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是中国乡村社会现代转型不断加速的十年，也是中国乡土小说从低迷再度走向繁荣的十年。在这色彩纷呈的十年里，不断涌现的大量的“老人新作”、“新人新作”和西部新进作家创作的乡土小说，在及时反映出新世纪中国乡村社会从基本文化形态、经济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到农民文化人格等方面的巨大变化的同时，其自身也生长出许多不容忽视的新质，显露出不同于以前的颇为显著的变化。

　　新世纪乡土小说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题材疆域的扩大与小说边界的拓展。新世纪乡土小说的题材，主要集中在四大题材领域，即“农民进城”、“乡村日常生活”、“乡土生态”和“乡土历史”等。其中，“乡村日常生活”是中国乡土小说的传统题材，书写的是前现代性的“乡土经验”。但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其内容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的急遽转型而有了新的变化。面对中国乡村的时代新变，乡土作家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陌生”，贾平凹就曾感叹说，乡村“变化太大了”，“记忆中的那个故乡的形状在现实中没有了”，“按原来的写法已经没办法描绘”。确如此言，陌生的新“乡土经验”不仅不能简单沿用传统的描绘方法，而且不能作出有如“五四”乡土小说和京派乡土小说那样的或否定或肯定的价值取向明确的评价。在传统题材的新开掘之外，新世纪乡土小说拓展的最新题材领域是“农民进城”(如荆永鸣的《北京候鸟》)和“乡土生态”(如郭雪波的《哭泣的草原》)，前者将叙事视域与叙事空间向城市拓展，后者则向荒野展开，二者都是中国乡土小说与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尤其是乡土社会现代转型交互作用的结果，是中国乡土小说自身转型中出现的重要现象。

　　新世纪乡土小说最显著的变化之二是对“三农”(即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的现实关切及其文化意义的深入开掘。中国农村的现代转型发生于全球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大历史文化语境中，又遭遇着不易逾越的城乡二元格局困境，“三农”问题成为困扰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突出问题，这些既是新世纪乡土小说表现的对象，又是其发生发展的现实动因。

　　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农民”，是一个具有鲜活时代气息的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系列。与上个世纪中国乡土小说中的农民形象相较，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农民形象既有历史传统的承传，更有诸多新生的精神质素，其文化人格的裂变与精神结构的新旧杂陈，比任何历史时期都要激烈而复杂。在中国农村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农民不论是进城打工、经营工商业，还是在乡务农、办乡镇企业，他们都已成为中国社会历史大变动的承受者与参与者，其汇入时代潮流的过程也正是获得现代性的过程，自然也是文化人格发生裂变的过程。首先是“离乡又离土”的“进城农民”的现代性获得与文化人格裂变，《泥鳅》(尤凤伟)、《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邓一光)等小说对“进城农民”的身份认同、现代意识、文化眩惑与现实遭际都有新的发现与开掘。其次是“离土不离乡”和“不离土也不离乡”的“在乡农民”的现代性获得与文化人格裂变，《马嘶岭血案》(陈应松)、《半个世界》(荒湖)等小说对“在乡农民”的日常生活、心灵激荡与道德裂变等都有深切而生动的表现。这些作品中的农民形象，有的是乡土作家对新世纪农民的逼真摹写，有的是对新世纪农民的想象，有的是对新世纪农民的理想化的虚构，体现了创作主体不同的价值取向、历史审视与道德批判和文化批判。

　　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农村”，与上个世纪中国乡土小说中的“农村”相较，有很明显的“去乡村化”的特点，这是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激烈冲突而前者弱势于后者并转向后者的结果。所谓“去乡村化”，是指农村逐渐失掉其传统文化形态特征，出现异质文化亦即作为目标文化的城市文化的某些特征，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农村的虚空化，具体呈现为“空心村”、“空巢家庭”与虚空的“乡村主体”，如《看山的祖孙》(荒湖)、《即将消失的村庄》(赵本夫)等；其二、农村社会结构的大变动，即农村社会的贫富分化、阶层分化与社会关系的重组，如《拯救父亲》(白连春)、《目光似血》(胡学文)等；其三、伦理道德的蜕变与乡村世俗日常生活图景，如《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孙惠芬)、《喊山》(葛水平)等；其四、乡村民俗文化的兴衰与民间文化的重构，如《秦腔》(贾平凹)、《吉祥如意》(郭文斌)、《清水里的刀子》(石舒清)等。对“去乡村化”的多方面的表现，显露出乡土创作主体对中国乡村历史命运的不同思考与批判。

　　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农村经济生活”，与上个世纪中国乡土小说中的相关叙写相较，有了许多新的变化，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多元化，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北方与南方不一样，东部与西部更不一样，这与地域经济生活的多样性及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密切相关，如《大漠祭》(雪漠)、《羊的门》(李佩甫)。其二、传统农、牧、渔业的衰落与具有现代色彩的乡镇企业的兴起形成对照，这些都是新世纪乡土小说叙写的时代内容与农村经济生活图景，如《乡间路上的城市女人》(李铁)、《好大一对羊》(夏天敏)、《跟渔民说话》(徐岩)等。其三、乡镇服务行业的情色化叙写：道德滑坡与现代意识滋长的博弈，如《奔跑的火光》(方方)、《天河洗浴》(孙惠芬)等。其四、乡村经济与政治的纠结：乡村治理危机与乡镇权力批判，如《海选村长》(尚志)、《民选》(梁晓声)。其五、农村经济发展与乡土生态问题，如《哦，我的可可西里》(杜光辉)等。这些方面的叙写，都显露出乡土创作主体对中国乡村经济发展现状及道路选择的思考与深切忧虑。

　　新世纪乡土小说对“历史记忆”的书写，可以看作是对农村现代转型和未来命运的反向追寻。在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历史叙事中，乡土“文革记忆”、“抗战记忆”和“革命记忆”是与村庄变迁、家族秘史关联在一起的，这是传统家族观念在新世纪回潮的叙事表现。首先是对不能忘却的乡土“文革记忆”的书写，如《坚硬如水》(阎连科)、《玉米》(毕飞宇)、《轻柔之手》(张存学)、《向阳生产队》(吕成品)等；其次是对意旨分殊的“抗战记忆”的书写，如《洪家炮楼的二胡》(白天光)、《波湖谣》(陈世旭)等；再次是对指向现实公平、正义要求的“革命记忆”的书写，如《圣天门口》(刘醒龙)、《笨花》(铁凝)等。这些都体现出乡土创作主体不同的历史观念、现实关切与乡土历史叙事的新探索。

　　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种文明相互冲突、缠绕和交融的复杂文化背景下，新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直面思想和审美选择的种种挑战，重新整合中国乡村社会现代转型带来的陌生的新“乡土经验”，将乡土叙事疆域由传统的乡村日常生活拓展到“农民进城”、“乡土生态”和“乡土历史”等领域，形成乡土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生态主义和宗教文化“返魅”等重要叙事现象，叙写了中国社会大变革时代历史的与现实的种种矛盾，揭示和批判了混乱无序的社会价值观念失范。乡土小说的基本美学形态“三画四彩”即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与自然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和悲情色彩等方面的变化，也十分显著。中国乡土小说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所取得的丰硕成就及其艺术形态的变化，都有待于我们做更深入更具体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