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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涌豪 | 旧体诗创作的当代机遇与命运
    • 作者:汪涌豪 更新时间:2024-04-15 10:58:20 来源:原创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8540


    摘 要 旧体诗因赓续了数千年的传统,代表了中国文化最优雅精粹的部分,所以在国学热升温的当下,迎来了“五四”以后第二个创作高峰。作旧体诗须尊体辨体,其体式规范大致可用“声”“色”两字概括。前者即人所共知的平仄押韵,有韵书可查,有软件可检核,比较刚性,相对简单且易于遵守;后者由字法、句法、章法等构成专门的文法,由气象、体调、血脉等构成特别的风格,大都软性,相对复杂,不易掌握,暴露出的问题因此比较多。如何学习前人,继承传统,是旧体诗发展的关键。新的创作实践证明,旧体诗也可以涵括今人的生活,它们前途远大,生机无限。由此延展至海外,又必将对中华礼乐文明的传播、中华文明与世界先进文明的沟通与交流起到桥梁作用。


    关键词 旧体诗;声;色;汉语性


    所谓旧体诗,有说最早得名于《新青年》5 卷 2 号所刊任鸿隽《新文学问题之讨论》一文,他称:“公等做新体诗,一面要诗意好,一面还要诗调好,一人的精神分作两用,恐怕有顾此失彼之虑。若用旧体旧调,便可把全副精神用在诗意一方面,岂不于创造一方面更有希望呢?”可见是相对于新诗而言的,广义地说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不过,新诗的崛起不等于旧体诗必然消亡,它的生命力依然顽强。因为它毕竟赓续了数千年的传统,代表了中国文化最优雅精粹的部分。

    所以,尽管受积贫积弱的刺激和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五四时期文学革命蔚成风潮,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称古诗“腐败极矣”,“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的国民性互为因果”,又推出不少白话诗,诸如“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其后柳亚子《旧诗革命宣言》也断言“旧诗必亡”,“平仄的消失极迟是五十年以内的事”,但这样的结局并未到来。相反,不但保守派如刘师培坚称“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今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 就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人,有许多如闻一多1925年致梁实秋信中所说,也都“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了。

    郭沫若所作尤多,但声名为其新诗所掩,鲁迅所作则连小学生都能背诵。此外如田汉、郁达夫等人也都有作,后者《钓台题壁》之“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更引得无数人竞相传诵。陈独秀当初与胡适同一阵营,于荡涤旧文学一事持大体相同的立场,但也写了140多首,且古、近体皆中规中矩。如《感怀二十首》中一首,“委巷有佳人,颜色艳桃李。珠翠不增妍,所佩兰与芷。相遇非深恩,羞为发皓齿。闭户弄朱弦,江湖万余里”,纯然汉魏晋朝人的声口;《游虎跑》之“昔闻祖塔院,幽绝浙江东。山绕寺钟外,人行松涧中。清泉漱石齿,树色暖碧空。莫就枯禅饮,阶前水不穷”,用一东韵,间有出律,但大体合式。至于用语之典雅,用事之贴切,可见旧学修养。抗战期间又作《金粉泪》七绝组诗56首,既以明志,更写时事,元气淋漓,风格沉郁,故夏中义《百年旧诗人文血脉》一书将其与吴昌硕、王国维、陈寅恪、聂绀弩、王辛笛、叶元章、张大千等列,推称其为“黑旋风李逵”。至于学人黄侃、马一浮、俞平伯、陈匪石、吴梅、汪东、冒效鲁、吴宓、胡小石、宛敏灏、徐定戡、刘永济、张伯驹、詹安泰、夏承焘、沈祖棻等,更皆擅诗。其中王国维、陈寅恪和钱锺书的诗,类似“人生过后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和“春似醇醪酲不解,身如槁木朽还非”等,近些年经胡文辉、王培军等学者的笺释与考证,更是传颂人口。钱锺书对《静安诗稿》的论断尤见精彩。一些理科教授如治水名家黄万里也写了不少旧体诗,其《右冠残草》三十首、《治河咏怀》十五首、《忆旧感怀》二十七首、《漫游闲咏》二十九首,以后集成《治水吟草》出版。

    1949年新中国成立,章士钊、叶恭绰、张伯驹等人即提出成立全国性的韵文组织,后因“反右”运动搁置。1976年《诗刊》复刊,每期辟两页专版刊登旧体诗。1980年,李锐的《龙胆紫集》出版。两年后,聂绀弩的《散宜生诗》,包括《北荒草》《赠答草》和《南山草》,简称“三草”出版,社会反响很大。再两年,王以铸、吕剑、宋谋瑒、荒芜、孙玄常、陈次园、陈迩冬、舒芜、聂绀弩等九人合著的《倾盖集》也获好评。同年,经周谷城、王昆仑、赵朴初、俞平伯、唐圭璋再次提议推动,中国韵文学会得以正式成立。三年后中华诗词学会也宣告成立,随后各地方诗词学会渐次成立。1994年《中华诗词》正式创刊,不久发行量超过《诗刊》。2010年,第五届鲁奖首度对旧体诗开放。2011年,中华诗词研究院成立。旧体诗的创作及研究至此获得国家支持,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据有关部门最新统计,目前全国诗词刊物有600余种,各级各类诗词组织达2000余个,参加各级诗社活动的诗词爱好者近300万人,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中。近些年,每次全国性诗词赛事都能吸引数以万计乃至数十万计的作者参加,作品的数量更难以计算。其中第一届中华诗词大赛一次性收到的稿件就超过了《全唐诗》和《全宋词》的总和。

    与此相应,各类旧体诗选应运而生。类似《三家诗》(含黄苗子《无腔集》、杨宪益《彩虹集》和邵燕祥《小蜂房集》)尚是同人合集性质,但早于此集,1987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就已经推出于友发、吴三元合编的《新文学旧体诗选注》,2000年后,巴蜀书社和黄山书社更推出了《二十世纪诗词文献汇编》、“二十世纪诗词名家别集丛书”“当代诗词家别集丛书”。1997年,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小舒、王一民、陈广澧的《中国现当代传统诗词研究》,现代旧体诗创作能否入史,也因王泽龙在2007年发表的《关于现代旧体诗词的入史问题》一文,在学界引起广泛的讨论,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不过尽管如此,钱理群等人所著修订本《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已一改现代文学须用现代汉语表达现代人精神和心理的认识,加入了鸳鸯蝴蝶派小说和武侠小说等内容,严家炎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也添加了专论旧体诗词的章节。北大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大学新语文》,则选用了一组当代学人写的旧体诗。若再汇合网络上的盛况,举凡作者之众、作品之丰、大赛之繁、吟诵之盛、高峰论坛之多,以及有关推进“新旧体运动”与建立“当代诗词学”的呼声之强烈,说旧体诗在当下已经复兴,应该不是夸大。

    但必须指出,古诗毕竟是依韵用文言写成的。所谓文言,是只见于文的纯书面语,有多重特殊的要求,需要人下足“辨体”的功夫,并由此而“尊体”,不随意胡乱“破体”,以免堕入“俗体”。此外,又因有许多特别的讲究,需要人明了“法度”“法禁”的意义。所以古人称“诗”从“寺”,依《说文》解释,“寺者,廷也,有法度者也”,也就是说,无论作诗还是论诗,必须切讲切记体式规范,所谓“先体制而后工拙”。作旧体诗因此有一定的准入门槛,不是随便分行押韵的文字都可充任的。

    若综括这种体式规范之大要,可用“声”与“色”两字概括。先说“声”。所谓“声”指音声,是说诗乃“有声之文”,为“声体”,故欲作旧体诗,不能不知“声”遵“声”。尤其是作近体律诗,在“整”(句字齐整)、“俪”(对偶工稳)、“叶”(奇偶相对)、“韵”(押平声韵)、“谐”(平仄合格)、“度”(篇字划一)等方面必须做到合体合格。不能不讲平仄,不用平水韵。此外,古体与近体在用韵上还有一些不同,如近体偶句用韵,其中五言以首句不入韵为多,七言以首句入韵为多;近体不得转韵,但首句可用邻韵,如一东二冬或二萧三肴四豪,诸如此类。

    这里要重点讲一下平水韵。所谓平水韵,是依唐人用韵,把汉字分为106个韵部。古人作诗都严格依此而行。自元人入主中原,南北两大语音发生变化,南方保留大量入声字,北方则多流失。20世纪50年代,拼音化运动兴起,入声字被编派入平上去三声。此后中华诗词学会制定《中华新韵》(简称《新韵》),将韵部减少为14个,依普通话,只分平仄,不论入声,比平水韵简单多了,也宽泛多了。再往后,由国家语委发起,教育部和中华诗词学会又共同制定了《中华通韵》(简称《通韵》),虽依然取消入声字,但在《新韵》基础上增加了两个韵部。鉴于古今语音改变,《新韵》《通韵》的修订是必要的。此后结合国人实际的用语习惯和知识水平,该会又提出“知古倡今,求正容变”的方针,主张“今不妨古,宽不碍严”,鼓励双轨并行,也颇切合实际,通情达理。只是实际的结果是,平水韵普遍遭人弃用,并入《新韵》《通韵》后,双轨制也就成了单轨制。

    有的人还进而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主张,譬如“韵不求工”,即如果因为押韵而抑制了诗意的表达,可改采邻韵入诗,押大致相同的韵就行;“声必从意”,即当声与意发生矛盾无法“自救”“相救”时,声律必须服从立意;“联可变体”,即写格律诗采用正体不成,可改用变体成篇;“当古则古”,即近体格律束缚过严,当使用变体也难以抒发性灵时,可采古体赋之;“舍筏登岸”,即作者可以自创有利于传达诗境的法则,而不必处处依从古人。甚至有的人力主一种不讲究长短篇幅、不强调粘对规则、不拘泥押平水韵,只求畅口顺耳的“新格诗”,还声称“要永不松懈地与写诗的习性和惯性作斗争”。所谓“习性和惯性”,无非指作诗从来依循的凝神致思方式、意象营建方式及用辞造语方式。更有的旧体诗作者在“创新是诗歌创作生命”的名目下,一笔抹掉“旧瓶装新酒”的可能性,认为古典诗歌的发展创新需要更多人的参与。当今诗词发展停滞不前,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小部分精于格律的人固步自封、墨守成规,使诗歌逐渐远离了大众,成了一种“贵族文学”,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我们说,“旧瓶装新酒”固然不是一种谨严周全的说法,但其所包含的依循体式、不弃本原的意思,显然有合理性。一概否定有失轻率,实际上也不可行。

    眼下层见叠出的那种形似的、浮表的、浅俗的、拗口的甚至粗鄙的作品泛滥,就是有力的反证。其中“老干体”特别典型。这类诗惯写大好河山,莺歌燕舞,立场自然正确,诗意和诗艺却有所欠缺,常被人嘲笑为“大话写作”,其实是一种“观念写作”。诸如“红旗万里舞东风,祖国山河一片红。革命人民齐努力,建设四化立奇功”,显然很初级。其用一东韵,“红”字重复,“设”字应平而仄;若用《新韵》,“国”字应仄;用《通韵》,则不仅多处出韵,且不押韵。而类似“九月金秋猿猴叫,沙滩之上飞百鸟。落叶纷纷回大地,长江滚滚归海潮。祖国江山九万里,微病登山志气高。两鬓斑白莫心急,发挥余热来赛跑”,遣词立意较前一首明显要好些,但用仄声的“鸟”字押韵,实在犯了作近体诗的大忌。且即使用《新韵》和《通韵》,也有20多处出韵。

    这让我想起叶恭绰的话,“第文艺之有音调节拍者,恒能通乎天籁而持人情性”。叶恭绰是前清举人,京师大学堂化学馆毕业,曾留学日本,为人才学识兼长,诗书画三绝,所以能深体旧体诗创作的用心,看到平仄的格律背后不单是音声的问题,它关涉多多,甚至可持人性情。再往前,孙中山与胡汉民等人通信时说:“中国诗之美,逾越各国……或以格律为束缚,不知能者以是益见工巧……今倡为至粗率浅俚之诗,不复求二千余年吾国之粹美,或者人人能诗,而中国已无诗矣。”这点出格律规范虽繁碎苛严,却正是诗人争奇斗巧、显才示能的地方,虽难也不能轻易弃之。郁达夫乐观地相信“中国的旧诗限制虽则繁多,规律虽则谨严,历史是不会中断的”,“到了将来,只教中国的文字不改变,我想着着洋装、喝着白兰地的摩登少年,也必定要哼哼唧唧地唱些五个字或七个字的诗句来消遣”,“因为音乐的分子在旧诗里为独厚”。

    事实也是如此,由于平仄格律代表了汉语的声音美,以至于新诗也每借鉴之,创为不同于自由体诗又没有固定格律的“新格律诗”。刘半农首先提出改革旧韵,创造新韵,增多诗体,要之,不废格律,相反,努力依循格律,在新诗中保留必要的格律。闻一多继而提出了一系列建立“新格律诗”的意见,主张依内容“相体裁衣”,以求得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三美”的实现。1949年后,何其芳将这种格律更具体化为每行的顿数一致,最后一顿须双音律;押大致相近的韵;每节的行数因此也须有规律。臧克家提出须以精练的、大致整齐的押韵作为此体的基本条件。直到1993年,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成立,公木为名誉会长,艾青、卞之琳等人为顾问。诗歌须重音声、须讲格律成为诗人的共识,可见一斑。

    再说“色”。如果说声律有韵书可查,有软件可检索与核验,因此比较刚性,相对简单且易于遵守的话,那么由字法、句法、章法等构成的文法,由气象、体调、血脉等构成的风格则是软性的,它们相对复杂,许多时候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只能神通不可语达,因此暴露出的问题更多、更严重。

    如前所说,古诗用的是古汉语,它有自己独到的特质,我们称之为“汉语性”。譬如它的单字活力强,组合搭配极其灵活,词性可以活用,成分经常省略,等等,它们构成了古汉语重意合轻形合的特点,进而形成了古诗简省、概括、含蓄、隽永等优长。又由于它要求语有本源,事有出典,能给诗歌带来特别渊雅丰蔚的格调韵味,这也是新诗所不具备的。今人用现代汉语写旧体诗,甚至用大白话直道其事,直抒其情,且主谓宾齐整,定状补不缺,既少比兴,更无寄托,还缺乏象征,欲能举一反三,见迩知远,有浓郁的诗味,几不可得。

    以一位力主“不创新无以诗”的作者写的《献给中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为例。“南湖摇荡小红船,解锁烟波扶舵参。今日列装航母后,如何梦越海深蓝?”不说弃用平水韵,用《新韵》和《通韵》检视,也间有出律的,如其中“扶”字应为仄声。这里仅考较其辞色,“小红船”三字明显凑韵外,还显得浅俗,“扶舵参”则不通。更重要的是,全诗句法呆板,过于散文化,直白少回味。传统诗歌讲究意象运用,所谓意象,指一种包含着浓郁的主观情思的形象,它虽不离“象”,但与人熟悉的形象突出“形”不同,更突出“意”,它的哲学-文化根基是《易经》的俯仰往返与远近取喻,所谓“以类万物之情”“以通天地之理”。中国诗在近现代得以走向世界,进入外国诗人的视野,很大程度上正赖此天才直觉的意象,它被视作认识中国诗的生命线。以此来看上面这首诗,不仅疏于语言的淬炼,还全无意象的营建,所以诗的品质就谈不上了。由于根植于传统的哲学与文化,古人的意象营建特别讲究远绍前式,有一定之规,绝不以鲁莽灭裂为独创。

    再看另一位作者写的《开房》诗。“心灵锁眼一旋转,记忆房间不断开。物体依稀光下漫,人群迷惘梦中来。永恒家具多沉重,思念射程难返还。虚弱脉搏传裂缝,孤独手势陷尘埃。”题名浅近且易生歧义不说,也可见作者对古诗字法句法的了解是比较欠缺的。古人表达有说“不开”的,但很少说“不断开”;有说“难返”的,但很少说“难返还”。因为汉语本来以单音节为主,以后才渐多双音节字和多音节字。将古今人的表达混为一体,一味以今语入诗,不仅有失古意和典雅,还有凑韵之嫌。至于诗中的对偶也多不工,用“永恒”来限饰“家具”已属不伦,以之与“思念射程”相对更是勉强。再加上平仄上的瑕疵,修辞上的努力基本没有,诗的品质难免大受影响。

    下面这首《丙申仲春气候感怀》,题名较前两首好许多,诗意也更幽深杳约一些。“天意无端戏弄人,忽逢尧舜忽逢秦。轻纱初展玲珑态,转觉长裘格外亲。簇簇残红伤老大,萋萋新绿忆王孙。晴明时节从来少,珍重心头日一轮。”但用语仍然太现代了,并且由于没能精准把握词义的古今演变,造成了诗的不协。盖古汉语所谓“格外”,指的是格度之外,即人所熟知的常式常套之外,如宋人杨万里《兰花五言》之“花中不儿女,格外更幽芳”、张侃《寄曾兄》之“年来格外添新句,夜静灯前理旧书”,皆在此意义上用之。如此诗中的“格外”指的是分外、特别、更加的意思,这是后起的新意,古人是不怎么用的。此外,诗中对偶也不工稳,颔联勉强可称流水对,但较前人如孟浩然之“忽逢青鸟使,邀入赤松家”、杜甫之“请看石上薜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不但用语俗近,且少对应甚至构不成对应。“老大”是形容词,可对“少壮”,与作为名词的“王孙”相对就说不过去。凡此都说明辞色上的追求是不容忽视的。于此欠着意、欠积累,即使文从字顺,合辙押韵,也不一定能写出好诗。

    于此,不由得不让人佩服老辈人物,如张中行在《诗词读写丛话》一书中,就曾说过自己有“用旧词语”的喜好。他认为不能简单地用“守旧”两字否定这种喜好,相反,它出于实际的需要,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他的意思是,要找到并写出人人向往的诗境,诗人非得与现实保持一段距离不可。用旧词语就是诗人与当下生活保持距离的方法之一,所谓“金钏诗意多,瑞士手表诗意少;油壁香车诗意多,丰田汽车诗意少”。如果一味用新出的词语甚至时髦的热词入诗,所作就难免会失去含蓄,减了诗意。当然,也不是一概不能用新出的词语,但用的时候须经暗示和转换,以免“迷离渺远”化为“明晰切近”。如果一味“明晰切近”的话,诗意就谈不到了。他的话可谓内行。

    当然,并不是说今语一概不能入诗。正如古今语音有变,所以平水韵后有《新韵》和《通韵》,古今时势不同,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概括反映它们的语汇也一定会有变化。当初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提出“新词语”“新意境”和“以古人风格入之”三大创作原则,并期待人能立足于当下生活,进而产生足以反映这种生活的诗坛巨匠,他称之为“诗界哥伦布”,就基于这样的理由。其时,虽海禁日开,有大量的新事物、新词汇涌了进来,诸如电话、手表、望远镜等时髦物事和新鲜的译名开始被人写入诗歌。并非如有的人所说,它们只适合放到新诗中,并只有在新诗中才有发挥的余地。虽然有的稍显突兀,但许多不仅于拓宽诗的表现内容有功,而且事实证明也并无违和感。至于用传统词语和意象写新世相,就更不成问题了。海上名家周炼霞兼擅诗词,才名凌驾老辈耆宿,就常引凡事俗物和新世相入诗词。其词写过滤嘴香烟如“泥金镶裹,闪烁些儿个,引得神仙心可可,也爱人间烟火”,其诗写街头馄饨担如“风寒酒渴人如梦,街静灯疏夜未央。何处柝声敲永巷,一肩烟火踏清霜”,写高邮咸鸭蛋如“春江水暖未成胎,盐海泥涂去已回。剖出寸心颜色好,满山云为夕阳开”,格调不俗,传神有趣。

    今天,拜科技发展和网络所赐,旧体诗似获得了新生,先是门户网站、QQ聊天室、高校BBS,以后是天涯论坛诗词比兴版和菊斋论坛,再后来是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抖音和知乎,呈现出“全民来对诗”的盛况,其活动规模和活跃程度,为许多人所始料不及。尤其菊斋论坛,18年间,共有7660位作者在那里发表了9万多个诗词帖,其所存文献,无疑构成当代诗词最大的资料库。网上另流传有各种诗歌选本,甚至有《网络诗坛点将录》。中华诗词网上创建的网页更已超过 5 万个,论坛注册会员达 5.4 万人,每天发帖6500多篇,有的质量不俗,并出现了一批高手,像曾峥、段晓松和曾少立等人所作甚多,初步形成风格,有自己稳定的拥趸,所以有人称“当代诗词在网络”。

    由于虚拟生活和线上生活的丰富,类如电脑、屏幕、Email、手机等物事与名词更大规模地进入到诗歌中,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将它们写成诗歌,水平虽参差不齐,有时候难免泥沙俱下,但也有清新可诵者。如杜随的《秋感》其三、孤棹摇风的《短信》,切境切情,绝非无病呻吟。眷之的《捉搦歌》、稻香老农的《女儿出世》《女儿学步》,即目触兴,可谓有感而发。再如杨启宇的《回乡》、王恒鼎的《吾妻》、李梦唐的《癸未仲春自京回乡》,持情之稳,用情之深,可称佳作。至若水虎英雄的《电风扇》,虽说不上精妙,但状物仍有特点,不失为当代咏物诗中的佳作。这些诗都面向当下生活,有的引入反映当下的新词语,有的续用传统的方式,表达的却是当下的感受,足证旧体诗是可以用来涵括今人的生活的,它们前途远大,生机无限。

    要之,随着国学热的升温和传统文化的回归,包括近几年央视《中国诗词大会》热播带动的新一轮全民诗词狂欢,旧体诗确乎迎来了“五四”后第二个创作高峰。由其笼聚的创作者之众和引起的社会关注度之高,确信其必有光明的未来,应该不是盲目的乐观。而由此延展至海外,又必将对中华礼乐文明的传播、中华文明与世界先进文明的沟通与交流起到桥梁作用,也完全可以期待。曾几何时,“百年中文,内忧外患”,许多人为汉语的命运与汉诗的前途焦虑,但汉字和汉语终究是这世上独一无二的文字和语言,中国更是有着悠久的诗歌创作历史的诗的国度,这样来看旧体诗的未来,我们是可以有信心乐观其成的。


    汪涌豪: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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