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读《史记》，很为司马迁“评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英雄气概所折服。自司马迁以降两千多年，从班固的《汉书》开始，“评天子”的天职便从中国史学家和士子们的思想中剔除，本应与天地并立的精神贵族，全部自我矮化成皇帝脚下的臣仆。

虽然在现存的版本中，我们看不到《今上本纪》的只言片语，但从《封禅书》、《酷吏列传》等篇章中，我们看到的汉武帝，是一个与现在人们印象中的雄才大略的伟人--迥异的形象--完全是一个好大喜功、贪生怕死、残忍自负、迷信怪力乱神的小丑。

司马迁的这份高贵与自信来源于哪里？我从冯时先生的《文明论》中找到了答案。

冯先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古文字学与天文考古学，其学术著作《中国天文考古学》《文明以止：上古的天文、思想与制度》《文明论》恰恰可以接通司马迁及其以前的中国文化。

冯先生首先给中华文明定义：中华文明以道德体系、知识体系和礼仪制度所体现的形上思考构成其理论的核心内涵，其中道德为成人之本，知识为立身之本，礼仪为治世之本，这是重建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的基础。

中华文明的概念应该迥异于西方以城市、文字和金属器的出现为标志的文明国家概念。

中国先贤以为，只有实现了个体的文明才能成就群体的文明，并最终建立起文明社会，文明社会是不可能依靠野蛮的个体建立的。中国文化所讲的文明，其根本追求就是通过修养道德而成就君子。学做君子应该是一个人一生孜孜追求的目的。

作者不仅通过《尚书》《诗经》《周易》等历史典籍说明中华文明的核心在于道德，而且通过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证明道德源出：观天授时。我们可以通过对古人龙星观测历史的研究追溯中华文明的起源。

辽宁阜新查海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八千年前，文化内涵丰富，中华文明由此肇始。出土的土龙，全长19.7米，体型巨大。

河南濮阳西水坡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6500年的原始宗教遗存，其中45号墓中以龙、虎、北斗和大火星共同组成的天文图，内容与湖北随州战国初年曾侯乙墓出土的二十八宿漆木箱星图一致。

龙星之所以成为观象授时的主星，主要在于位于心宿中央的大火星具有指导烧田指导生产的作用。《周易*大有*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内蒙古赤峰彩陶坡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距今6300年的祭灶遗存，独以大火星应天地之火，建立了中国传统的祭灶文化。

比龙星观测更准确的计时方法是立表测影，这同样可以追溯到八千年前。湖北秭归东门头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人体测影石碑。河南西水坡45号墓北斗的设计同样显示了古人立表测影的史实。其以人的胫骨表现斗杓，显示早期槷表以髀骨命名制度的反映。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一整套槷表测影仪器，更精准更完善，时代已到了夏朝早期。这表明，从东门头发现的碑表到西水坡的髀表，再到夏代的槷表，已经建构起从公元前七千年以降的一脉相承的立表测影的天文观测历史，这意味着以时间为信的道德思考理应发生在这一时期，这无疑是中华文明诞生的关键时期。

足以证明这一事实的是：湖北秭归柳林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器契刻汉字“五田文”，已经完整表达了“天下文明”的思想，时代距今七千年，这也清楚地表明古代中国文明观的形成与文明社会的建立的事实。

从此，天文作为文明之源，其对中国传统政治与宗教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君权和神权的形成。所以尧、舜、禹禅让必以亲躬天文历算相嘱托，而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天文历算知识也一直为皇家垄断，成为君权神圣的知识基础。

据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记载：“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

司马迁家族长达千年的天文职业传承和道德信仰正是他敢于“评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最大精神寄托，因为彼时的司马氏代表的正是他们心中的天道，正是世人眼中至高无上的天。作为“天”的代言人，他们当然有资格批评“天的儿子”，这正是司马迁出类拔萃独领高标的道德本钱。

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归结为一句话：天理良心。天理即天道，这是中国人千万年观测天象格物致知的结果，这是中国人的认识论：至信如时。信用成为中国人的道德底座。这个结果反映到人身上就是：良心。这就是中国人的道德观，也是中国人遵行数千年的文明传统。

从此，学做君子，成为每一个知识分子一生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