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主义散文已经进行了四届成功评奖，在国内外引起了积极的反响。尤其在当今各类评奖越来越变味，让人们感到失望的时刻，在场主义散文评奖的公正、透明，使它一枝独秀。
　　但是，经历了历年在场主义散文的评奖，人们也有颇多的疑惑，许多理论问题也就浮现了。虽然，在场主义散文有明确的理论主张，但是实际的评奖结果对在场主义散文理论似乎体现不够鲜明，缺乏理论的自觉，评奖的对象没有“在场主义”的限制，当年有影响有特色的散文作品全部在列，在场主义散文的印记不鲜明，和其他散文难以区别开来，在场主义散文评奖渐渐蜕变成一般意义的散文评奖。事实上，从初评到终评，评委对作品能否表现在场主义散文理论，也并没有严格的标准，没有足够的理论关注。因此，每次评奖公布后，引起了一些质疑，比如，第四届对获奖作品《倒转红轮》的质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同时，在我看来，一种文学创作流派的形成必须有三个条件和因素：一是要有鲜明的理论主张，二是要有领衔的作家，三是要有代表的优秀作品。以这三个条件来衡量，在场主义散文的流派形成还有很艰巨的工作要做。而当务之急，在我看来，在场主义散文理论建设显得尤为突出了。


　　批判的艺术和艺术的批判


　　当第四届在场主义散文评奖结果公布后，较多的议论集中在获奖作品《倒转红轮》上，议论的焦点是：《倒转红轮》到底是不是散文？
　　这个问题确实是切到在场主义散文的软肋上。这当然不是在场主义散文的特有的理论问题。事实上，它也是现代散文至今仍然需要解决的问题。
　　至今，对现代散文的外延和内涵都难以从文学的角度形成一个公认的科学的定论。这个问题的造成简直有些不可思议。究其原因，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散文作家对散文传统的理论总结存在两种非常对立的观点：一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言志”散文观，他排斥和拒绝散文的功利性；　另一个就是以鲁迅为代表，强调散文的匕首和投枪功能，突出散文的社会作用。鲁迅为代表的匕首和投枪式的杂文一面世，就受到社会质疑，它是不是文学作品？倘若要把对立的周作人为代表的“言志”散文和鲁迅为代表的匕首投枪式的杂文综合统一到散文的一个文体中，其外延和内涵的表述之艰难就可想而知了，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政治极喜欢和散文结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政治以权威的方式选择了鲁迅的匕首投枪散文。在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当时文坛对鲁迅的杂文是否是文学提出了质疑，这样的质疑应该是一种学术或者文学讨论，但是，当时左翼作家把它视为是国民党对鲁迅的围剿，把学术或者文学讨论变成了政治行为。但是，从１９４２年之后，又出现了理论上肯定鲁迅的匕首投枪散文，实际创作中却又否定鲁迅的匕首投枪散文，要求作家不遗余力地歌颂。这样的混乱使中国散文理论长期没有建树。第三，中国散文的现代理论从吸收西方文论的角度考察，基本上是借鉴英法的essay的理论。英法的essay又以兰姆和培根为代表的两种风格，对英法的essay颇有研究的梁遇春在　《小品文续选·序》中说：“小品文（essay）分做两种，一种是体物浏亮，一种是精微朗畅。前者偏于情调，多半是描写叙事的笔调；后者偏于思想，多半是高谈阔论的文字”，外来的essay理论居然和中国的传统散文理论相似，也是两副面孔。但是这两副面孔怎样在散文定义中统一起来，作家们大都采取消极的态度。如郁达夫对散文就采取大而化之的消极态度，说：对散文“想以一语来道破内容，或以一个名字来说尽特点，却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情”。又如巴金说：“只要不是诗歌，又没有完整的故事，也不曾写出什么人物，更不是专门发议论讲道理，却又不太枯燥，而且还有一点感情，像这样的文章我都叫做‘散文’。”他用“只要不是”“又没有”“也不”“更不是”“却又不太”等一连串的否定，也表达了他对散文的定义的消极和被动的心态，他们这种消极态度集中代表了现当代作家对散文的态度。所以，我作为研究散文的人，也想把这两者统一起来，但是，有时不免尴尬。
　　或许在场主义散文的倡导者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散文，在场主义宣言》中，把“把强加的所有遮蔽还给遮蔽者，让散文变为散文”作为“在场主义的历史使命”。“去蔽”成了在场主义散文的口号和符号。从“宣言”中对散文的遮蔽的批判，说明在场主义散文是以恢复和强化散文性作为他们的己任。但是，评奖的结果却让“宣言”有些尴尬。《倒转红轮》获奖，它的散文性明显不足，使人们对《散文，在场主义宣言》的“让散文变为散文”产生了疑问。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
　　在《散文，在场主义宣言》中，把当今散文问题归结成两个方面：一是“遮蔽”，二是“在场”的混乱。并且把“在场”和“去蔽”融化成一个问题：“‘在场’就是去蔽”。这么一融化，“宣言”的意图是想从哲学意义上寻找解决当今散文的散文性问题。但是事实上，当今散文的散文性问题不仅是个哲学问题，更重要的是审美的问题。哲学不能包打天下，它替代不了审美。我在去年发表的　《论散文三重境界》中，就针对当今散文的散文性问题，提出散文的三重境界，并且明确散文的大境界的文学性的特征和目标，特征是“和”，目标是“品”。如果在场主义散文要想作为一种流派，它必须在散文的散文性上有它的审美特征和目标。
　　还有一个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注意。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巴金出版了散文《随想录》，提出散文要“当遗嘱一样写”，主张写“真话”，这也是一种“在场”和“去蔽”的呼唤，在当时文坛来说，无疑是一声春雷和一场革命。但是遗憾的是，巴金的春雷并没有掀起散文的真正的革命，散文依然是按照杨朔刘白羽设计的颂歌散文艺术圈里打转。原因就是他提出的所谓“无技巧”。其实巴金的“无技巧”，并不是排斥技巧，他是针对这些写颂歌散文的人的失败在于技巧的成分大于艺术的成分，因为在这样的散文中，只看到技巧，艺术成分极少。但是客观上许多人都把巴金的“无技巧”当成散文不要技巧来解读。因此就出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小说在探索，诗歌在探索，戏剧在探索，独独散文不探索，它的探索缺席，应该引以为戒。
　　因此，在场主义散文有一个批判的艺术和艺术的批判的问题。或许在我看来，这正是在场主义的特色，在场主义散文应该在批判的艺术和艺术的批判的散文性上创造它的独特的经验，以此作为流派的一种真正的建树。
　　批判需要艺术，批判的艺术的天地非常广阔，只有艺术的批判才能使在场主义散文有永恒的魅力。作为一种流派，我认为：应该大力提倡“大写意”，并以此作为在场主义散文的艺术标志性风格。


　　“在场”的姿态：文化人性和文化品格


　　现在是百花齐放的时代，也是色彩斑斓的时代。在各种文体中，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展示自我的文化人性。即使在散文中也可运用各种艺术手法表现自己的文化人性，但是，作为在场主义散文来说，在文化人性上应该有它的独特的要求：
　　１.以人文关怀作为它的文化理想和终极目标。我们不是为“在场”而“在场”，我们的“在场”也不是为了展览而展览，更不是为批判而批判，“在”的目的是展示文化理想，应该有文化理想来统帅和贯通，人文关怀是散文气韵的本真和源泉。我们在阅读评奖的作品时，很多作品正是在文化气韵上软了下来。气不足，则情弱。文化人性能养气，气看似虚之，但是它却浸透在字里行间。我非常敬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出现的梁实秋、钱钟书和王了一的学者散文，自觉地和“描红色的标语和双簧式的口号”决裂，有坚挺的文化自由主义精神作为脊梁，处处弥漫着文化人性和人文关怀。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但是文艺界的风气却越来越被社会批评，比如开始兴旺一时的文化散文，最后终究因为缺乏人文关怀，没有显示文化人性则气虚乏力为读者冷落。人文关怀永远不能被遗忘，我一直寄希望于在场主义散文，能够独树一帜，把人文关怀作为它的文化理想和终极目标，并以此树立自己的文化形象。这里我特别要指出的是在这几年参评的作品中，写边缘地区，或者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作品占的比例较多。这些作品展现的原生态非常鲜活，可惜缺乏对文化人性的展示，不禁使我想到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他用“一地鸡毛”的写法，写了村庄里的狗、驴那么一点事儿，但是就是在狗事驴事里，浸透着浓浓的文化人性，获得了成功。大概很多读者会感到，现在的散文界最泛滥的是写得很快，发表也很快，读完以后也忘得很快的“散文油子”们的散文。我们称他们为“散文油子”，是因为他们的散文缺少文化人性，没有文化理想。在场主义散文必须坚持文化理想，在展示文化人性上显示它的风采。
　　２.以“骨头”作为自己的格调。散文并不是一定要骨头，骨头也不是火气冲天，闲适也可以有骨头，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王了一的《龙虫并雕斋琐语》就是语气平和，格调闲适，但是处处可见骨头。在场主义散文必须以“骨头”作为自己的文化人格的标志物。在是与非上它永远有自己的艺术立场，并且，这种立场需要贯穿始终。也正是在“骨头”上显示自己的文化气质和艺术理想。


　　在场主义散文美在“味”中


　　散文必须有味，那就是滋味、意味、兴味、气味、况味、韵味、涩味、简单味。百年以来，散文作家们或理论家们一直把目光和兴奋点放在“道”和“志”上。
　　“味”从语言中渗出。语言是散文家的真正的主人。陆文夫在谈他的散文名作《深巷　小庭　人家》时，就说：“散文的文字不美，就无法看下去。”文字不美，必然无味，怎能读下去。散文对语言的要求和诗歌相同。所以，杨朔提出散文“当诗一样写”从语言上讲，是揭示了散文创作的规律。为什么许多诗人最后转到散文创作上，都有成就，如朱自清、周涛、刘亮程等，语言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语言使他们的散文有味。
　　在这里我想对周作人的“简单味”和“涩味”作一个发挥。这两种“味”都是作者个性的显露。“简单味”是偏重在对客观的环境在场的抒写之中，是触景生味，是老天对作者的恩赐，几乎是天生的纯粹的生理反应。在场主义获奖作品李娟的散文中的“简单味”就是上品。而“涩味”则偏重对人生对社会的反映，是人间况味。这种“涩味”中隐藏着作者的沧桑。读者反映，读李娟的散文多了，感到有些单调，美也为让人单调，这叫审美疲劳，原因是她的散文少了一点“涩味”。在这一点上，周作人的《雨天的书》实现了，他的散文极多，但是《雨天的书》一定要看，因为味道好极了。
　　我们又必须回到“去蔽”、“敞亮”和“本真”上，这一切都离不开“味”。有“味”了的“去蔽”、“敞亮”和“本真”，可以避免去艺术化，经得起反复欣赏，反复咀嚼，才有永恒的艺术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