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是如何演变形成的？七八十年代我们的教科书为什么总会充斥着革命的热情与阶级斗争的张力？为什么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会困守于自我编织的贫穷社会主义的“伊甸园”？始终是一个萦绕在我头脑中的重大问题，挥之不去。

直到我看到日本中国思想史学者石川祯浩的《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才从历史的重重烟幕里挑开了一条缝隙。

正如石川在自序里所言：中国的“半殖民地”社会性质，显然曾波及思想、文化、政治运动诸领域，正因如此，面对中国近代史，以更宽广的视野，亦即以与世界性的思想流通、影响及运动相互关系的角度予以把握，这既是回归历史发生现成的研究方法，也有助于加深理解。

实际上，先进中国人的思想自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不仅主动接引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而且自1920年代以后曾长期依附于共产国际和来自苏联的影响，这无疑是另一种形式的“半殖民地”现象。

直到六七十年代，中国才真正走出“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路子，像一个长大即被赶出家门的孩子，必须独立门户过日子。而这一条路径选择的大背景，正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的“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

在本书的第一章：何谓中国。作者通过以“睡狮”喻中国形象的产生过程，“黄帝”创新形象在日本的出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不胫而走，辛亥时期的种族主义和中国人类学兴起等篇章，揭示了在“亡国灭种”的巨大社会危机面前，先进知识分子通过人为制造崭新形象、拼接惊人言语、接通最新科技来唤醒中国人的民族独立意识，唤醒中国人体内的生命激情和斗争精神，以达成挽狂澜于既倒，救生民于水火的目的。

此外，该章所不载的民国时期才集中出现的“山西老鸹窝”移民说，集岳飞字“还我河山”匾额迅速推广等突出大汉民族意识，争取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现象不断涌现，犹如一把把篝火照亮了民国时期黑暗中国的夜空，给彷徨无助的中国人带来希望，带来革命，带来凤凰涅槃一般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第二章：东瀛之风。作者通过《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近代东亚“文明圈”的成立及其共同语言-以梁启超的“人种”为中心》《梁启超与明治时期日本的地理学研究》《李大钊早期思想中的日本因素-以茅原华山为例》等篇章揭示了近代中国以西方科学与民主为核心的新型价值体系的构建传布过程。

历史总是如此吊诡，作为近代对中国加害最烈的日本却是近代中国走进现代化的思想塑造地和革命策源地。为此，我常把日本比喻为中国的磨刀石。假如没有了日本，中国的这把刀就不会如此锋利，如此坚韧。

从石川的上述篇章中，我们看到梁启超无疑是中国近代化思想的先行者，是盗取西方文明精萃的普罗米修斯，是照亮中国星空的一颗太阳。彼时的他如同一块巨大而饥渴的海绵，拼命吮吸着来自西方甘冽清甜的文化，用来浇灌封闭已久干旱龟裂麻木不仁的中国人的心田。

孙中山、黄兴、陈独秀、李大钊、章太炎、鲁迅、陈天华、邹容等一大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这里吸收来自西方的从弗洛伊德到马克思从国家主义到无政府主义等一切最新文明成果，用文学、哲学、绘画、语言学等一切科学手段向广袤而饥渴的中国传输。

他们共同构建了影响中国后世的以西方价值体系或革命理想为指引的精神图景，成为推动中国快速融入世界进入现代化的源源不断的内在变革动力。

第三章：国民革命。作者通过《走进“信仰”的年代-1922年反基督教运动初探》《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终结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所谓“斯大林五月指示”问题》《走向农村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农民运动策略与共产国际》等篇章，揭示了中国人在革命时代逐步建立革命信仰逐步建立民众大团结的过程。

彼时的中国人是一片散沙。要在这亘古的荒原上播种庄稼，国民革命是中国人烧掉荒草，准备播种的第一步。一方面来自西方的基督教必须割除，打扫场地；另一方面来自苏联的共产国际开始适时在中国肥沃的土地上播下革命的火种，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发现农民--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才是中国革命的最可资利用的土壤。这就是中国一步一步走进共产主义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历史规律。

第四章：史实考据。作者通过《早期共产国际大会的中国代表（1919-1922）》《由考证学走向史料学-从中共一大几份资料谈起》《中共二大与中共党史研究史》《孙中山致苏联政府遗书》等篇章，揭示出早期中共草创时期的史料发现及其蕴含的历史规律，揭示出中国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大势，揭示出“救亡图存”是当时中华民族的最大公约数，富强是现代中国不可回避的历史考题。

一切的现实选择与历史纷争都是在这一宏大背景之下的小浪花。

正如哈耶克所言：长远而言，是观念，因而也正是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