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绿皮火车咣当了差不多6个小时之后，车厢内已不知第几次响起了播音员那慵懒的声音，同学中有耳尖的忽地站起来，兴奋地喊道：“到了！到了！”茫茫然的我有些疑惑：学校不是在楼德吗，怎么到站是徂阳呢？

 没错，前方到站，徂阳车站。16岁的我生平第一次踏上火车，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到达了百里之外的目的地——楼德。因为这里有一座名叫新泰师范的学校，是我未来三年学习生活的地方。 记得那一天是1982年8月28日，距今已整整44年了。当时初中毕业的我执意报考了中专而不是高中，没有其他选择也无需选择，百分之九十的所谓“中举者”，一律的结果就是进师范，然后当老师。

与绝大部分同学稍有不同的是，我成为了一名中师生，既不完全是为了早早吃上国库粮，也不完全是为了要一个稳定的工作。我当时就一个小心思，先找一个落脚点，然后去圆自己的作家梦。从前我一直很回避这一点，怕被人当作笑话来看，怕没有结果反而让寄予我厚望的老师们失望，所以报考中专我内心是煎熬的——因为这一决定本身就已经让他们失望了。面对两位班主任老师（前任班主任马克华老师和现任班主任杨庆才老师）苦口婆心地规劝，我既不敢暴露内心的真实想法，又不得不承受他们因怜惜带来的那种类似恨铁不成钢的不满。特别是杨庆才老师在最后一次做我工作时，他用拳头敲着桌子痛心疾首的样子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应该说在上师范之前，我一直是一个被老师宠爱的好学生，小学五年级上的是整个学区的尖子班，初中更是上的当时全县最牛的一中尖子班。除了文化课一样不差外，我一直以两样东西傲视群雄：一是写字。在新泰一中，凡经我手办的板报，无论是中文板报还是英文板报，不谦虚地说，那绝对称得上是一道风景线。后来上了师范，除了延续办板报，每学期一周的劳动课，我无一例外地都被放到教导处去刻蜡板。二是作文。我五年级的作文常被拿来作初中生的范文，我初中时的作文，常被拿去作高三毕业班的范文。所以，老师的特别关照总是比别人多一些。但说句实在话，回头看那些被称为“范文”的东西，都不过是一些程式化的、按照写作要求堆砌出来的花样文章而已。

但是上了师范，这一切便不再了。因为，我已清楚地知道，按照这样的方式写下去充其量只是一个熟练的写手而不会成为一个合格的作家。这是我当时选择不上高中的最真实的想法。因此从走进新师的大门开始，我便有意识地解放了自己，首先是放弃了作为一个曾经的尖子生所保持的那种门门优秀的状态，把学习的重点转向了文科。其次，我文风陡变，不再写一般意义上的那种乖乖文了。这让我既兴奋又不安、既焦虑又自负。那种内心的跌宕现在想来还颇觉有趣。

 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不太敢承认，我是一个骨子里极其讨厌规矩的人。

 除了散漫随性，还比较懒惰，大多数的状态是勤于动脑而懒于动手。新师三年，我因此还混了一个响当当的绰号：懒王！对此我基本上是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也许正是以上两个原因成全了我，使我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而不是一个“写诗的人”，如果不是非写不可一般不轻易动笔。（当然这也同时拖累了我：凡事都慢一拍。）两者的区别，对一般读者来说可能无所谓也不必所谓，但对一个真正的创作者来说，却是决定其最终走向的根本性差异。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要完成的必定是对个体灵魂的发掘与重塑，通过面对内心而面向世界。而一个写诗的人所做的仅仅是一项“借魂还尸”的工作，他诗歌的行囊里装着的始终都不是自己的东西。

好像冥冥中安排好了，也好像是为了给我一个入定的仪式。入校之后的第一篇作文，我居然不需要刻意准备，居然毫无违和地写出了我想写出的那种感觉。还记得那个题目是自拟的，叫《不待三月花开》。当时教我们《文选与写作》的田承良老师，在课堂上还做了特别点评。具体原话肯定是记不清了，但大体意思不会错：从题目到内容到表达方式，都与常规写作不同，有些特别，有些另类。从表扬里面我也听出了某种批评，就是有些不太合乎要求，这反而给了我自信。迄今为止，学生时代能够让我记住并认可的作文，就是从这一篇开始的。彼时我已意识到，我应该而且似乎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写自己的东西了。现在看来，这应该是三年的师范学习对我最大的意义。

起初我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小说家而不是诗人。记得那时《青春》杂志才创刊不久，我投寄了自己第一个暑假期间写成的一篇五千余字的小说，印象中很快就收到了编辑近两页纸的退稿信。那时候的编辑，真的很敬业。在信中，他给了我很多的鼓励，指出了存在的主要问题：缺乏生活的积累。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我逐渐感觉到，我可能很难成为一个小说家。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大约是在1984年下半年吧，我接触到了现代诗。

我学生时期的阅读大致分成了这样几个阶段：小学三年级之前以连环画为主，这奠定了我的叙事基础；后期见什么读什么的粗放式阅读培养了我的造句能力。到了初中，得益于新泰一中当时浓厚又开放的学习氛围，更得益于老师的开明与同学的优秀，我和我的很多同学一起，阅读了以四大名著为主的诸多中国经典文学作品，想想当时我们同宿舍的同学比赛背诵《水浒》108将座次表的情形，完全可以用兴味盎然来形容。而《三国演义》的开篇诗作，就是因为当初的一次比背，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能够张嘴就来，一字不差。我始终认为，读书要趁早。这就像吃饭，长身体时吃的饭与成年之后吃的饭，功能是不一样的。而当身体一旦长成，这时候再吃什么也不会长高了。至今让我庆幸的是，当初的阅读给了我远比文化课更多的营养，而我们的老师也并没有把我们当成考试的机器来整治。等进了师范，我的阅读面广了，除了外国文学名著外，我还读了一些理论方面的东西，并在后来加大了对现代诗的阅读。但很遗憾，由于当时的条件和视野所限，我对后两者的了解走了不少弯路，以至于整个80年代我基本是徘徊在诗歌门外的。

说来颇有意思的是，对我的成长促进最大的两位老师，居然都不是直接教我课的老师。一位是我五年级时的刘保全老师。我们当时共两个尖子班，他教另一个班的语文。记忆中好像那学校就是为我们两个班专建的，是新校址且只有一排建筑两间教室一间办公室孤零零地坐落在远离村庄的农田里。因为就只有我们两个班，我们的作文课经常合堂上，大多数时候是刘老师激情飞扬地评析我的作文，正是他的激情飞扬触动了我梦想的神经末梢，在我心中埋下了作家梦的种子。另一位是我初中时的刘建营老师。那时他是新泰乃至泰安名师，主教高三毕业班的作文课，正是他老人家不但拿我的作文给他的学生作范文，更主要的是他在校园里每每看到我，总亲切地把我招到身边，拍拍我，鼓励我，从而不断地为我的作家梦输入精神营养和动力。后来回看这段经历，我以为，正是因为他们没有那种源于责任的功利性，才在某种程度上对我施加了更有效的影响。

记得有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我是这样总结自己过去的：从上学到工作，我感觉自己永远是一个顺畅的人，几乎是一步一步按照自己的意愿走下来的，顺畅到连自己都觉得没意思。只有在诗歌中，我才屡屡尝试到失败的滋味。在诗歌中，我好像就应该是一个失败者，以平衡那些生活中诸多平庸的收获。因为，直到今天，我也没能够写出我心目中真正想写出的那样一首诗。所以，是失败，准确地说是一步步接近成功的失败让我找到了自信，找到了勇气，找到了自我，回归了内心，也回归了孤独。而孤独是如此让我超脱，超脱了平庸而接近了神圣。如果说感谢，我想我最应该感谢的就是诗歌。是诗歌让我与那些同样孤独而超拔的灵魂产生碰撞，是诗歌教会了我如何遵从自己内心良知的召唤，在平庸的生活中热爱并发现，选择与放弃。

现在，我终于可以不必遮遮掩掩了，如愿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且在诗歌之余写下并发表了20余篇近20万字的诗歌评论，附带着成了一个被业界认可的诗歌评论家。只是这个结果，前面的四位老师都看不到了。但幸运的是，新师三年教我《文选与写作》的田承良老师后来去了泰山学院做了教授，他主要的研究方向正是泰安当代文学。在其主编的《泰安现当代文学史论》中，他毫不吝啬地给予了我远超别人的篇幅，并亲自捉刀，为我的诗歌撰写了两篇巨评，不能说这里面没有作为老师对学生的偏爱。

 好巧不巧，在动手涂鸦这些文字的当天，我收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发来的祝福信息：吴玉磊您好！今天是您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第9年。文章述宏愿，笔墨系初心。祝您“文学生日”快乐！

好一个“文章述宏愿，笔墨系初心”！从踏进新师校门到现在，44年已成过往，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事已渐趋模糊，一些事却越来越清晰。真想再坐一趟绿皮火车，真想再听一次“前方到站，徂阳车站……”

                                                                                                           2026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