放前出了一个阙汉骞！相较于隔壁邻舍几个院子，东干脚的人在心理上是有优势的。

东干脚在清末出过一个秀才。

相较出过秀才、举人、状元的平田院子，我们不比，因为同属一个宗族，都是杨子杨孙——平田的欧阳，曾有过一段改姓“杨”的暗黑时期。欧阳先辈在元末各地起义风起云涌的时候，站在陈友谅一边，对抗朱元璋。陈友谅败亡，平田欧阳人家遭殃，要灭九族，一边改姓杨，一边逃亡，到桂阳落脚。在桂阳经营数代，风波渐平，又搬回宁远旧地，仍姓杨，直到明亡。到清中叶，平田杨上授在朝中为官，向户部提“杨”改回“欧阳”姓，遭“不可考”驳回，后用手段，得皇帝口允，始成。

东干脚的祖先为什么会搬离平田？平田可是大村，南北有山，东西有河。西边的河叫龙溪，在田野里蜿蜒如龙。东边的是无名河，叫小河，有后龙山护着，水清冽。后龙山外边，是从平田搬出去的七里坪院子，有五六百号人，可以拱卫平田；西边龙溪河堤上有青砖围墙，龙溪上四座石桥——三座平水桥，一座石拱桥，都是经过周密算计的。平水桥方便运输，连接的是平田的水田，别致的拱桥接通永州到宁远的官道，平田人送客告别的地方。平田的大几千亩水田在阳明山南麓山脚下连成一片，北到清水桥，西到舂水畔，南到神山下，与郑家八个村子隔河相望。郑家人口不比平田少，都姓郑，宗族团结，有实力与平田争水源。与阙家的矛盾，也是因水而起。民以食为天，水为食之源。对于农民，水就是天。在宗族力量划分势力的年代，欧阳姓郑姓两姓人家经常械斗，从舂水河畔打到官道。阳明山、石家洞又有土匪。为了掌握情况，平田人在龙溪学校后边的平野里修了一座八角楼。据传高八层，大石条筑基，沉重厚实，可耐土炮。西边的郑家、道路、水田、水路尽收眼底。又在村中心的祠堂上面修了瞭望楼，鸟瞰村子的四面八方。为了挡住郑家人、土匪的突袭，还在龙溪河上修了青砖围墙，简直滴水不漏。

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东干脚的祖先为什么会搬离平田院子，到北山——九甲岭、界迹岭下落脚生根呢？九甲岭、界迹岭是放牛的家山，山脚下的港湾里只有几座牛栏和草房。一个巴掌大的地方，后代根本没有发展空间。长辈说东干脚的先祖在平田院子是放牛的，住草房，属于底层。有这么一个独立地方，虽小，但蚊子再小也是肉啊，于是开门立户，在东干脚欣然住下了。后来同德群叔吃饭——其实他是爷爷辈，年纪比我父亲小二十几岁，照理说我父亲得叫他叔。可他年龄与我相仿，按老辈规矩，相互迁就，口头称呼降了他“一级”。他是教授级医生，不仅是平田的名人，还是永州的名人。饭桌上，德群叔说他和我们东干脚都是闸门外的人。

我不解。

德群叔娓娓道来：平田北边巷子口有道闸门，我们都在闸门外，以前都是穷苦人家。你看看，闸门内，清一色石板巷子，青砖瓦房，亭台楼阁，水池花榭，一应俱全。闸门外，房子不是矮矮垛垛，就是黄泥巴巴墙。旧社会，闸门内住的有钱人，所以是闸门内出人才，新社会，大家拼能力，现在是闸门外出人才……

话闸子一打开，大家开始列举闸门外的人才：市长、市政协主席、处长、县长、县政协主席、局长、镇长，作家、教授、学者……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两三代。

腊树园、营房里都在闸门外，和闸门内只隔了一道墙。东干脚的祖先搬出平田大院子，离开院子祖祠至少三里远。远了，攀比少了，是非少了。在东干脚定居，一个新地方，到处是生机，我想，东干脚的祖先，生活是欣喜、自在和充满激情的。

相比于平田院子的青砖黛瓦，石桥石路，东干脚属“临建”，简陋不堪。

东干脚门前有条河，龙溪的中游，上游属勒桑里，下游属平田院子，流过平田院子的田亩之后，绕着平田院子转弯，在神山下汇入西舂水。河边柳下有一架木桥，五根白条杉木条一拼，打入两根楔子，架在河上，就是东干脚人进进出出的必经之道。种田，去平田院子。平田院子是必去的。买油盐糖醋都要去平田院子祖祠边上的代销点置办。抓了两斤泥鳅黄鳝，捡了两斤田螺，舍不得吃，都得拿去平田院子的祖祠边上去变现。碾一担稻米，都得汗流浃背挑去平田院子的碾米厂加工。

东干脚离不开平田院子。

小时候，去一趟平田院子，就像朝圣一次。

走完田埂路，先进营房里，路口有一棵橙子树，阴凉一片，下坡，路边有石榴树、金桔树，夏红秋黄，诗意盎然。过田埂，过晒谷坪，进闸门，巷子里都是青砖房，鳞次栉比，巷子看不到底，大青石板看不到底。然后进四吉堂，宁远北路有名的堂号，当年积聚的钱财，能压断楼板！

院子中心有上公厅，当年全凭他一己之力，欧阳姓的“杨”姓才改回欧阳姓。上公厅的照壁上，本来有上公的素描像，高大魁梧，穿着官服，线条简洁，天庭饱满。改做碾米厂后，照壁对着柴油机的烟囱，经年累月，被喷得墨黑，还挂了一层灰，什么也瞧不出来了。放下担子，排队，利用这点空余，还可以跑去祖祠门口瞧一下热闹。祖祠门口石板盖地，半亩见方。两厢代销点，煤油味、白糖味搅合在一起，成了生活的中心。每天，每时，每刻，祖祠门口都不缺闲聊的人，老中青一起，扯平田的历史，扯平田的人才，扯眼下发生的新闻……扯不清楚，就拦下路过的人参与进来评理，然后一团乱麻一样扯不清楚……

碾米回来，也是一顿吹，在路上遇到谁了。

在平田院子的巷子里遇到谁了，打了招呼。

在碾米厂遇到谁了，和兄弟一样，一点不见外。

在祖祠门口，看到谁和谁争得脸红脖子粗要吐白沫了……

在东干脚，周围的任何一点小事，大家都可以津津乐道半天。

东干脚的人不会忘记祖先是从平田院子搬出来的。

平田院子的一小撮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觉得东干脚的祖先是被宗族赶出去的。东干脚是小院子的人，不是大院子的人。

我们能感觉到这种歧视，比如东干脚的人到平田院子，会遇到“哈，出来了”之类的话。这是什么话？出来了？从哪里出来？山里出来。两个院子，一个宗族，虽一大一小，打开大门，一眼可见，还这么侮辱人？不过久而久之，东干脚的人习以为常，与其在乎，不如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在山上放牛，大的孩子满脸自豪地告诉我们，我们是杨令公的后代，杨家将，不怕死，不服输，保家卫国，和郑家院子打了好多仗，每次都打赢了！抽烟的老人取脱脑壳上的发霉草帽，一边往怀里扇风，一边鼓起眼睛呵斥：什么杨令公，小孩子家家，净瞎编。我们是杨伯公的后人，杨伯公，欧阳伯公，是一个人，四海欧阳无二姓，天下欧阳一家亲，文起八代之衰……

越说，我们越听不懂。

我们还是把自己当杨令公的后人，杨家将，武功盖世，精忠报国。和亲戚家孩子争起长短来，家世就是资本，理直气壮，咄咄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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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田院子有两个学堂。一个是龙溪小学，曾培养出二十来个黄埔生，在本地名声显赫。一个是琼英小学，又叫竹学，据说有很深的寓意。学校是阙家阙汉骞捐建的，他夫人是平田院子的人。龙溪小学是高级班，琼英小学是启蒙班。在琼英小学启蒙，然后再到西南角的龙溪小学读高年级。我在琼英小学启蒙，在龙溪小学毕业。

两个学校都闹鬼。

琼英小学有马桶脚。据传夜里或清早，楼板上会伸下一只马桶大的脚杆来。

我们没见过马桶，马桶有多大？尿桶大。

龙溪学校是古庙改的，厢房改做教室，经堂改做礼堂，僧舍改成了老师的宿舍。住校的老师说转钟后经常能听到经堂楼板上有脚步声，起初轻轻的，蒙蒙的，三更半夜听格外清晰。

在家里，德爷、父亲、三叔都给我们讲了不少鬼故事。会唱歌的野狗，会漂移的鬼火，穿半截红裙的女鬼，在茅厕里吓人的长舌鬼，往山下滚石头的山魈，躲在后山的野人婆……每次听得头皮都炸，正惊悚得不得了，大人还恰到好处的尖喊一声“鬼来拿了”，小孩吓得哇哇叫，女人吓了一跳后站起来直接朝大人吐口水、丢鞋子。

东干脚的后山——九甲岭、界迹岭，虽是阳明山的余脉，但不像西山那样高耸，那样厚实，用坚硬的姿势在天底下画出波浪的线条，如同一片大海。也不像东边马脑壳峰拔地而起，顶天立地，一年四季云蒸雾绕，被当作气象台。村后面，九甲岭、界迹岭像燕子翅膀，山脚乌黑的院子像头，一副起飞翱翔的样子。岭上山草萋萋，岩石黢黑，密集如兵马俑，曾有土匪盘踞，数百土匪被杀死在突围的山顶。每次上山放牛，我们都不敢上山顶，怕遇到不好的事。

九甲岭、界迹岭都曾枞木遍地，遮天蔽日。据老辈人说，大的枞树，双手都抱不过来。村里某某上山捡柴，遭受雷击，死在岭上，尸体发臭了才找着，一身都长了蛆。五八年大炼钢铁，岭上的树木不分大小，一扫而光。吃不饱饭的年代，东干脚的人在我父亲的带领下，上到半山腰，在山坡上开荒，种红薯、种花生，补贴粮食之不足。土是黄土，肥力不足，种不出好庄稼，改种山苍子，挂了两年果，山苍子提炼油费事，改种油茶树。

挖红薯，我会跟着大人上山捡红薯。

山上的红薯个头小，但皮光滑，没虫口，浆汁足，蒸熟了变得很粉。

山上的花生个数少，产量低，个还小，但饱满，炒起来吃，又香又脆。

我喜欢吃红薯，看中了的红薯，我总要想个办法弄到手。火勒叔或查叔见了，总是先笑笑，劝我莫急，小心锄头挖到手。遇到地边的石头上有火棘果、野柿子、老鼠籽，我都去摘。他们都会说一些话，或者说还是青的，没熟，苦嘴巴；或者说脚边边有刺条条，小心挂到脚，疼死你。查叔更是奇妙，还去天坑里掏鸟窝，把鸟蛋送我。问怎么吃？查叔咧着缺门牙，说和吃鸡蛋一样吃，煮饭的时候放到饭皮上蒸。

然而，这些美好的事儿很快就结束了。

油茶树种好，挂了果，却分到了户。大家不在一起劳动，不在一起看电影，不在一起烧石灰，不在一起捞河鱼，不在一起挖土了。各人干各人的，大家自由了，兴高采烈，劲头十足。孩子们不能在一起玩了，放牛的放牛，打猪草的打猪草，做饭的做饭，带小弟的带小弟，都成了家里的一个劳力。我父亲不当生产队长，改行当“鸭队长”。先养“靠鸭”，一只西鸭公，配八只麻鸭婆，孵出来就是“靠鸭”，生长快。后来嫌发展不起来，养了百多只草鸭子（本地土鸭子）下蛋卖种蛋，后换成麻鸭，再改良换成樱桃鸭，一路追求经济效益。我去上学了，父亲一个人看管。我放学回来，父亲便交付给我。他风风火火赶去田里地头做事，我跟着鸭子四处游荡。我的生活，和扁毛鸭子连在了一起。

龙溪河两岸都是农田，村前的，属东干脚。木桥以下，属于平田院子。鸭子只能在河里觅食，不能上岸，不能下田。河道两边不管是稻花香，还是稻谷香，对鸭子都是引诱。河坡并不高，还斜面多，鸭子很容易爬上去撩事。

放养鸭子尽管看起来很清闲，但眼睛一刻不得闲。

父亲常告诫我：眼睛是管事的。

我那时候刚识得一箩筐大字，迷恋杨家将、水浒传、小李飞刀……父亲一走，身影一远，我就把别在裤腰带上的书掏出来看。看几行，看一眼鸭子。然而，看入迷了还是误事，鸭子不是进了东干脚的水田，就是进了平田院子的稻田，不是吃了人家的鱼苗，就是刷了人家的稻穗，或者踩倒了人家田里的秧苗。兹事体大，不是我挨揍，就是小李飞刀被一脚踩进水田的泥里，做了肥料。

养鸭子几年，母亲几乎和东干脚的女人吵了几年……

打也罢，赔钱也罢，吵架也罢，鸭子不能不养。

养鸭子是父亲母亲积累家庭财富的坚强计划。

我是家里老大，必然成了他们的重要生产力。

我跑，最远跑到皇家洞。我外婆家，或者我四姑家，半夜被我父亲追过去虎着脸领回来。

我心里火，把带头撩事的鸭子抓起来，用草绳帮了，挂在棍子上，扛在肩上，要以儆效尤，还没有效果，不知不觉后脑勺挨了一记闷棒，脑袋里嗡地顿时天花乱坠，不由自主往下蹲，像一只潮湿的草把子。

父亲打人不声不响，有时还搞突袭，从不挑东西，手里有什么，就用什么，我挨过绳子抽，锄头把子敲，苦子棍的暴风雨……

我不反抗，也不记恨他。

我不把事儿搞砸了，就不是我。

做了错事，我得心甘情愿接受惩罚，没人记得清我挨了多少次打。

除了守护一年二季的稻子之外，放鸭子也有放鸭子的快乐。

让鸭子溯游往上，过了可怖的蓑衣岩、敞口岩，上了坝，就是吕仙岩。蓑衣岩之可怖，是蓑衣岩很大，里面曾住过一个和尚，和尚死了，装进棺材，摆在岩洞里不入土；敞口岩，里面黑乎乎的，深不知底，据说躲过土匪。岩前一个光秃秃的土坟，土坟上每个老鼠洞都光溜溜的。吕仙岩是个出水岩，是龙溪的源头之一，洞口石缝可以容纳一个人进出。当年吕洞宾钻过，所以叫吕仙岩了。秋后，水线下降，吕仙岩会干枯。我跟着勒桑里放牛的年轻人进去过，里面遍布岩石孔洞，或欠身，或低头，或爬，手脚并用，穿过这些孔洞后，抵达天坑。天坑下的流沙水槽金光闪闪，令人幻觉到了银河。现在是丰水期，洞口的水汩汩而出，在水面旋出漩涡，但并不可怕，抬头，水田坡上面的林子里，就是鸡鸣狗吠的勒桑里。

勒桑里的人随时会来这里取水，或到这里洗衣浣纱。

在吕仙岩前，我经常可以遇到勒桑里来这里挑水的人。

我希望遇到福昌，或者伍昌。小小的勒桑里，至少有十来个“昌”。

福昌是父亲的朋友，是个老单身，家里有梨树和桃树。

伍昌是父亲朋友黑狗叔的老五儿子——他家的第五个“昌”，年岁与我相仿，人特客气，见一百次面，还是会把你当客人一样看待。他家门口有一棵巨大的黄皮梨树，黄皮梨下果，可以装十几挑，产量上千斤。哦，他家后门侧废弃的宅基地上还有棵油桃树。我们在一起，可以去摘桃子，可以抓泥鳅，可以下河一起洗澡，可以下天坑里捉小鹰。他笑眯眯的眼睛后面的脑子里，藏着这块土地所有的秘密，随便一样，都能玩乐半天。

听老辈人说，曾经从平田院子搬出三十来户到勒桑里，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大部分人又搬回了平田院子。

勒桑里其他人虽不是父亲的要好朋友，但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如果遇到福昌、伍昌，就不一样，我不说明自己的想法，他们都会猜透我的心思，带我去果园，朝着树上拍打几棍子，果子落雨一样落在地上，随便捡。

不遇到他们，也没事。鸭子在坝上歇脚，我脱了衣服，扑进水潭，在水里扑腾，然后游到坝边上，在石缝里摸鱼，一个人也能消遣。石缝里有鲤鱼、鲫鱼、马口、螃蟹，或者黑色的铁螺蛳。附近水田沟渠里，有不少鱼。只要不嫌辛苦，到沟渠里抓上半天，能抓出半斤八两黄鳝泥鳅。中午时候，父亲喂了鸭子，把鸭子赶回鸭圈，我会独自拎个小桶，去水田的沟渠里捉鱼。一晌午下来，多的时候有两斤，少的时候也有半斤八两。找鱼要耐心，捉鱼只剩开心。我不喜欢吃鱼，母亲也是，弟弟妹妹也不嗜好。便攒起来，积攒几斤，由父亲提着小桶到平田院子的祖祠门口去卖。父亲没空，我去。每次去祖祠门口卖鱼，我都战战兢兢——怕人笑，怕卖不掉，怕卖了不会讨价还价。一斤泥鳅，五毛钱，帮父亲换五包龙山产的燕归烟。父亲并不表扬我，还怼我，说他八岁的时候，就上山下河了……

不信，问你奶奶去。

哎！

东干脚有山，秋风起时，天高气爽，艳阳高照，上山捡茶籽。

东干脚有田，出门就是，收割了二季稻后，到田里去挖泥鳅。

东干脚有河，河里有马口和白条，河边有前人手植的吊柏树，月夜里森然如高墙。

高墙里，东干脚连在一起的瓦屋，如一艘归航系缆的小船。

瓦屋低矮丑陋，但有一粮仓温香的稻子。

生活不愁吃穿，大人的梦想，都寄托在了孩子身上。尤其是听到平田院子某某的孩子考上了县中，某某的孩子考上了北大，村里不但给奖励，还要放电影庆祝。父母听闻后心痒痒，自己又大字墨墨黑，小字认不得，除了督促自己的孩子，没有其他办法。儿子，女儿，平等看待，扬言只要上进，北京上海，砸锅卖铁都乐意。东干脚家家户户都重视读书，都抱着上进心，然而，能考学的，却没有，书把人分做了三六九等。

我们家里，父亲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翻历史，东干脚第一个考顶子的，就是我家祖上。在平田院子和何家乡教过书，在东干脚立过私塾，响当当的阙汉骞当年就是他老人家的学生……你伯父，小学五年级都没读完，满十六岁就跑出去当兵，在部队里考了军校，靠自己，如今当营长……

我父亲讲这些的时候，比教室里上课的老师还声情并茂：到了你们这一代，时代这么好，不讲成分，放开肚子吃，打开大门读书，你们个个都和猪一样了…… 东干脚的人虽然住着瓦屋，种着自己那份田土，勤劳和善也势利，但眼光都不短，思想也不狭隘，盖因众多前辈、先辈从石板路、田埂路上走了出去，以前进朝堂，现在各个城市的部门里有编制。他们带回来的消息，对东干脚的人就是鞭策和激励，家家都想盘两个像样的人才出来，不仅是为家里争口气，光大门楣，也是让孩子从土里刨挖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改了身份去过有头有脸的生活。脱离三斤半（锄头），父母累死都算活得值。

2

想起了孙少平。

我跟他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家里穷，他上中学，吃黑馍。我上中学，吃咸菜。我父亲养鸭子挣了钱攒了起来，盖了红砖房。告别土砖房，盖红装房，这在一个壮举，也是财力的象征。然而，父亲用力过度，不仅花完了积蓄，还借了债。欠债盖的房子，只是个壳子，一个粗糙的壳子。跟当时的社会很像，看起来轰轰烈烈，激情澎湃，但究其底里还是空的。对于父亲来说，他完成了一个立业的使命，一生可以交待了。对于家庭来说，收入抵不上开支，生活拮据、窘迫，一家人又过苦日子。在舂陵中学三年，我的同学们吃热乎的食堂，我吃自带的咸菜。食堂开饭，孙少平可以最后一个去，我不能。舂陵中学的食堂，过时不候，按时关门。孙少平停学回家帮助劳动，我不用停学，周末回去参加劳动。孙少平挣工分，能减轻心里的压力，我不需要，我只是帮家里分担。父亲以身作则，在父亲的教导、示范、敲打、贬损下，我学会了播种、插秧、犁田、耙田、收割、交公粮……

跟孙少平还有个非常相似的地方，喜欢读闲书。

孙少平有田晓霞提供书籍，我们学校有个不超过三百本藏书的图书室。大部分图书都是旧的——老师们捐的，五花八门。

比如说《平凡的世界》。

孙少平记性比我好，能记住读过的书的内容、情节，甚至细节。

我记不住，跟以前一样，读书只是为了满足心理上的猎奇，获取阅读的快感。

但是有一个共同收获：读书打开了视野，变得眼高手低，又野心勃勃。

在舂陵中学读书，寄宿。

离开了东干脚，我并不想念东干脚，我想念父亲母亲。舂陵中学在柏家坪南边的丘陵里，离东干脚八里地，虽然有山重水隔，但毕竟还在乡下。山还是阳明山，河还是西舂水。不过，学校围墙外，水田在山丘上，类似梯田，层层叠叠，像镜子一样，十分好看。上面分布着好几个大水塘，有的养鱼，水上面浮着一层乱七八糟的鱼草，有的纯粹是蓄水塘，塘里干干净净的浮着天色，清澈见底。夏末秋初，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偷跑出学校，穿过青色田野，一起去大水塘野泳，——说到底，是为了省去从水塔提水到澡堂洗澡的麻烦。柏家坪连屋共舍的街道，屋顶那一抹黑色十分眼熟，电影院的灰色高楼立在一边形同鹤立鸡群；周家院子、蔡地里、左洞，这些小如泥丸的泥瓦乡村的周围，都种着一些树，杨柳、吊柏树、椿树、棕树，高高矮矮，浓淡韵致渲染出分明层次。水田顺着丘陵的坡势向下延展，直到东舂水边上的枞树林子，才倏忽不见。田野里一条青石板路宛若被追捕的青蛇，朝着潮水岩、杨柳桥、姑娘庙的方向奔去，若隐若现，十分神秘。

洗了澡，暮色四起，大地安静，山影模糊，我会想父亲母亲，奶奶，弟弟、妹妹，想东干脚的每一个人。

家里鸡鸭猪牛，管过来，都是夜里七、八点钟了。父亲从早忙到晚，像秒针一样，一刻不停。他压力山大，也不敢停。其时他咳得很厉害了，抽烟更厉害了，在床前放一个铺了煤渣子的撮箕接痰，也不去医院检查。他舍不得花钱，以前还抽龙山出产的燕归——那是东干脚烟民的标配，一包一毛钱。现在他都舍不得了，抽自己营务出来的劲道大的旱烟。盖了房子后，他开始硬扛，我、弟弟、妹妹上学，都要花费。孙少平有个哥哥孙少安挣工分，我是家里老大，我得读书，并且得出息。弟弟、妹妹都要读书，一个不能拉下。父亲一双手，他只有靠自己一双手来营务全家人的生活。他一双手，恨不能变为十双手。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日子过得快一些。他被生活压成一张弓了，然而，精神还好。或者，他撑起了三个子女读书的花费，在以此为精神支柱吧。

奶奶是家史的讲述人，也是我的心灵按摩师。她能把我们的家史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讲半天，一点都不带重复；也能把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的宿命观念跟我讲上半天，一点都不带含糊。

我家养鸭子，鸭子撩事，弄得我父母跟东干脚很多户主关系紧张。紧张的另一面，就是紧密。查叔、珍叔、贵叔，还是一如既往善待我家。在我父亲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们中的某个人总会挺身而出搭把手。他们的古道热肠，他们的乡亲义气，很多时候撇去了乡下惯有的乡愿，留下感动和感叹。

在舂陵中学三年，我记下了两个老师，两个老师都是语文老师。一个是张土茂，太平人，教了我初一年级就调离了。他喜欢和学生打成一片，不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一个是李生龙，我们本地的，教我初二、初三的语文，最后在舂陵中学退休，老死。他是优秀语文老师，在书里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物，讲起来活灵活现。他俩对任何学生只有爱护没有偏见。

回到东干脚，东干脚除了我家的红砖房子，火勒叔也盖了红砖房子。

东干脚在变化。这种变化很慢，像学走路的婴儿，脚步蹒跚。但变化快的是人家看我的眼光，如刀似火像冰水。从学校毕业出来，我一下子成了另类，吓得我都不敢出门。考不上学全家人如坠深渊，这是什么道理！？父亲绝望至极，买回一个高压锅，要分开我单独过。他很冷静地分析了家里的情况，我已经回村务农，弟弟妹妹要读书，要花费，要长大，要开支，他不想牵累我。红砖房归我，东边的水田，随我挑。自家有牛，随时可用，化肥农药，买回来后会分给我，只要你独立……

可我才十七岁，我能怎么独立？

我想找一个陌生地方躲起来。最好没有人迹，自生自灭，咎由自取。书上什么天无绝人之路，什么世上本无路……都是他们经历绝境后的洒脱。在绝境里，人和关在笼子里待宰的鸡的毫无区别。

好在我有奶奶，她是我的救星。

奶奶训斥我父亲：红崽还没有成年，你父亲父亲，责任没有“付清”，过一年再说。你现在就能看死红崽？人限人不死，天旱草不生，到时来运转的那天呢……

父亲只是想教训教训我，让我记住失败的耻辱。

我像心头刺，伤他太深。

我现在人高马大了，他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挥舞棍棒叱骂，打我。他的手段却那么传统，让我一个人生活，自生自灭。他想逼迫我认清现实，让我独立，让我思考，让我担当，让我劫后重生……

该说其他地方了。

3

从舂陵中学毕业后，由三叔担保，我到清水桥中学复读一年。

三叔以前的同学在清水桥乡中学当校长。

他带我去学校，路上一前一后，一句话也没说。

我一个人失败，带给了大家失败。

父亲以为我深蹲一次后，能抓住机会雄起。

然而，我是来要债的，至少在求学上是。

我并非不珍惜这次机会，但数门功课的漏洞太大了，补不上。清水桥中学复读一年后，中考成绩还是不理想，去了九疑山读高中，在那里读完了高一，再转到宁远四中读高二……如此折腾，心散了，一个劲地折腾我的家庭。其时，妹妹在四中读高一，弟弟在清水桥中学读初一。父亲那张弓，已经拉得满满当当，再撑下去，随时绷断。

父亲盖了红砖房之后，家里经济一直没能好起来，时常捉襟见肘。

供我们兄妹仨读书，是父亲最后的倔强，是父亲活着唯一的信念。

父亲撂狠话：把他九十斤的毛头熬膏药卖了，也要搏一把。

村里三个同龄人——春哥在地区农校，富贵在宁远二中，杨波去了部队，各有前途。在经历过分家事件后，我想我得学会一个技术。高考失败，父亲再分开我，我有谋生之道，不至于在东干脚分家里的责任田，一辈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坐守待毙。便横下心来，向父亲讨要了十块钱，向转业到衡阳工作的伯父讨要了十五块钱，报了一个写作函授班。我读了很多闲书，记性不好，但能通过写作谋一条出路……这想法很奇葩，让我兴奋，让我莫名其妙地自信。未来很美好，美好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只要拿出种田人种田种地的韧劲，谋个生活，不会有攀越十万大山那么难。

父亲说我不是石头，冥顽的石头都被点化了。我觉得我是石头，才有这点化不了的石头石脑。万丈深渊，石头是底，万丈高楼，石头是底。石头能负重，耐得住黑暗，也撑得起辉煌，多了不起，石头！我是石头，千刀万剐，都得认。

我是那么幼稚，又那么自信……

我当时不知道，这叫盲目自信。

我相信孤勇者一定会抵达理想的彼岸，追上信仰的魂影。

不服输，不怕苦，不放弃，咬定青山不放松，是东干脚的生活给的，是父母给的，是那片山岭给的。内心丰满遭遇现实困境，那就找一条离经叛道的路来磨练。当有一天卸下负重，就会不惧生活的各种拦阻和索要，生活就会臣服，托你成为人海里的花朵，或者天上的星辰。

高考像一把铡刀，我本可以按部就班抵达，但我放弃了。放生的闸门已经打开，千万农村人选择南下，不断有成功的消息翻越南岭传来。我看到了希望，不同以往的希望，完全忽略了苦难。吃苦是人生必要的修行，吃苦是活着的权利，理所当然。

在生活里，要像一颗钉，不是折了，就把它钉穿。

忘了他们，丢掉包袱，一心奔向新生活。

离开东干脚之后，在潮阳耗时最多。

夕贬潮阳路八千，雪拥蓝关马不前。

在潮阳有写作函授班的学友——姑且这么叫吧，虽然素未谋面，但都是同好中人。一个学友在潮阳和平镇，一个学友在潮阳沙陇镇。和平镇的学友马际云，沙陇镇的学友郑少华。马际云是诗人，在镇政府文化站打工，郑少华是老师，在和平中学教书。得知我想去潮阳打工谋生之后，两个学友既不拒绝，也没有应允，回信只是说了当地的经济比不上珠三角发达，但工作不难找。而我，恰恰只需要一份工作，一个落脚的地方，或者，只要一个远离家乡的借口。

潮阳近海，找不到工作，跟着渔民下海，战风斗浪，大网抓大鱼，海阔天空，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其时，东干脚、平田院子、郑家院子、柏家坪、清水桥，我那些没有继续上高中的初中同学，甚至妹妹那些没有考上高中在家务农的初中同学，都迫不及待地去了广东。据说，很多香港老板、台湾老板在广东办厂。在工厂上班，夜以继日，不受风雨。除了湖南人，湖北人、四川人、河南人，半个中国的人，都往广东跑，都想夜以继日的挣钱。一时之间，社会上兴起了“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旋风。即使在宁远四中，在山卡卡里，自觉高考无望的同学，都自动退了学，跟了熟人进厂当学徒打工，意图夜以继日挣钱。

深圳经济特区，珠海经济特区、汕头经济特区……

像穿云箭，把乌云笼罩的山地天空刺出了窟窿。

头顶有光，远方不远。

大家认识到，在家种地是一种选择，去南方打拼是上学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不甘愿被土地束缚的年轻农民，天天打探着消息，等待着在广东落下脚的熟人、乡亲、同学的回信，随时准备出发，去过风不吹日不晒站着上班夜以继日挣钱的生活。路上的班车多了起来，跑运输的货车也多了起来。原来简易的坑坑洼洼的省道，重新铺了砂石，湖南的、四川的、贵州的、湖北的，不同的车牌，一个方向，向南。永州古盐道变成了大马路，直接修到了南风坳，与广东的马路连接。南风坳在哪，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听老辈人说，过了南风坳，担子轻一炮（十斤）。奶奶以前也说过：挑盐的过了南风坳，走路像跑。我猜测，那边应该不像宁远到处是山，行路难。

异端的南方，人们在灯光下夜以继日的挣钱，在每个种田人心里，南方成了解放区。

4

90年代初的南方，像只聚宝盆，每一个不甘平庸的年轻人都想伸出手试试运气。

我不是英雄，我不能去珠三角，我选择了无人注意的潮汕。

李嘉诚，潮汕人。

饶宗颐，潮汕人。

……

想象中，潮汕人杰地灵，物华天宝。

当我悄悄摸摸以一个逃跑者的姿势选择离开东干脚的时候，我觉得非如此不可。并不是我对东干脚失望透顶，而是对乡村窒息般的生活产生了恐惧，自觉无力拯救自己。也并非不愿意告诉家人，反而觉得不让他们知道，不要他们纠结和牵挂，对他们是一种解放。我是要回来的，不论何年何月，我过好了，就回来。过不好，我不知道结局会怎么样，肯定是爆炸性的，父母是不可能承受的，与其这样，还不如一个人悄悄默默扛着，向死而生。在南去的班车上，这些想法纷纷扰扰，让我变得麻木、无趣和决绝。

一个二十岁的年青人，踉踉跄跄，开始了直面生活。

一个二十岁的一无所有的年轻人，一进入社会，就像一颗石头沉在了水底。无论有多少想法和多大的抱负，在生活面前，年轻就像一颗无知的石头。

盛夏，阳光明亮而热烈，车厢里橘子味、臭脚味、烟味、汗味混合，十分刺激。宁远到广州四百公里，班车在南岭众山中起伏颠簸缭绕了六个钟头，一身都快散架了。

为什么有橘子味——那些和我一样背井离乡的老乡带了宁远的土产橘子，一个劲地在车厢里剥橘子吃来防止晕车。七月，未熟的橘子，剥开之后，散发出强烈的酸味氨味。

清晨微光里，下南风坳，大地宁静，树、草、田野，绿得深沉。

拉了一个晚上话的老乡们累了，有的趴在前排座位背上，有的仰着头，脑袋耷拉在座位后背上，靠窗边的脑袋歪着靠着窗，都睡了，车里一片死寂。

南粤大地的风景，跟一山之隔的宁远大不相同。

这个山，是南岭。

南岭，是南方最长，覆盖省区最多的大岭，从福建到贵州，中间的江西、广东、湖南、广西，像跑不出大岭怀抱的孩子，泥丸一样，既脆弱又倔强。同时，南岭也是南方最为险峻的岭，纵横千里，峰峦叠嶂，层层平铺，像波浪滔滔的大海，在南中国铺下一道辽阔雄厚的屏障，不仅切分了地域，把气候都切割了。

清连公路两边，是田野，一蓬一蓬野草绿得出油。

房子灰不溜秋的，仿佛还没有醒过来，还在酣眠。

过了连州向南，阳山路边的山，一如宁远的山，或一岭接一岭，或一山抱一山，或独立如笋，或相互堆叠如一笼馒头，或连绵如墙，或如刀绵延，切入半天中，或相互拥挤，披青挂绿，披云挂雾，一团糊涂，把这人间弄得别有洞天。石灰岩下隐现的村子，跟东干脚的泥坯房没有什么不同。我睁大了眼睛，大家口口声声称道的发达，就是眼前这番模样？看着车窗外一闪而过的景象，跟我一样惊掉下巴的人不少。来过一次广东的“老江湖”说：这是粤北，和我们宁远一样在山里，一样穷。发达的是珠三角，东莞、佛山、深圳才到处都是工厂和工地，出入都是高楼大厦电灯电话。

潮阳会怎么样？

马际云说潮阳有工厂，工资低，大家都往外跑。

我不太在乎工资有多少，我要的是一个远离东干脚的地方。

我需要蛰伏，一个无人问津的地方正适合我的心境。

只要我会了一门工作，有了吃饭的工具，生活自然精彩。

我一定要会一门工作。

看着老乡们在车厢里兴高采烈，我在下决心，要与众不同。

没有人带我出来，我也不愿意去请求已经在广东落脚的同学或者村里的熟人给我照顾。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我想，这个时候，不是让他们看我窘态的时候。

我要护住自己的尊严。

年轻人无知无畏的自信、傲气、倔强，我表现得很彻底。我终究要自己趟出一条路来。困难那怕多得像一本书，风吹哪页撕那页，持之以恒，一切困难都像一张废纸一样无足轻重！我现在有这份勇敢，也只有这份勇敢了。

在广州换了车——广州站前路人山人海，摩托车、小贩、架子车横插乱穿，公交车、轿车、货车喇叭声响成一片，乱哄哄的闹腾喧嚣，带起烟尘。

广州像一个漩涡。

出城公路在高楼大厦间宛如山间峡谷中的小道，或者折来折去像一副小鸡肚肠。

但心里有点激动，终究，潮汕的海，越来越近了。

经过增城、博罗、惠州、惠东……过一个地方，对朋友的期待就加重一分。未来怎么样，我已经不想。我想的是工作，怎么工作，怎么对待工作。说潮汕话鸟语的乘客已经在暮光中昏昏沉沉，整个车厢里鸦雀无声。过了惠东，车窗两侧空荡荡起来，是夜色，是山，是无边田野，是海，我不知道。一片茫茫到天边。车厢里除了我，还有没有外省人，我不知道。人已到他乡，他乡就是战场，上就是了。

在海丰、陆丰地界不知行驶了多久，车在昏暗的平野上停了下来。

前面的车排成了队，像等待上岸的乌龟。

据猜——听潮汕话只能靠猜，前面广汕公路修路，不知道要堵多久。

下车，在朦胧的月光里找了棵大树，在树后面尿了水，爬上车，睡觉。

七月，并不炎热，反而觉得还有些清凉。

我已经离开了以东干脚为中心的生活，前途未卜，人困马乏，思想枯燥，与其担心前途怎样，不如痛快睡一觉。

5

我不知道，我走出这一步，是我七年流浪生活的开始。

等我从迷糊中抬起头，发现车窗外早晨的阳光灿烂。我使劲在飞逝而过的马路边的建筑外墙上寻找着潮阳、和平的蛛丝马迹，却徒劳无功。除了水田和路边零散的厂房，什么都没找到。到了潮阳，下了车，问司机。司机说已经到了终点站：棉城。再问司机，司机同是湖南人，稍显热情。和平镇已经过了。要倒回去，很近，只要两块钱车费。谢过司机，往台阶下走，一地光斑。夏风轻柔，抬起头，路两侧，木棉树浓荫如盖，间或有一棵小叶榕。阳光透过树叶缝隙，落在地上玻璃碎片般闪亮，羽衣般华丽。天空无云，蓝莹莹的，高远无极。他乡很好，只是我稍显孤独。

我本意是第一时间到和平文化站找马际云。

然而，我找到的是少华的家。

马际云在文化站打临时工，上班不固定。我去文化站，他没在。他不在，就无处可觅。我在和平镇政府门前的街上溜达了几圈后，再进去找，还是没找到他。六神慌张，又反复几次，最后终于在文化站遇到了一个浑身沾满彩漆的工作人员，问了后得知马际云已经好几周没来文化站露面了，联系不上。

时间已经到下午四点，太阳偏西了。我还没有落脚之处，人生地不熟，急了，记起了住沙陇浩溪的少华。我必须在天黑之前找到一个熟人，不然今夜无魂。在三角路口，看到了去沙陇的面包车，问了卖票的年轻人，得知浩溪村就在沙陇镇上。另一个乘车的皮肤黝黑的中年大叔热情地说：下了车，找一部单车送我去。潮汕人眼睛里都是精明的光芒，但并不像传说中那样排外。

浩溪村不是东干脚那样只有百来号人口的小村庄，是一个有三、四百户人家的大村庄。所有的房子，都一模一样。全村人都姓郑，光叫少华这个名字的，不下十个人。骑着单车驮着我的庄稼汉大叔幸亏是个本地人，带着我穿街走巷，逢门就敲，逢人就问，问了不下十条巷子，找到了好几个少华，都不是和平中学教书的少华。太阳西下，霞光红了半天，我心里鼓起了浪，拔凉拔凉。踏上他乡的第一步，落脚都好难。

还有两条巷子。大叔安慰我。

望向那一条深深的巷子，空荡荡的，狗都没有一条，一眼望到底，外面是长满水葫芦的池塘，绿得发沉。

潮汕人并不像老家人，黄昏的时候在屋前屋后忙来忙去，喂鸡喂鸭。他们进了家门，反手关门，就不再出来。他们不喜欢街头巷尾交谈，喜欢在屋里围着茶桌喝茶聊天。

幸运的是，接近巷子尽头的时候，终于找到了在和平中学教书的少华的家。

少华不在家，迎我的是他的弟弟少功。

少功是个戴眼镜的皮肤白皙十分斯文的少年，十六七岁，中学生的样子，斯文秀气，见了我很惊奇，迎了我，嘴张大大的，还帮我付了二十块车费加带路费，跟车夫说了谢谢，便领我进屋。

少华的家进门有个天井，天井里有口井，向南一座雕花大门，绿红黄相杂，进去，又是一个带回廊的大天井。天井里有一台假山，假山的石头被水浇得湿漉漉的。两边是厢房，天井之上是中堂，中堂的大梁雕龙镂凤，花花绿绿，十分讲究。靠北屋角暗淡处摆着乌紫的船木茶几。少功在里面坐下来，让我别见外，点亮煤油灯，开始煮水泡茶。

我饥肠辘辘，铁观音茶水浓如墨汁。

几杯下去，便觉得头脑昏沉，如同醉酒。肚子难受，有爪子抓一样，感觉初来乍到，碍着脸面，不好意思拒绝，硬着头皮一杯一杯喝。

少功见了，笑着夸奖我：你厉害，外地人没喝过这茶的，一般喝一泡就醉茶了。

哎，他这不就是在说我嘛！

临近晚饭时间，少华才骑着大黑铃木回来。

少华高高大大，满脸胡茬，T裇牛仔裤，目光炯炯，很精神的样子，说话声音却是低沉嘶哑。

少华是物理老师，按他外形，教体育更有说服力……

在少华家安顿下来——其实很惭愧，我走了两千里，并没有带来一份礼物。除了我一副躯壳，我身无长物。坐下来一聊，少华认识马际云，不很熟罢了。他觉得马际云门路多，和平工厂多，找工作的事，马际云应该有办法。

我空手来到潮汕，冥冥中也注定了我空手离开潮汕。

我当初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层因果。

在少华家住的几天，他们给了我最大的体面，是我在潮汕地区生活最温馨的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