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这个字，非常神奇，意蕴深广。既可以是星座，是图腾，是音律，是数术，也可以是职业，是行业，是交流，是潮流，还可以是朝代，是历史，是姓氏，是都城，是文明。

著名美国华裔学者、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1931-2001）的代表作《商文明》，为我们勾勒出公元前1700-前1100年“大邑商”六百年的文明演化景象。

在这本书的扉页上，作者写道：“献给李济教授（1896-1979）”。

李济教授不仅是作者的大学老师，也是中国现代考古第一人。1928年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开创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河南安阳殷墟考古，从而拉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让孔子、司马迁未曾见到的商代国都巍然呈现在世人的面前，让中华民族在黑暗的深渊处见到了光明提振了信心积蓄起力量。

李济曾为此呐喊：“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件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我们更古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中国本土以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到了秦始皇长城，才把这些地方永远断给‘异族’了。”（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后记》）

李济打开了中国考古学面向北方的天空，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到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从西辽河的兴隆洼、牛河梁到甘肃庆阳南佐、陕西石峁、山西陶寺，编织起从10000-5000年中华文明向古国时代演进的半壁星空。而他的学生张光直则在世界文明的范围内确认了以“大邑商”为代表的夏商周三代文明在中华文明蓬勃期清晰的版图坐标。

虽然距离《商文明》初版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虽然殷墟考古四十多年来又取得了许多新的重大进展，但其中蕴含的开创性光辉至今依然照亮着普罗大众对于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夏商周三代的科学理解，勾画出现代考古学意义上的中国历史研究的方向。

一、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过程。

1、村落社会阶段（农业文明初始）。仰韶和青莲岗文化时期，村落是基本的政治经济单位。

2、村落联盟阶段（农业文明发展）。这一阶段村落中间已经发展出了政治、经济和军事联盟。这一阶段出现贫富分化；内部或外部冲突；手工业专门化；专职宗教人员。如陕西、河南、山东的龙山文化，东部沿海的大汶口文化。

3、古国时代（农业文明兴盛）。即中国传说的三皇五帝阶段。考古学上的甘肃南佐遗址、陕西石峁遗址、山西陶寺遗址、山东城子崖遗址、辽宁牛河梁遗址、良渚遗址等都属于这一时期。

4、国家阶段（农业文明普及）。即夏商周三代时期。

二、夏商周三代是平行发展而非连续性垂直发展的特点，是理解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关键。

按照张光直先生的观点：夏、商、周是一个大文化--中国古代文化的分支，但就三者的个体说，它们是相互对立的政治势力，商朝建立于汤灭夏，周朝开始于武王克商。但从时间维度上说，它们是平行关系而不是前后关系，这是理解它们此消彼长发展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关键。

根据《史记》记载，三代的始祖禹、契、后稷均就职于帝尧和帝舜的宫廷中。夏、商、周是长期并存的政治集团，即使夏朝灭亡，其皇室后裔依然存在于商朝一个叫“杞”（今河南杞县）的小国，正如周克商之后，商朝的皇室后裔依然存在于一个叫“宋”（今河南商丘）的小国。

夏商周文化一体，只是在细节上有所不同。正如孔子《论语*为政》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如三代祭社均用圣树，只是夏代用松树，商代用柏树，周代用栗树。夏商周是同一文化的不同变体。再如《易》之《连山》《归藏》《周易》皆以八卦为本，卦数相同而占法有别，也都是具体而微的变化。

夏商周三代共同文化的根都来源于黄帝，来源于5500年左右的星汉灿烂的古国交融激荡时代。这正是中华文化连续性、包容性、强韧性、统合性的重要特征。正如苏秉琦先生所云：“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磐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

三，三代统治地域的地理中心，以其初创都城为标志，一般认为周在西部，夏在中间，商在东方。根据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商）虽非夷，然曾抚有夷方之人，并用其文化，凭此人民以伐夏而灭亡之，实际上亦可以说夷人胜夏。”在夷夏对立的背景下，商人显然是一个夷人城邦。

四，大邑商和商代的都城。据张光直先生的观点，商丘就是当年商汤立国的第一个国都，也是后世文献所指的“大邑商”，当时称“亳”。依据商人的观念，先王的国都“商”邑是他们举行政治仪式和祭祀活动的固定地点，在其周围环绕分布着其他城邑，包括他们后来的国都如嚣（隞）、相、邢、奄和殷。

五，《商文明》的论据。张光直先生主要根据1928年以来对河南安阳殷墟的田野考古发掘资料，和1950年二里岗郑州商城考古发掘资料为依托，从出土的陶器、骨器、石器、青铜器、玉器等大量古人遗存和城址建筑遗迹，论证出安阳是盘庚迁都之后的都城，郑州商城是商代前期的一座都城。

六，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人重建文化自信和构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关键年代。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勒科尔、斯坦因在中国新疆和甘肃考察，日本人在东北进行考古调查。在新疆发现了小河墓地，在敦煌发现了藏经洞，在20年代前后荷兰人安特生发现了周口店北京人和河南仰韶文化。

一时，中国文化西来说甚嚣尘上，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派不仅怀疑三皇五帝的存在，而且怀疑“三代”之前的夏商的存在，以前一直被认为中国文化正统来源的历史文献被质疑，中国的文明史被挤压到三千年以内，中国人的自信心被严重打压。

此时，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建立在现代考古学理论基础之上的殷墟考古，特别是甲骨文和青铜铭文的发现让这一难题迎刃而解。中国历史文献的权威性被重新认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被重新点燃。

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傅斯年、郭沫若等中国现代考古学和甲骨学先驱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据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夏代约公元前2027年-前1600年；商代约公元前1600年-前1046年；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武王克周：推定为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七，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给出的商王世系和都城考。

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将商王室的世系分为两部分：自契至王朝建立的先公时代和自成汤至纣的王朝时代。

人们普遍认为商朝建立之前有14位先公，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王亥）-微（上甲）-报丁-报乙-报丙-主壬-主癸-天乙（成汤），文献和甲骨文都证明自微（上甲）起，所有王名都有“天干”当中的一个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自成汤至帝辛共经历了30位王：成汤（天乙，其太子为太丁，未及即位而死。）-外丙（太丁之弟）-中壬（外丙之弟）-太甲（太丁之子）-沃丁（太甲之子）-太庚（沃丁之弟）-小甲（太庚之子）-雍己（小甲之弟）-太戊（雍己之弟）-仲丁（太戊之子）-外壬（仲丁之弟）-河亶甲（外壬之弟）-祖乙（河亶甲之子）-祖辛（祖乙之子）-沃甲（祖辛之弟）-祖丁（祖辛之子）-南庚（沃甲之子）-阳甲（祖丁之子）-盘庚（阳甲之弟）-小辛（盘庚之弟）-小乙（小辛之弟）-武丁（小乙之子）-祖庚（武丁之子）-祖甲（祖庚之弟）-廪辛（祖甲之子）-庚丁（廪辛之弟）-武乙（庚丁之子）-太丁（武乙之子）-帝乙（太丁之子）-帝辛（帝乙之子）。

张光直先生最主要的发现，在于他在研究商王继承关系和安阳西北冈商王陵东西分区后，第一次提出了商王更替的“王族制”。它反映出商代社会是由一个世袭统治阶层控制，该阶层具有单一的血缘宗族关系（子姓）。

1、王族成员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天干群，其中甲、乙和丁是地位最高的三群，王位便在这三个群中轮转，但同一天干群的成员不能连续继承王位。

2、王陵区分为东、西区，反映出商代存在的乙-丁制度，相当于西周的昭穆制度。因此，乙组的商王死后埋在西侧，相当于西周的“穆”；丁组的商王死后埋在东侧，相当于西周的“昭”，这也反映出夏商周陵寝制度的继承关系。

3、西北岗的西区有七座大型墓葬，东区仅发现四座。这恰好与安阳乙组七王（盘庚、小辛、小乙、祖庚、祖甲、武乙、帝乙），丁组（武丁、廪辛、康定、文武丁）相一致（最后的帝辛被周人斩首，没有陵墓）。西北岗的这种现象与小屯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一样，布局上也是以东、西对称为主基调。

4、商王的法定配偶来自族内婚。例如武丁的配偶妇好，至少指三个人，其谥号有妣辛、妣癸、妣戊。换句话说，商王的法定配偶来自王族内部。殷墟妇好墓的主人为妣辛。

这三十位国王一共使用了七个国都，其顺序如下：亳，成汤（第一位商王）旧都；嚣（敖），仲丁（第十位商王）所迁；相，河亶甲（第十二位商王）所迁；邢（耿），祖乙（第十三位商王）所迁；庇，邢为洪水毁坏后祖乙所迁；奄，南庚（第十七位商王）所迁；殷，盘庚（第十九位商王）所迁。

这七座国都均位于河南东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和安徽北部一带，与商先公们的都城分布大体一致。

长久以来，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成汤的国都亳在今天安徽省的亳县附近。张光直先生认为是在今天的河南商丘，这里既是始祖契受封的都城，也是武王克商之后宋国的都城。

著名的迁都是第十九代商王盘庚把国都迁到殷，一直到纣王商朝灭亡，共历十二王，存273年。这商朝的最后一个都城就变成了“殷墟”（或“商墟”）。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武王克商之后，周人始称安阳为“殷墟”或“商墟”，商代人称商不称殷。

八，探索商代历史的五条途径。

1、传统历史文献，主要是指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及其所采用的材料包括：《书经》《诗经》《国语》《左传》《世本》《大戴记》等。

《史记*殷本纪》记述商族始祖契：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封于商，赐姓子氏。

《诗经*商颂》亦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是东夷部落的神话，鸟是东夷部落的图腾。

《左传*宣公三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孟子*尽心下》：“由汤至文王，无百有余岁。”可知商代享国六百年大致不错。

2、青铜器。两汉时期，古代青铜器已经成为皇室和私人收藏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存最早的青铜器目录是北宋吕大临的《考古图》。有铭文的青铜器是青铜器中的珍品，通常铭文以阴文铸造。最少的只有一个字，最多的西周毛公鼎铸有铭文497个字。商代的青铜器多以动物题材为装饰，尤其是神话化的动物主题，商族图腾鸟、虎、牛为常见。

3、卜甲和卜骨。早在19世纪末，商代的刻字卜骨就为人所知，它们的发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商代历史的认知。

这和商人的占卜习俗有关。使用的骨料主要有两种：一是家牛、水牛或其他动物的骨骼，主要是肩胛骨；二是龟的腹甲和背甲。

占卜时，在钻和凿的底部加热，另一面出现裂纹，解释裂纹的形状作为向祖先提出问题得到的回答。尤其是在宫廷中，占卜是一项重要活动，在王国的决策中起重要作用。

甲骨文记录包括：祭祀、征伐、田游、往来行止、天象、年岁、疾病、生死、生育、解梦、营建等等。

自1928年，科学考古发掘出第一片甲骨开始，至今已经发现了十五万余片甲骨，打开了商代宫廷刻字甲骨的档案库。

4、甲骨文的发现造成了商代史学理论的剧烈变化：第一，甲骨文的发现让人们能直接接触商代历史，甲骨学应运而生。第二，一片刻字甲骨叩开了埋藏地下三千多年的三代社会，导致了安阳殷墟的发现和科学发掘，为中华文明提供了强劲的动力源。

罗振玉、王襄、荣庚、郭沫若、商承祚、胡厚宣、董作宾等一大批甲骨学者为我们揭示出一个视野广袤、蕴含丰厚、富丽多彩的商文明。安阳殷墟考古至今已近百年，它依然还源源不断地给我们带来惊喜与感叹。

5、安阳殷墟的考古发现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理论创新，对西方文明国家的定义（城市、冶金术、文字）提出挑战，以古代天文学为支撑，以天人合一的人类道德体系为核心的中华国家文明定义呼之欲出。

九，商王武丁-妇好时期的王都。这一时期的安阳小屯王都，经过近百年的经营，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建筑基址（宫殿基址），刻字甲骨，规模大、随葬品丰富而且规格够得上“王室”气派的墓葬。

武丁王是盘庚迁殷之后的第四王，在位59年，声名显赫。其墓地在西北岗王陵区，编号M1001，是一座居于中心地位有四条墓道的大墓。北墓道和西墓道各埋有一个殉人；南墓道埋有59具无头人骨架，排成11列；东墓道埋有一具无头人骨架。4条墓道中各有成排的人头骨，共有27组73个。

1975年，在小屯村西北一处发现从未被盗的五号墓，后来被确认为武丁王64个妻子之一的妇好墓。妇好是著名的历史人物，她不仅是武丁王的妻子，还是一位著名的军事将领，她的事迹多次出现在甲骨文中。

妇好墓是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共有殉人16个和6条殉狗，出土随葬品1600余件，其中青铜器440余件，玉器590余件，骨器560余件，石器70余件。该墓成为了商代青铜工艺和技术在定都时期的一把标尺。

十，殷商社会概况。

城邑是商代中国最主要、最基本的统治机构；换言之，商王国就是商王直接控制的诸多城邑所组成的统治网络。这样的统治网络相当庞大，据董作宾先生统计，大约有1000个这样的城邑连接成辽阔的商代国土。回望历史，可以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从3500年前的殷商时代已经起步。

这些城邑的邑主（诸妇、诸子）由单一血缘组织，由商王授予封号，并赐予土地人民，该邑主则由此获得财富，管理城邑；同时臣服于商王，为商王提供各种服务和谷物作为报答。

商王国之外称“多方”，据岛邦男统计卜辞第一期有方国名33个，第二期有2个；第三期有13个；第四期有23个，第五期有8个。其中就有后来取代商朝的“周方”。

十一，商族最后的分流。武王克商之后商族被分流四地：其一，殷微子作为皇族后裔被封在商朝龙兴之地-商丘，是为宋国。其二，殷箕子经辽宁到达朝鲜平壤，是为箕子朝鲜。其三，商朝东征部队和奄都遗民被迁徙到西北边疆，实行“以商御戎”，成为秦国和赵国的先祖，也为最终灭周提供了掘墓人。其四，部分商代百姓被分流到卫国（商之朝歌），“鲁卫兄弟之国”正是来源于此。小小卫国却名人辈出曾出现了商鞅、吴起、吕不韦、子贡等纵横春秋战国的人物。

“大邑商”六百年的历史是中国传统文化进入文明社会光芒四射的重要时期，是以甲骨文和青铜器为代表的中华气韵最重要的生长期。认识“商文明”不仅能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更能在这个一日千里突飞猛进的智能化时代，找到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的自信，也能厚植我们每一个人的文化底蕴，以对冲时代和科技带给我们的眩晕感、失重感和生命的轻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