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我们无论置身何处，周围都是人山人海和信息的海洋，即使在家中，信息也会幽灵一般出现在门把手上、电视里、电脑中，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信息更迭的速度大幅超越往昔，人们的愈发强烈的身份焦虑与亟须认同的文化价值感，伴随信息的爆炸与冗余，变得更为迫切与急躁。

　　同时，全球化作为当代经验已成无可辩驳的事实，无论政治经济的跨国影响、科技交通的发展连贯，还是伴随着商品、影像、餐饮、旅游等，人类生活的各领域正日益变成相似性更紧密的共同体。美国学者彼得·伯杰将文化全球化概括为：达沃斯商业精英文化、学院知识精英文化、麦当劳快餐文化、福音派新教等宗教性文化，在这四个轮子的带动下，躲在冰屋中的爱斯基摩儿童与中国山村里的放牛娃与纽约伦敦巴黎的孩子，一同坐在电视机前看同一场球赛。如此，人们如何定义自己的文化身份？尤其，背负语言使命的诗人，如何担承母语的曾经的骄傲与明日的前途？如今颇盛行的以十年为代际划分诗人群体，可以看成全球一体化、信息膨胀年代寻找认同感的例证。但作为诗歌概念的“80后”意义何在？众所周知，同属卯兔依次差一旬的蔡元培(1867年)、陈独秀(1879年)、胡适之(1891年)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北岛(1949年)、多多(1951年)、舒婷(1952年)、顾城(1956年)同为“朦胧”诗人，生年却跨越四五十年代。如此反观“80后”这一约定俗成的概念，对于诗歌文本与思想的意义，到底落位于什么视角与向度，值得反思与深虑。

　　我记起英国诗人奥登在《牛津轻体诗选》导言中的话：“每一代人先天的艺术才华的水平会有很大差别吗？没有生物学或数学定律能让我们作出这样的假设。伟大的天才是罕见的现象，然而没有哪种艺术完全是天才们的创造，像平原上隆起的火山口一样突然地遗世独立；最不可能如此的就是文学，它的媒介是语言——普通的社会交往的媒介。”在当代更为要命，马修·阿诺德意义的“文化”，F·R·利维斯推重的“伟大的传统”，无论在东西方，都遭受着史无前例的奚落与戏说，文化基本已蜕化为媒介文化。而在中国，伴随“改革开放”而成长起来的“80后”，正是媒介文化的产儿。

　　二

　　当我们谈论“80后”诗歌或诗人的时候，我们谈论什么？市场的便利、话语权的争夺、集体雀跃的冲力、华丽的时尚标签……这一切都是过眼云烟稍纵即逝，它缺乏诗学意义的内涵，与朦胧一代对特定历史的反思与担当，与第三代对经济变革之日常的拥抱与歌颂相比，“80后”的指向性与针对性不明，它仅仅道出了我们全部生于80年代这一既定事实，它无法准确描述这一代参差多样的作品风格，更无力洞察这一代内部存在的分化与写作道路的迥异追求。

　　身为同代人(这个“同一代”亦欠谨慎，我们身在一个快到动车组慢到牛拉车共存同一地平线上的国家)，我相信对“80后”概念保持警惕的同龄人不在少数。简单地被时代命名，加速冲入诗歌的表面史，还是以诗的内在律动去触摸时代脉搏，书写自己的时代？这个泥沙俱下的时代加身于我们的，我们是否在诗中给予过真正有力的回应？整体概念促成的所谓“代表诗人”与被无形遮蔽的真实存在，谁更切入诗歌的内里与骨髓？这代人如果说已形成不同的写作风貌又是什么，源于什么？BBS、QQ、MSN、博客……键盘与鼠标而不再是实体的笔墨等媒介的巨大变化，如何潜在影响着诗歌写作？最年长的“80后”已到三十而立的当口能否成为整代人写作迈向成熟的借口？

　　事实上，30岁，对有些人来说是开始，对有些人来说已结束，像兰波，30岁对他而言不是诗人而是一个二流军火贩的开始，噢，他20岁之前，便写下了坚实之作。总之，比迷恋、纠缠于“80后”概念的风言风语更为有效的是对文本及生成背景的深入，哪怕仅仅一个侧面，亦有助理解并反思这代人的诗歌写作风貌。因为，更重要的是如何书写这一代人隐藏于语言中的命运，而非简单被物理的年龄所命名。

　　三

　　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卡尔维诺写道：“我开始写作生涯之时，每个青年作家的诫命都是表现他们自己的时代。我带着满怀的善良动机，致力于使我自己认同推动着二十世纪种种事件的无情的——集体的和个人的——动力。”但是，“不久以后，我就意识到，本来可以成为我写作素材的生活事实，和我期望我的作品能够具有的那种明快轻松感之间，存在着一条我日益难以跨越的鸿沟”。

　　我对以代际划分的“80后”诗歌概念，并未停留于是否有效的简单讨论上，因为对这一命名的争议由来已久，再重复争论下去无甚意义，莫不如从既定事实出发往前深入一步。就我的阅读范围，不少“80后”诗人——很遗憾他们并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那几位媒体代表，从一开始就摆脱了简单的“民间”与“学院”的对立表象，同时又不拘泥于唯西方是瞻的话语言说方式，他们尊重自己知识结构下的所见所感，正在形成独特的声部和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