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无形中影响了中国作家的创作心态，他们从“被落后”的纠结中走出来，重获了应有的自信与从容。他们开始心无旁骛，或者说自由率性地思索、书写。2013年的河北中短篇小说创作，可以在这样一种框架内进行梳理。这并不是说，作家们又关起门来搞自己的一套。不是，在他们的作品中，你甚至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他们对各种门派创作经验不拘一格的汲取，但是，这里面有积极主动的取舍。正如鲁迅所说，是“拿来”以为滋养，健壮自己的骨骼，从而以更出众的膂力投掷出更远长更优美的弧度。

　　政治与小说的关系曾经被绝对化，好像只有远离政治才能写出好小说。其实，这是对政治的误读，也是对文学的误读。政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文学没有必要刻意回避，也无法真正回避。一个好的作家，一定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来讲述他自己心目中的政治。政治有好多层面。杨守知的中篇小说《于道生的渔网》(《长城》2013年第5期)写的是政治中的官员。从结局看，于道生是一位因公殉职的模范公务员，是一位英雄。但是，作者并没有把他美化。相反，于道生平素里甚至有些算计，有些委蛇。县长捞政绩，执意引进重污染企业。于道生因为县长“要提拔他”的口惠，不敢拒绝。同时，他的内心又充满痛苦、自责。作品中人物内心复杂情绪激荡回旋的过程，引人思索回味，达致净化心灵的效果。刘荣书的短篇小说《浮屠》(《人民文学》2013年第8期)，重新讲了一遍很多人讲过的计划经济年代有关粮食的故事，但是，作者讲出了一些新意。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把自身讲述成精神性的存在，效力更显现在儿童身上，就像幼年的苏双，指着远处粮站的粮仓惊呼“塔——”。粮仓，不管属于粮站还是属于家庭，都同样是盛放粮食的空间，与精神性的“塔”不是一回事。《浮屠》最后，幼年的苏双“失手”打死了陈武。很难说这寓示了什么，但它确实又让人联想，一个过于刚性的政治，很容易制造个体悲剧。

　　青春可能与小说最近。青春富于激情，富于想象，小说也是这样，一部小说若是没有激情与想象，读起来就跟口里塞进一块蜡一样了。2013年的河北青春写作值得关注。张楚俨然是老作家了，可实际上他十分年轻。张楚的年轻，除了年龄意义上，还特别在他的状态上。如今有的作家很容易就成熟起来，世故起来。张楚却始终很文学。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或许有所失，但更有所得，他全身心、全方位的文学状态，让他深深沉浸在文学世界里，可以使他的文字更纯粹，使他的文学之路更久远。张楚的中篇小说《在云落》(《收获》2013年第5期)，写了一个伤感的青春故事。“我”是北京某高校的讲师，常年处于高度失眠状态。为了修养身心，“我”从北京来到小镇云落。云落镇十分安静、悠闲，特别是身患绝症却天性乐观的表妹和慧能做一手可口的饭菜，对“我”十分体贴。受其感染，“我”的失眠不治而愈。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表妹病情加重并最终早逝，云落镇似乎静谧、纯朴的外表下也渐渐伸出其尖利的猫爪。住在对门的医生苏恪以，可能是个杀人犯；他的诊所为了暴利，任意处置人的身体、甚至生命。“我隐隐约约听到楼道里有脚步声，接着是钥匙开门的声响……难道是苏恪以半夜来了？我强迫自己躺在床上数山羊，一只、两只、三只……等山羊多得能开牧场了仍无比清醒。我意识到，我的失眠症又他妈犯了。”张楚的小说使青春想象内涵极度扩张，它包含了这个时代的一些病相、焦虑。让我们感受自己，感受生活，让我们躬身自省，寻找心灵的月光。孟昭旺的短篇小说《去上庄》(《青年文学》2013年第11期)写了一个七八岁小孩眼中的上庄。上庄住着姥姥一家。姥姥岁数大了，主要惦记着自己吃的东西。她为了自己的合子不翼而飞十分着急。她怀疑是被大舅妈偷吃了。大舅妈据说命很硬，“克”死过三任丈夫。可是，舅妈年轻时很漂亮，一下子就迷住了大舅，非她不娶。巴斯舅舅很另类，不事生活，喜欢吹口琴，整天流浪在外。小姨长着一头浓密的头发，编成两条长辫十分漂亮。一个收头发的外乡人高价收购不成，居然在上学路上拦住小姨强行剪跑了。小姨痛彻心扉，整天以泪洗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写了一场少年启蒙。在这样的乡村生活中，“我”接受了人生第一课。乡村的生活有些贫穷，有些丑陋。可它又是具体的真实的。他将伴随“我”终生，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张敦的中篇小说《枪枪三人行》(《西湖》2013年第6期)，给人以现代版《西游记》感觉。作者以类型化手法写了三个青年人的故事。他们有的是在读大学生，有的是刚毕业就失业的大学生，生活无着，情绪激烈。小说的叙述很有章法，很老到，只是情节处理有些简单。作家要看到生活中的病象，更要有一颗耐烦之心，陪着小说中的人物寻找生活的希望。这是张敦应该加以思考的。

　　近年来，河北的女性写作势头颇健，2013年依然是这样。总体上说，与男性写作的意象繁芜相比，女性写作呈现出温情与澄明的色彩。何玉茹的短篇小说《我们的小姨》(《当代》2013年第3期)写了一位充满母爱、充满精神向往的老人——小姨。她过一段时间就要离开都市，千里迢迢坐火车到北方一个小镇上，和她常年资助的孩子们一块住上十天半个月。她说孩子们需要她，她也需要孩子们。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让人有了更多选择的空间，追求更宽阔的精神世界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向往。大概正是这种社会环境演变改变着作家，也改变着何玉茹。从前，何玉茹的写作中或多或少有一些所谓现代性焦虑，作为一个来自乡村的作家，改变身份、融入城市的想法让她的写作显得有些不够从容。后来，她逐渐克服了这种焦虑，特别是近些年，像她的长篇小说《葵花》、短篇小说《看戏去》等，叙述收放自如，完全找到了的心我合一的自在感觉。《我们的小姨》更是这样。曹明霞的短篇小说《冬夜烛火》(《清明》2013年第4期)，篇幅不长，却有如一帧市井风俗画。木器厂工人刘木森家有四个女孩，都是上学年龄，每天晚上要写作业。可是，他们这片电线杆朽断了，没了电，孩子们只好点蜡烛。蜡烛照的地方小不够孩子们用，更主要的是还费钱。刘木森找到电厂要求修电线。结果跑了很多次都无功而返。后来，刘木森决定破费请电厂师傅喝一顿，师傅们也终于替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小说结尾，电厂的赵师傅和木器厂的孙把头等几个人围坐在刘木森家的炕桌旁热热闹闹地喝了一场酒。酒桌上的蜡烛点完了，“四玲走了进来，她的两只小手，捧着一只点燃的‘磕头儿了’(‘磕头儿了’是民间叫法，很细小的红烛磕头间一点就了)，那还是她过年时，给自己省下的，藏着以备再用。四玲奶声奶气，她说赵叔叔，赵叔叔你们别走，吃吧，吃吧，用我的‘磕头儿了’，明天，给我们家整点电就行……如豆的小红烛，把她的小手映得通红通红……”作者不动声色，把种种人物关系，人物心态呈现出来。言词之外，留给读者极大的思索空间。清寒的短篇小说《七宗罪》(《山花》B版2013年第5期)有很浓的诗化倾向。七个小标题引出七个故事。每个故事都写得很简约，笔力没有用在故事的铺排上。不过作者却营造了一个很独特的氛围。它让读者跟随着她暗暗体味深藏于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色欲、懒惰、贪食、嫉妒”等各种欲望。欲望是人性的根本组成部分。要紧的不是消灭欲望，而是如何面对它，如何更好地与之相处，从而让我们的生命更健康，更完美，更自由，更有尊严。王霜的中篇小说《尘埃里的欢畅》(《长城》2013年第4期)讲了一个情爱故事。小艺喜欢一见钟情的感觉。上高中的时候，因为和母亲赌气，她离家出走跑到北京，邂逅了小伙浦马。她被浦马的不修边幅和花言巧语所打动，迷上了他。小说讲述了他们之间感情发展的过程，讲述了他们相约再见，期待能够牵手终生的美好愿望。在今天，把一个情爱故事讲通有一定难度，讲出些特点，让人能够记住就更难了。王霜把一段感情放到七年的跨度里慢慢发酵，同时把牵手留给未来，使它显得郑重，也让读者愿意相信它接受它。海莲的短篇小说《雪色飘香》(《北京文学》2013年第6期)讲述的是一个苦难中的温情故事。春燕父亲早故，为了供弟弟读书，她早早辍学去镇上卖山药鱼。钱要一角一角挣，日子要一天一天过，生存是现实而艰难的。但是，在这生存的艰难里，春燕遇到了善良的“女人”，她疼惜这过早离家谋生的女孩，她送给春燕棉手套，棉衣服。素昧平生，非亲非故，只是觉得春燕生活不易，就给予热心帮助。这确实温暖了春燕，让她感动。也许春燕的命运并不会因此有什么改变，她还要继续艰难的生存。作者也无意于做这方面的推演。但是，艰难的生存里有了这份温情与没有是很不一样的。它可以让人在绝望时重获勇气，可以鼓舞人反抗命运甚至改变命运。夜子的短篇小说《体香》(《小说林》2013年第3期)表现了女性写作对于自我的看重。姚丽非常漂亮，更主要是“她身上散发出的一股茉莉花的香味”。可悲的是，体香没有为她带来好运，相反，却使她过早凋零。小说似乎在诘问我们的社会何时才能学会理解女性、尊重女性。徐广慧的短篇小说《浮生》(《小说月报》原创版2013年第11期)讲述了一个精神抑郁症患者。徐广慧来自乡村，熟悉乡村并且情系乡村，她的中篇小说《寂寞的村庄》显示出她的敏感与锐气，长篇小说《运河往事》显示了她对乡村生活的熟悉与关注。《浮生》可以看出她试图突破原有创作格局的努力。每个有出息的作家都不会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关键是如何处理好自己熟悉的生活题材与突破自我的关系。我个人觉得，深挖自己熟悉的园地也不失为突破自己的一种方法。

　　本年度还有一些小说写出了自己的特色。比如，刘金星的中篇小说《一二三四像首歌》(《长城》2013年第2期)，叙写了军营演出队女兵的五彩生活；左小词的短篇小说《跟南风有关的日子》(《长城》2013年第3期)，叙写了“我”在南风镇的生活片段；常聪慧的短篇小说《最后的一双水晶鞋》(《北京文学》2013年第8期)，讲述了“他”与女房客之间的一段心事；讴阳北方的短篇小说《白鱼》(《长城》2013年第1期)，讲述了渔村少女百花生活中的一段遭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