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台风 "巴威"、"红霞"、"白海豚“反复变化，堪称 "台风界的马拉松选手"，光顾江苏沿海，秋雨绵绵不断，让我有时间静心阅读米奇・阿尔博姆（Mitch Albom，美国）的纪实文学《相约星期二》（自传性回忆录）。

本书故事的起因：米奇・阿尔博姆是美国底特律一家报社的体育记者、专栏作家，同时还做电台节目，整天在赶稿、出差、赚钱中疲于奔命。他毕业于布兰代斯大学，大学时代最敬爱的老师是社会学教授莫里・施瓦茨（Morrie Schwartz）。毕业时，米奇送给老师一只刻有字母的皮包，承诺 "会保持联系"，但一踏入社会，就被忙碌的生活裹挟，十六年未曾与老师相见。一个深夜，米奇在换频道时偶然看到美国广播公司（ABC）的《夜线》（Nightline）节目正在采访一位身患绝症的老人 —— 正是他的老师莫里。此时莫里已被确诊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俗称 "渐冻症"），身体逐渐瘫痪，医生判断他只剩几个月的生命。米奇在电视上看到老师坐着轮椅、形容枯槁，内心受到巨大冲击，决定重新联系老师。米奇从底特律飞往波士顿附近的莫里家中，开始了每周一次的探望。因为每次都在星期二，所以称为 "相约星期二"。从春到夏，一共进行了十四次谈话，也就是十四堂人生课：谈话主题分别是：世界、自怜、遗憾、死亡、家庭、感情、

对衰老的恐惧、金钱与贪婪、爱的延续、婚姻、文化、原谅、完美的一天和告别，每次谈话，米奇带着录音机，把莫里的话一字一句录下来。这些录音后来成为这本书的原始素材。在第十四次谈话后不久，莫里陷入昏迷，于一个星期六的清晨安详离世。米奇参加了葬礼，按照莫里生前的玩笑 ——"我死了以后，你说，我听"—— 米奇在老师的墓碑前继续进行 "星期二" 的对话，把生活中的事说给莫里听。

《相约星期二》这本书出版后成为全球畅销书，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销量超过两千万册，后被改编为电视电影（1999 年，ABC 出品，杰克・莱蒙饰演莫里）和舞台剧。莫里在谈话中反复强调的核心观点：金钱买不到幸福。莫里批判美国文化把 "拥有更多"财富等同于幸福，认为真正的幸福来自给予 —— 给予时间、给予关心、给予爱。

读这样的纪实文学，那高尚的道德人格不断冲击着我的潜在的情愫，耳熟能详的感恩诗句自然而然地浮现脑际，"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自珍《己亥杂诗》其五）说落花并非无情，凋零后化作春泥，培育来年的新花。把最后的养分给予后来者 —— 给予时间、给予心血，直到最后。这正是比喻那位老师，也是比喻那些甘为人梯的长者、为人父母。

记得那是1974年，我被安排在苏嘴党委办公室帮助秘书工作，那时候，虽然没有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可这也是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我由一个普通农民直接到地方党委机关帮助工作，一下子成了“大人”和“干部”了，殊不知，那是机关的编外体制，平时在党委机关办公室扫地、打杂、剪报，偶尔帮助秘书写写小稿子。节假日公社干部放假探亲，我值班看门、看大院。那时苏嘴公社政府有一圈瓦房：前一排为党委与政府办公室，东面是党委办公室加配电房，西边是政府民政办公室加邮电局；后一排是开会的小礼堂和党委会议室；座西向东的一排是食堂，最东边是围墙。那时大多数办公室兼宿舍，党委秘书和我一样，他住在门东，我住在门西。我在苏嘴党委办公室帮助工作的第二任党委秘书叫陈正国，中等身材，清癯干练，好像是渡江干部，好像是南通人，也许夫人小汪是南通人，他也成了南通人。他关心人、热爱人的伟大人格，始终感染着我，我一辈子难忘。

那时候，我刚调入机关工作，他知道我不是党员，就亲自介绍我入党，推荐我为基层大队党支部书记，让我到一线锻炼。

他热心帮助我爱人治疗黄疸肝炎。那段日子，我很少回家，爱人患上黄疸肝炎，浑身皮肤蜡黄，眼白也染成了橘黄色，吃什么吐什么，连喝口水都犯恶心。公社卫生院条件简陋，连个像样的肝炎专科都没有，乡下大夫看了直摇头，说这病得赶紧送县里，拖不得。

我一个农家子弟，在公社机关又是编外帮忙的，人生地不熟，手里也没几个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夜整夜在办公室里转圈。陈秘书看在眼里，没等我开口，第二天一早就拉上我们，骑着他那辆半旧的 "永久" 牌自行车，顶着七月的毒日头，一口气蹬了三十多公里地，赶到淮安县人民医院。他爱人在县医院工作，跑前跑后地挂号、找大夫、安排床位，连住院押金都是他先替我垫上的。

住院那些天，他每隔两三天就往县里跑一趟，有时带一兜子红糖、鸡蛋，有时从公社食堂打一份细米粥给我爱人补身子。他还特意托人从南通老家捎来茵陈、大枣，说是退黄的偏方。大夫后来跟我说，黄疸肝炎最怕耽误，再晚来三五天，恐怕就转成慢性的了，是陈秘书抢回了这条命。后来他还多次想方设法接济我爱人治病。

爱人出院那天，陈秘书与我亲自骑自行车去接。回来的路上，他怕车颠着病人，骑得格外慢，后背的衬衫全被汗浸透了，贴在脊梁骨上。到家后，他又从抽屉里翻出几斤全国粮票塞给我，说："病后体虚，得补，别舍不得。" 我握着那几张粮票，手直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 那时候粮票比钱还金贵，他有两个孩子，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这件事，我记了一辈子。后来我离开苏嘴，走南闯北，每逢遇到难处，想起陈秘书蹬着自行车在灌溉渠路上颠簸的背影，就觉得再难也能熬过去。他没有教过我什么大道理，也没有说过一句漂亮话，可他用行动告诉我：什么叫 "化作春泥更护花"—— 就是在别人最无助的时候，你肯弯下腰，伸出手，把自己仅有的那点光和热，分给他。

陈正国秘书后来调进城里了，走的时候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只在我办公桌上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好好干，别辜负了自己。" 那字迹我至今认得，清瘦，硬朗，像他这个人。

他的光辉后来照耀我一辈子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