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在熙熙攘攘的莱比锡书展上,在同我的德文诗集出版者见面后,我就直奔东欧国家展区,因为东欧的文学和诗歌对我一直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还没有走近波兰展台,远远就看见诗人米沃什的大幅照片招贴,我这才意识到:今年是这位伟大诗人诞辰100周年的年份了!
为纪念这位波兰伟大诗人,波兰文学界和出版界把今年定为“米沃什年”,两大排特设的专柜里,展出了波兰文版的米沃什全集和其他好几十种出版物。见我在那里浏览、拍照,波兰展台的女士给我递来了有关材料,我一看,为纪念诗人诞辰100周年,在布拉格、莱比锡、维尔纽斯、苏黎世、巴黎、克拉科夫将分别举行六场大型朗诵会!
那么,在中国,在北京,能否也举办这样一场纪念性的朗诵会呢?多年来,米沃什的诗可是一直伴随着我们啊。——就这样,坐在那里,我边看材料,边陷入了回忆和沉思。我在想着这位诗人对中国诗人和知识分子的特殊意义。
米沃什,1911年6月30日生于当时属波兰领土的立陶宛维尔纽斯附近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早年曾在维尔纽斯学习法律,1936年出版诗集《冰封的日子》,之后在华沙从事文学活动,1939—1944年德国占领期间曾参加抵抗运动;战后出任波兰驻美、法外交官,但他于1951年选择了与政府决裂,此后旅居巴黎,自1960年起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斯拉夫文学,1989年后回波兰定居。米沃什的诗感情深沉,视野开阔,以质朴、诚恳的语言形式表达深邃复杂的经验,有一种历史见证人的责任感和沧桑感。1980年,因为他的全部创作“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揭示了人在充满着剧烈矛盾的世界上所遇到的威胁,表现了人道主义的态度和艺术特点”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正因为这个奖,米沃什进入到中国读者的视野。《世界文学》等杂志相继介绍了他的诗,但米沃什的诗真正对中国诗人产生影响却是在90年代以后;1989年,诗人绿原译的米沃什诗集《拆散的笔记本》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另外,也许更重要的是,正是人们在那时所切身经历的一切使他们意识到了这样一位诗人对他们的意义:
在恐惧和战栗中,我想我要实现我的生命
就必须让自己做一次公开的坦白,
暴露我和我的时代的虚伪……
——《使命》
这种看似直白的诗,却对那时的中国诗人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力量。的确,在那些难忘的时日,读米沃什的诗歌自传《诗的见证》,几乎它的每一句话都对我有一种触动:“我将本文命名为‘诗的见证’,并非因为我们目睹诗歌,而是因为它目睹了我们”。我想,正是被置于这样的“目睹”之下,中国90年代的诗歌重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米沃什素有“另一个欧洲的代言人”之称。这“另一个欧洲”,指的是一个有着丰富多样的文明和文化传统、而又饱受两个帝国(纳粹德国和前苏联)轮番占领、统治和瓜分的中东欧诸国。米沃什所经历的一切,尤其是他所经历的大屠杀、种族灭绝以及战后集权社会令人窒息的思想禁锢,促使他以笔来叙述二十世纪人类的噩梦。他在他的诗中这样说“我觉得人们从来没有讲述过这个世纪。/我们试着拥抱它,但它总是在逃避”。因此他不能安于那种先锋派的修辞游戏。他选择了一条艰巨的、需要以火和剑来开辟的写作道路。
我想,正是从这种充满了剧烈动荡、撕裂和压抑的“东欧经验”里,米沃什确立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职责,那就是通过发出属于人类良知的声音,“保护我们免害于巨大的沉默”。
当然,米沃什的力量不仅在于其道德勇气,还在于他的诚实和他那“近乎邪恶的智慧”,在于那种经常发生在他诗中的自我拷问和深沉而逼人的声调。在一首题为《诱惑》的诗中,诗人写到他来到山坡上眺望他的城市,并带着他的“伙伴”——他那凄凉的灵魂。诗中有着这样带有自我争辩意味的诗句:“如果不是我,会有另一个人来到这里,试图理解他的时代”。这样的诗一读我就不能忘记了。它在我们面前打开了另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都曾迷恋过的所谓“纯诗”写作和“不及物写作”的广阔向度。
米沃什的诗,就这样促使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他的出现,使我们对“诗人何为”这一命题,有了一个新的光辉的坐标。他那种“试图理解他的时代”的言说方式和语调,我相信,在中国也产生了广泛而深邃的回响。
这里,还要感谢那些米沃什的汉语译者。2002年,诗人张曙光译的《切·米沃什诗选》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使我们更多地了解到米沃什的晚后期创作。在其晚年,米沃什以那种罕见的“帕斯卡尔式的热情”,不仅更为深入地探讨着个体存在的问题,也在对时代的关注中闪耀着一种“激浊扬清”的精神力量。同时,面向那逝去的世纪,他在他的诗中正如他自己所说“努力让我这代人的幻想中,出现越来越多的真实细节”。他以此维系着一种灵魂的乡愁。我想,正是这种对人类历史(或者说对他的上帝)所怀有的责任,使米沃什的诗愈来愈开阔、深邃而有份量,成为二十世纪末期一位世界范围内的硕果仅存的大师。
的确,这是一位非凡的诗人,一位至今仍难以为我们所穷尽的作家。美国作家厄普代克曾说米沃什是“一位就在我们身边但令我们琢磨不透的巨人”(见西川、北塔译《米沃什词典》),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几年前,我们几个中国诗人同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哈斯等人在一个诗会上相聚,哈斯为米沃什在美国最主要的译者,一谈起米沃什,他的双眼就放光。从他的神情和语调中,我深深感到了对一位伟大诗人的崇敬和怀念。
是的,怀念。在波兰展台,凝望着米沃什晚年的大幅照片,我在想着东欧国家对他们的诗人的推崇。这在当今整个世界上都很少见。为什么不呢?正因为像米沃什这样的诗人的存在,人性“在窒息之前发出了呼喊”,人的尊严和价值、文明的光辉在一个最黑暗、残暴、愚昧的年代得以幸存……
不管怎么说,因为米沃什,也因为赫伯特、席姆博尔斯卡、扎加耶夫斯基等杰出诗人,波兰文学在整个世界上都熠熠生辉。波兰,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也许最让她骄傲的就是这些诗人了。而她的诗人们,也一直保持着对她的忠诚和爱。尽管一生漂泊不定,米沃什一直把波兰视为其根基所在,正如他在那首《我忠实的母语》一诗中所表白:“忠实的母语啊/我一直在侍奉你。/每天晚上,我总是在你面前摆下你各种颜色的小碗……”。1989年以后,诗人不顾年事已高,决意从美国回到波兰定居,此后他一直住在波兰的文化圣城克拉科夫。2004年8月14日,这位被布罗茨基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诗人,或许是最伟大的诗人”在克拉科夫去世,享年93岁。为他送葬那天,有七千多人参加。诗人的遗体被葬入克拉科夫先贤祠。这位“欧洲之子”最终回到了他的文化母体的怀抱。
想到这里,我就为这次错失了去克拉科夫的机会遗憾。这次去德国之前,我曾给一半时间生活于克拉科夫的扎加耶夫斯基去信,想去拜访克拉科夫和这位我所喜爱的诗人。他很快回了信,相约19日下午见面,因为他20日就要去纽约。但我18日晚上在莱比锡有朗诵,第二天下午怎么也赶不到克拉科夫。我只好放弃了这次行旅。
但米沃什就与我们同在,扎加耶夫斯基也会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前行的迢迢路途中,他们就在我们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