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王良瑛老师著述颇丰，其中不乏诸多珍品，我也未得机会拜读。在此，我只就他的两部短篇小说《错行》与《棋人》，略陈自己浅薄的认知与感想。

说来惭愧，以我的文学素养与学识，原本我是没有资格，说得更直白些，是没有那个水平评论王良瑛老师作品的。所幸的是，我是他的学生，倘若我的评论有不当或错谬之处，主要责任在我，是我未能学得透彻，没学到老师的真本事。但细细想来，老师也免不了要担几分次要责任的，最起码说明他教我的力度还差些火候。于是，我便有了几份胆量！

王良瑛老师的短篇小说《错行》，原发表于《人民文学》2022年2月号，《新华文摘》2022年24期转发，《小说月报》（大字版）2022年12期转发。

《新华文摘》是目前国内被誉为“中国学术风向标”的大型理论性、综合性、资料性期刊，是“集千家精华，成一家之言”，帮助党、政、军、学、商社会各界的读者以少量的时间获取大量优质信息，把握哲学、文学、社会科学前沿与理想理论脉动的重要刊物，作为短篇小说，能在《新华文摘》上被转载，从某种意义上说，比在《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上转载更为不易。

良瑛老师的小说《错行》，不仅原发刊物《人民文学》是国内文学期刊的顶端，转载的《小说月报》也是万里挑一的期刊，那么，《新华文摘》予以转载，更是不可多得的凤毛麟角，真可谓“一部星月相映的经典之作”。

王良瑛老师的短篇小说《错行》，本身就如同一枚精雕细镂的印章，方寸之间，气象万千。它以“刻字社”师傅欧阳一且那看似平淡无奇的工作与生活为“印石”，以“错行”这一独特而深邃的意象为“刻刀”，凿出了一幅关于技艺、存在、秩序、精神世界与生命温情的微妙“浮雕”。小说超越了单纯的匠人故事，构筑起了一个具有多重解读可能性的宽阔的意象空间，其文学性、艺术性、社会性与故事性交相辉映，共同指向了社会与个体之间存在意义及其哲学思维，成就了时代背景下“星月相映”的、一部有着深爱意义的经典之作。

（1）一个精神肖像的深度刻画

王良瑛老师小说《错行》的价值与意义，首先体现在它的文学性上，这是毋庸置疑的。良瑛老师用他精湛的符号系统和深刻的文学思维，构建了“错行”一词，又在欧阳一且的私人词典中，将“读错行”的字面意义，升华为一个囊括“错误、偏差、不恰当”等一切非理想状态的哲学范畴。这如同一件私人定制的衣服穿在欧阳一且身上完全合身一样，预示了小说主人公内心存在着一套与外在世界不尽相同的精密法则。他的整个世界，包括精神世界，是由印章的线条、棋盘的经纬、戏文的板眼所构成的。

篆刻之“刻”，棋局之“弈”，听戏之“迷”，这三种贯穿欧阳一且生活乃至生命的主体行为，并非简单的个人爱好或职业的特殊要求，而是良瑛老师的匠心独运，百分之百地成功描绘了塑建自我、确认存在、抵御虚无的三重人生意义的“隆重”仪式，使主人公达到了一种无懈可击的有血有肉的鲜活人物。

篆刻，是欧阳一且与物质世界对话的最基本的方式。他刻“印”时，需要“运气”，需要“眯上眼，琢磨”，这不仅是技术准备，更是精神准备，是使冰冷“印材”获得灵魂即精神的“祝圣”或者说“祈祷”的过程。他对公章的严格审视，对自我作品“错行”的苛刻判定（即便无人能察），都体现了一种近乎偏执的“技艺伦理”和人格的铁律。主人公这种近乎苛刻的对其作品的要求与内心的理想与执念，达到了人物性格与社会环境的高度统一，任何外在的干扰（雷声、救护车声）导致的细微“偏差”，都是对他个人性格与社会环境、社会秩序的亵渎，他也为此并且必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重刻、付费）。

象棋，则是欧阳一且理性秩序与内在智慧的一个演练场。可以说，象棋棋盘是抽象化、规则化的人生沙盘，欧阳一且在其中运筹帷幄，追求的是逻辑的完美与结局的明朗，而不在输赢。他提前言和，是洞悉大势后对对手的体面与慈悲，其行为本身已成为一种尺度，一种风度，一种大度，一种被棋友们认可并尊崇的崇高仪式。这是下象棋的对弈双方一般达不到的境界。

听戏，尤其是迷恋程派青衣筱菊媚，则是其情感与审美世界的一个出口。在这里，欧阳一且不仅是听众，更是精神的参与者与共鸣者。戏文的悲欢、程腔的幽咽婉转、对筱菊媚偶像的爱恋，小说都作了精妙地艺术呈现，既满足了欧阳一且对“美”与“情”的隐秘渴求，同时也满足了读者对“美”与“情”的隐秘渴求。良瑛老师在描写筱菊媚送给欧阳一且戏票的细节，同时写出并建立了艺术创造者（王良瑛和筱菊媚）与最忠实欣赏者（欧阳一且和广大读者）之间一条纤细而珍贵的纽带，使小说获得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成功。

小说《错行》通过这三重仪式，将一个在狭小物理空间（刻字社）和固定生活轨迹中，凭借高度专业化的技艺与高度个人化的趣味，塑造了一个辽阔、有序、充满仪式感，令读者内心既怜悯又喜欢的小人物。他的近视，既是生理特征，也是隐喻对日常世界的“模糊”，反衬出在精神领域对事物“极度锐利”的非同一般，立体地雕刻出欧阳一且这样一个极为平凡而又高大的人物形象。

（2）意象与氛围的艺术营造

小说《错行》的艺术性，彰显于良瑛老师沉稳克制的叙事美学。全文节奏舒缓有致，如程派唱腔，一板一眼，含蓄内敛。叙事时间高度集中，主要聚焦于两次“失手”事件及其涟漪，尤其是第二次由筱菊媚生病引发的心理波澜。小说避开激烈的外部冲突，转而深入人物内心最幽微之处，用大量的细节、动作和心理暗示往前推进。

良瑛老师的文学作品，在“意象”的营造上颇具匠心，手法独到，耐人品读。其短篇小说《错行》，对意象的运用更表现出精妙考究，如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星月”，是统摄全篇的“核心意象”，承载着作品的“内核”，可谓小说的“题眼”，亦是整篇小说“画龙点睛”的关键所在。当欧阳一且在医院外荒草地里，因担忧筱菊媚的病情而仰望夜空时，看见了“月亮旁边跟着星星”，并且挨得很近，瞬间联想起“要死人”的民间禁忌。这一刻，天文现象、民俗心理、个人情感上的焦虑与对美的载体（筱菊媚）可能陨落的恐惧，交织成一张巨大的象征之网。星与月，既是天上实景，也隐喻着欧阳一且与筱菊媚两个人一个是寂寥的、固守一点的“星”（刻字匠），一个是璀璨的、被众人仰望的“月”（名演员）。他们分属不同的轨道与世界，却在他的精神天穹中构成了紧密的关联。后来证实虚惊一场，筱菊媚康复登台，他心头的阴霾散去，再回味“星月之象”，便觉得当初的恐惧是“无聊的乱掰”。但小说并未止于此，结尾处他应记者之邀，主动刻下并提供的“印文”，恰恰就是“星月”二字。这枚印章，成为他对这段情感波澜的最终艺术化的凝结与升华。星月相依的构图，“星托月，月托星”的阐释，已洗尽恐慌，化为对一种遥远而美好关联的确认与礼赞。从恐惧的源起到艺术的结晶，“星月”完成了意象的完美闭环。

小说《错行》氛围的营造依赖于对特定时代与环境（虽未明言，但带有计划经济末期县城风貌）的细腻白描：服务公司下属的刻字社、县工会文化宫的周末棋局、反复上演的剧团海报、街谈巷议……这些背景不仅提供了故事发生的可信空间，更渲染出一种略带封闭、缓慢、人际关系熟悉的“小城氛围”，为欧阳一且这类高度内向、专注技艺的人物提供了存在的土壤。

（3）尊严与焦虑交集意义的匠人精神

小说的社会性是小说故事、情节的方向与目标，以细小的切片照射社会的侧面，让个体的悲欢链接群体的悲欢，让方寸叙事有了社会的重量和人文的温度，是作品穿透时空的真正力量。王良瑛老师的小说《错行》，其社会性是深厚而含蓄的。

首先，小说《错行》是一部关于“匠人精神”的寓言。欧阳一且代表的，是一种在机械化、标准化尚未完全普及之前手工时代“业精于专”的职业道德和伦理的时期，他的工作关乎“信”（公章）与“雅”（私章），这就要求他必须集技艺、责任、审美于一身。他对“错行”的零容忍，是这种职业道德伦理的极端化体现，是对浮躁与将就发自内心的坚决而无声地抵抗。在强调集体、淡化个体的时代语境中，欧阳一且通过极致化的个人技艺，顽强地标识着自我的存在价值与不可替代性。

其次，小说描绘了一个基于尊重与认可的微小社群群体。在刻字社，他是“且师傅”；在棋室，众人为他“留桌”，尊他为“冠军”；在戏院，他是被名角隐约知晓的“忠实捧场者”。这些社会身份虽然边缘化，却稳固，为他提供了基本的社会归属感和尊严感。他与赵师傅的默契，与棋友们的君子之交，与筱菊媚之间那束跨越阶层与职业的、单向而纯净的欣赏目光，构成了他社会关系简单却足够温暖的全部，反映了在那个时代社群关系中，技艺和品行是如何成为个人获得尊重的通行证。

第三，小说深层次地触及了普遍存在的那种时代特有的“社会焦虑”与弊端。欧阳一且的生活轨迹高度固化，甚至到了刻板的程度。他如何对抗日常生活的重复与可能的其它？答案正在于他将本职工作（刻字）、业余爱好（下棋）和精神寄托（听戏）全部提升到“艺”与“道”的层面。他在这些活动中所追求的，不是功利结果，而是过程的完美、内心的秩序以及与更高价值（美、智慧）的连接。所以，他的生活表面单调，内里却丰盈饱满。他的“错行”理念，我认为是一种哲学，并且是一个人乃至一个时代普通百姓群体的哲学。正是这种意义的折射，他必须通过不断确认和修正“正确”与“完美”，来锚定自身存在的意义坐标。

（4）情感暗流与升华的结局

作为一篇小说，《错行》的故事性看似平淡，实则暗流涌动，充满内在的强大张力。其核心悬念并非惊心动魄的事件，而是人物的内心轨迹：一次意外的救护车鸣响，如何像一颗石子投入欧阳一且平静的心湖，激起远超常理的涟漪？我在捧读的过程中，紧跟欧阳一且的心理与视角，经历从听闻消息后的“心里划了一下”，到确认海报的“心空了”，再到棋局“昏着”的失常，直至深夜医院外徘徊，荒草地独坐望月的忐忑。这一系列行为，层层递进地揭示了他对筱菊媚的关切之深，已超出了普通戏迷的范畴，成为一种深植于精神依赖的情感牵挂。而我，或许他人，又何尝不也是曾经有过？

筱菊媚的健康危机，暂时打破了欧阳一且井然有序的生活与心理节奏。下棋时的“昏着”，是理性秩序被情感焦虑击穿的直接证明；医院外的徘徊与观望，则是他试图靠近那个照耀他精神世界的“月亮”，却又因现实距离和身份隔阂而却步的矛盾写照。这段情节，是欧阳一且封闭内心世界的一次罕见“外露”，让我们窥见其冷静、克制外表下涌动的温热情感。

故事的结局是温暖而富有诗意的升华。筱菊媚的康复与重返舞台，是对欧阳一且情感焦虑的释然与解放。 《锁麟囊》的精彩演出，不仅恢复了艺术的盛宴，更修复了欧阳一且内心的秩序。而接受采访并提供“星月”印文，则是他主动将这段私人化的情感波澜与精神际遇，进行了一次创造性的转化与公开的表达。那枚印章，是他技艺的展示，更是他情感的物化与哲学思想的凝结。赵师傅说他刻那枚印时“两眼一直灼灼放光”，这正是情感与技艺完美融合、精神得到抒解与升华的瞬间。新闻报道中的“星托月，月托星”，既是对印文及章法巧妙的解读，也可视为对欧阳一且与筱菊媚（或更广义的，匠人与艺术、个体与美）之间关系的某种隐喻：彼此遥望，相互映衬，共同构成一片颇有意义的精神天穹。

王良瑛老师的小说《错行》，我是看了一遍后开始写评论即这些文字的。评论当然是初稿。初稿写完后，便放起来“沉淀”。这个“沉淀”是我的习惯，也是我写文章的一个“秘密武器”，只要条件允许，我都是采取此法，“沉淀”一段时间后再行修改。但王良瑛老师是大家，又是我的老师，对他的作品要进行评论，我必须慎之又慎，一个小心加若干个小心的，我不但用了我的“秘密武器”，采取了读原著——“沉淀”——再读原著——再“沉淀”反复三次之后才正式修改的。

《错行》确实是一部以简驭繁，韵味深长的杰作。通过一位县城刻字师傅的微观人生，探讨了关于技艺、存在、社会秩序乃至人生意义的宏大命题。小说主人公欧阳一且的“错行”意识，是其守护内在精神世界完整性的壁垒；而他因外界干扰（雷声、笛声）产生的“失手”，以及随之而来的纠错行为，恰恰彰显了人在面对偶然与无序时，试图恢复秩序、坚守意义的可贵努力。小说最终告诉人们，人生的“正行”或许并非一条毫无偏差的直线，而是在意识到“错行”的可能，并勇于面对、修正甚至升华它的过程中，个体如何通过专注的技艺、深度的审美和内在的秩序，在有限的条件和时间空间里，开拓出无限丰饶的精神疆域，并由此获得尊严、温暖与个体的存在。那枚见报的“星月”印章，不仅是欧阳一且艺术成就的点缀，更是其精神世界的一次灿烂曝光，在浩瀚的人间天宇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不容“错行”的独特位置。

（十二）

如果说王良瑛老师的小说《错行》最终告诉人们的是一个深刻道理，即人生的“正行”或许并非一条毫无偏差的直线，而是在意识到很有“错行”的可能时，却仍在勇于面对、修正、甚至升华它的过程中，如何通过专注的技艺、深度的审美和内在的动力，在有限的条件和时间空间里，开拓出无限丰饶的精神疆域，并由此获得尊严、温暖与个体存在的意义，那枚见诸报端的“星月”印章，不仅是欧阳一且艺术成就的点缀，更是其精神世界的一次灿烂曝光，在浩瀚的人间天宇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不容“错行”的独特位置。那么，王良瑛老师的小说《棋人》，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拥有棋局、时间与存在三重辩证关系的份量很重的佳作。

小说《棋人》，原发表于《上海文学》2022年6月号，《小说月报》2022年8月号，《小说选刊》是2022年11月号转发。

多年间，我一直订阅着《中篇小说选刊》，引起我特别重视且印象最深的是1984年的第六期，即年末版。那一期，给了我莫大的震撼，尤其是前三题的排序，我至今记清清楚楚，张承志《北方的河》头题、冯骥才的《神鞭》排二，阿城的《棋王》第三。这三部中篇小说同时获得了1984年度该刊的“优秀中篇小说奖”。刊物收到时，我看的第一篇是《棋王》，尽管它是三题，因我对象棋的偏爱，三题便成了我的首读，然后才读了《神鞭》与《北方的河》。那年我聘请冯骥才先生担任潍坊市文联《风筝都文艺》的名誉主编，并请潍坊市委齐乃贵书记亲自给冯骥才先生颁发聘书。之后，我便与冯骥才先生专门议论过《神鞭》，谈了自己的很多想法。阿城的《棋王》我是连着看了两遍的，是连着看两遍。当时我就感觉到《棋王》小说的主人公王一生别看是个中学生，但在阿城的笔下，他没有一般中学生在那个年代的狂热与激情，而对于他，则是对乱世烟火乃至个人沉浮的轻视或者蔑视，唯有一盘棋子，才是安放心中不被俗世磨碎的一份清宁。我当时就想，这个王一生，简直不是人，而是一位“棋仙”。我后来的小说《酒仙》，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棋王》很多的启发。

读了王良瑛老师的《棋人》，我自然而然就想起了阿城的《棋王》，王良瑛老师的《棋人》与钟阿城的《棋王》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如果说钟阿城写了一部关于“棋圣”或“棋仙”的“棋人”小说，那么，王良瑛却是写了一部手法更新、思路更宽、立意更高、意境更妙的“棋人”小说，我认为是——“弈道之神”。

（1）

说实话，我应该算得上是一个棋迷，围棋略懂，擅长象棋，并且也曾与王良瑛老师作过对弈。与王良瑛老师下象棋的机会不多，有两次是他到我工作单位出差，我就借机留下他住一晚上或两晚上，目的是请他指点我的文学创作，但总不能那么严肃正规，也要找点娱乐，那便是下棋。与良瑛老师下象棋。大都在晚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略作消遣，在下棋的欢乐中打发一天的劳累；论论输赢，看谁的棋艺更高一筹，换得围观者阵阵欢呼与唏嘘，我们对弈二人从中获乐。

在汉语的智慧里，“棋”，尤其象棋或围棋，从来不止于“纹枰”上的厮杀与输赢。而它，则是一片微缩的世界，一种凝练的生与存的隐喻。王良瑛老师的《棋人》，正是以棋为镜，照见的是技艺之外更为幽邃的生命景深。这篇小说之所以能在《上海文学》发表又同时被《小说月报》与《小说选刊》慧眼识中，不仅在于它讲述了一个关于传承与悟道的故事，更在于它通过精微的叙事构建，将一方棋盘升华为一个充满东方哲学思想的诗意空间，探讨了技艺与天道、有形与无形、短暂与恒久之间缠绕的辩证关系。

《棋人》的艺术魅力，首先在于它构建了一套深邃的象征系统，而人物自身便是其中最精妙的隐喻。主人公“白眉”先生，是“一头墨黑的头发，两道雪白眼眉”的，这形貌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一种和谐的对抗。这黑与白的并置，恰如围棋棋盘上的明晰双方，又如象棋棋盘上的楚河汉界，均是生与死、动与静、显与隐的初始分列。“白眉”居于高山村落，平日是拉风箱烧水的寻常老者，唯有在特定的时空（雪日、棋室）才展露“奇人仙相”。这种“隐于市”又“显于时”的存在状态，暗示着真正的“道”并非高悬于世外，而是潜藏于日常生活的琐碎之中，等待恰当的机缘显现。他教导向天凯的方式，是“只下不讲”，以百盘和棋为无声的教材。这“和棋”的状态，超越了世俗胜负的二元对立，而是指向了一种更高的平衡与圆融。及至向天凯改名为“向天昧”，“天凯”是朝向胜利与光明，而“天昧”则意味着对天道幽深之处的体认与追寻。名字的更改，标志着他从追求棋盘上的“有”（胜负、技法），转向领悟人生棋局中那更广阔的“无”（道、境界）。

（2）

与人物象征相呼应的，是小说对“时间”充满张力的处理。白眉的教学，是以一种近乎奢侈的“慢”来对抗功利时代的“速”。每周一盘，两年百盘，每一步都被记录、复盘。这种慢，不是停滞，而是精深的沉淀。它令人想起古代匠人“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和“铁棒磨成针”的功夫。然而，在这缓慢的线性时间内部，却蕴含着另一种时间形态——“棋局时间”。在棋局中，时间被空间化了，每一步都是对未来的布局，也是对过去的回应。“白眉”所言的“一步两步步步有，三盘五盘盘盘无”，正是对这种时间哲学的凝练表达。“步步有”是具体的招法、是形、是当下；“盘盘无”是整体的战略、是神、是消逝于过程后的空灵。当向天凯复盘那一百张棋谱时，他是在重访一段被物化的时光，也是在破解“白眉”编码于时间序列中的无声教诲。最终，这庞大的、具体的时间投入（两年），凝结为那副无法更改的对联和一次认知的飞跃，完成了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顿悟与升华。

《棋人》这部小说最深邃的文学优势，在于它通过对“棋艺”的极致书写，触及了“存在”的本质问题，完成了从“术”到“道”的审美超越。象棋在此不仅是爱好或竞技，它是人认识世界、安顿自我的方式。向天凯初学时，将棋子视为可供驱使的将士，渴求“痛快淋漓”的搏杀，这是将自我意志强加于对象的“有我之境”。侯老师的点拨——“下棋就是下棋”——开始了第一重祛魅，剥离了附着于棋上的历史演义色彩，使其回归本体。而“白眉”的百盘和棋，则是更彻底的引导。他并非简单地传授“不败之法”，而是通过创造一种永恒的“和”之状态，让向天凯在无数次看似重复的循环中，亲自体味棋局的无限可能性与内在局限，从而领悟“胜固欣然，败亦可喜”背后那份对规律与偶然的坦然。

（3）

《棋人》中那副“一步两步步步有，三盘五盘盘盘无”的对联，是小说的“戏眼”，也是其哲学高度的集中体现。它道出了东方智慧中“有”与“无”的深刻辩证。“有”是实在、是痕迹、是具体招法；而“无”是虚空、是意境、是整体战略。

棋盘上的“有”终将随着棋局结束而归于“无”（复盘记录只是亡羊补牢的痕迹），但对棋道精神的领悟，却从这具体的“有”中生出，进入一种形而上的、永恒的“有”。这正如《道德经》所言：“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小说的叙事，完美地服务于这一主题：它详细描绘了寻师、对弈、记录的所有的“有”，而将最终的悟道时刻，留白于向天凯“常常迷恋得不能自拔”的沉默研读之中，那不可言说的部分，正是“无”的疆域，也是在邀请读者一同参与意义的理解及其生成。

最终，《棋人》通过白眉、侯老师、向天凯三代人的传承，勾勒出一条从“争胜”到“守和”，再到“悟无”的精神脉络。它赞美了一种沉潜的、向内的、与时间深度交缠的生命态度。在一切追求速成与显效的时代，白眉式的“慢教”与向天凯的“苦研”，如同一曲清越的古典反调。棋局终会终结，记录棋局的纸张也会泛黄，但那份通过极致专注而抵达的、对宇宙秩序惊鸿一瞥的领悟，却可能照亮一个人的整个生命历程。良瑛老师以小说为器，承续了中国文学“文以载道”的古老传统，他载的不是伦理教条，而是那份于技艺中觅天道、于有限中求无限的诗意与哲思。这或许就是《棋人》这颗“未落之子”永恒的魅力所在：它永远悬置于胜负之上，在“有”与“无”的边界，闪烁着深邃智慧的光芒。

（4）

王良瑛老师的小说《棋人》，以我个人的观点，它是一篇扎根于中国乡土，但其叙事深度却与一些世界文学经典形成跨越时空实现共鸣的佳作。这种共鸣不在于情节故事的相似，而在于对人类共同“母题”的深刻触及。

一是良瑛老师的《棋人》与赫尔曼·黑塞《玻璃球游戏》实现的技艺即修行的共鸣。

《棋人》与黑塞的这部名作共享一个内在的中心“母题”，就是将一种高度抽象的游戏（棋/玻璃球游戏）作为探索社会（宇宙）秩序、完善自我精神修行的途径。

白眉隐匿于橡子林的茅屋，与卡斯塔利亚的“精英学校”一样，是一个远离世俗功利、专注于精神培育的象征性空间。这里传授的不是具体的“术”，而是统御精神的“道”。

白眉“只下棋而不讲棋”的教学法，与《玻璃球游戏》中大师们通过身教而非言传引导主角约瑟夫·克内希特的方式如出一辙。最高深的智慧往往无法直接言说，只能在实践中被领悟。

无论是白眉的百盘和棋，还是克内希特最终走出象牙塔，两者都最终超越了游戏本身的胜负与封闭体系，指向了更广阔的生命实践与服务。技艺的顶峰，是让人回归生活本身，并照亮它。

二是王良瑛老师的《棋人》与海明威《老人与海》的时空对话，即，过程就是意义。

在精神气质上，《棋人》与《老人与海》有着深层的呼应。桑地亚哥在与大鱼搏斗中展现的“重压下的优雅”，正对应着白眉与向天凯在棋盘上那种专注、平静而富有尊严的对抗。他们的“搏斗”对象看似是棋局或大鱼，实质上是自身的局限与命运的写照。

胜利形式的一致，即：老人带回的是一副鱼骨，白眉留下的是百张棋谱和一纸对联。两者都是具体形式的“空壳”，但都确证了主体在过程中所抵达的精神高度和尊严。“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的宣言，与 “盘盘无”却“步步有” 的哲学，都肯定了人在追求本身中确立的价值，超越了物质结果的成功与失败。

三是《棋人》与《道德经》“行不言之教”的哲学同构。

《棋人》与《道德经》“行不言之教”的哲学同构是最根本的文化血脉上的相似。《棋人》可视为《道德经》哲学思想的一次精妙叙事或诠释。

白眉作为导师的形象，完美契合了“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的理想治理者（教育者）状态。他通过创设情境（百盘和局）、提供材料（棋谱），让向天凯独立完成“悟道”，自己却隐退于幕后。

小说《棋人》的对联“一步两步步步有，三盘五盘盘盘无”，正是对《道德经》“有无之辨”的文学化诠释，具体的招法（有）服务并最终消融于整体的棋势与意境（无），而真正的内涵正在于对这二者动态关系的把握。

“大巧若拙”：白眉平日烧水老者的“拙”，与棋室中仙风道骨的“巧”，精妙地合二为一，正是“大智若愚”的体现。

《棋人》的文学价值，正在于它既深深植根于中国“道”的哲学传统，又以普世性的艺术形式，与世界文学中关于教育本质、技艺精神、人的尊严等永恒主题展开了对话。它像白眉手中的那盘和棋，本身是一个完满自足的世界，同时又向所有懂得“聆听”的读者敞开，邀请人们一同思索那棋盘之外、人生之中的“有”与“无”。这或许就是它能登上《上海文学》《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权威刊物，并获得广泛共鸣的原因。

为此，我向诸位隆重推荐，《棋人》是值得所有人认真拜读的一部精彩绝伦、富有深刻哲理的经典小说，它如同一枚精妙绝伦的“中国棋子”，稳健地落在了全世界人类共有的“精神棋盘”上，散发出熠熠生辉的智慧之光！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