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的那天，是2016年盛夏。聒噪的蝉鸣此起彼伏，如同滚烫的铁丝，一圈圈缠紧燥热的午后，令人几乎喘不过气来。等我匆匆赶到家时，父亲已然离去许久。我轻轻握住他枯瘦的手，那掌心的温度早已消散，如同潮水退去后的沙滩，只剩一片冰凉，再也等不到归期。

父亲骤然离去的那段日子，我几乎夜夜辗转难眠。每当夜深人静，眼前总会浮现起他的身影——那个沉默寡言、终日劳碌的身影。那时我便暗下决心，一定要为父亲写下几行文字，将心底翻涌的思念与感恩，好好记录下来，算是迟来的慰藉，也是一份迟到的报答。可每当坐在书桌前，点开文档，指尖悬在键盘上方，我就仿佛被无形的力量困住，半个字也敲不出来。我一遍遍回想着父亲的一生，想要找出几件格外耀眼的事迹，最后总是一无所获。他实在太平凡了，平凡得如同田间随处可见的泥土，质朴厚重，不曾有耀眼的光华。日子就这样一再耽搁，文档建了又删，删了又建。我拖过了第一个清明，熬过了第一个忌日，一晃五年、八年。直至父亲离世整整十年后的今天，我才终于静下心来，点开这份搁置许久的空白文稿，决意了结这桩夙愿。十年岁月匆匆，有关父亲的点滴记忆，并未随风淡去，反而愈发清晰鲜活。我心里十分清楚，倘若此刻我还迟迟不肯落笔，往后漫长岁月，恐怕再也没有勇气，细细诉说心底里封存十年的思念。

父亲生于1940年，正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头一年。父亲刚满六岁，祖母便撒手离世；八岁多时，祖父也接踵而去。只留下父亲和大他四岁的伯父，两个年幼的孩子，如同风雨中瑟瑟发抖的嫩苗，彼此依靠，相偎长大。彼时祖父家中本就贫寒，加上时局动荡，兄弟二人的生计更是雪上加霜。其间万般艰辛不必细说，单单两个半大的孩子独自砍柴生火、缝补衣裳的光景，想来便足以令人心生酸楚。

或许正是早年接连不断的苦难，铸就了父亲那副坚韧的面容。在我的记忆中，年轻时的父亲个头不高，只有一米六上下，身板敦实匀称，常年风吹日晒，淬炼出一身黝黑结实的肌肤。父亲长着一张棱角分明的方脸，腰杆永远挺得笔直，眼神里透着一股不容轻视的坚毅。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眉眼和须发：两道眉毛浓黑挺直，微微下弯的一字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乌黑的头发倔强地向上竖着。每当他静坐抽烟、凝神沉思之时，那副神态总让我想起课本上鲁迅先生的画像。

父亲是个极爱出汗的人。只要稍干点力气活，大颗大颗的汗珠就从额头和脸上渗出来、往下淌。没过多久，身上的衣裳便被浸透，紧紧贴在脊背之上。因此，父亲脖子上常年搭着一条灰白的毛巾，以便劳作之时随时扯来擦汗。这毛巾如同朝夕相伴的老伙伴，随时为他擦去辛劳的痕迹。

父亲天生性子较慢。无论手头事务多么紧迫，他的动作永远那样不疾不徐，仿佛心中自有一座时钟，只按自己的节拍稳步前行。我家的各种农活，即便和其他农户家一样同时动工，完工也往往要晚半拍：田地是最后翻完的，秧苗是最迟插好的，庄稼是最后收割的，每天收工也总是最晚回家的。这一半是因为我家的田地太多、农活繁重，每天总有忙不完的活儿；另一半，也是父亲手脚不够利落，不像村里那些身手敏捷的农户，片刻就能干完一件农活。可父亲虽说动作迟缓，却最肯踏实深耕、舍得下苦功。别人歇息时，他依旧躬身在田地间；人家早早收工归家，他和母亲仍在沉沉暮色里默默劳作。经父亲之手打造的农具、打理的农活，虽进度偏慢，成色与品质却常常比别人家的要好几分。后来我才渐渐懂得，父亲那份慢悠悠的性子，原来藏着对生活、对土地最赤诚的敬重。他从不愿敷衍应付任何一件小事，哪怕只是翻一寸泥土、砌一块砖石，他都要尽心做到极致，令自己满意为止。这份不慌不忙的从容，是他待人处事的方式，也是他赠予我们最珍贵、最深刻的人生教养。

父亲是个多面手。说起他的本事，我至今仍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只读过一年半初中的农民，竟会那么多手艺。种田种地是农人的本分，自不必说；父亲还精通木工、石工。我家的老屋是石木结构的瓦房，房屋下半截的石墙，石料都是父亲从山中开采，经一锤一凿修整后垒砌而成，那一人多高的石墙，历经长年风雨，依旧稳如磐石；上半截的楼板、墙板，木料全是父亲亲自进山挑选，用大锯破开原木，用刨子反复推削平整，经榫卯咬合，被做成门窗、桌椅、碗柜、衣柜等，件件结实耐用。父亲还会打铁——铁匠炉是借用族叔家的，炉火映红他的面庞，烧透的铁块在铁锤敲打之下迸出星火，慢慢锻造成斧头、柴刀、菜刀、剪刀、犁头的模样；会编竹器——竹篾在他指间翻飞穿插，像是有了灵性，不多时，箩筐、簸箕、菜篮以及猪笼、鸡笼、鸭笼等各种家什，便都有了骨架与肌肤；会理发——每到月底傍晚，他就让我们兄弟几人依次坐在家门前的石凳上，铺开围布，推子贴着后脑勺缓缓推剪，碎发散落一地。邻居家的孩子也常排队等候，父亲从不会嫌麻烦。他一边理发一边仔细打量，如同修整砌好的石墙，务求边线整齐，才肯放下推子；他甚至还会孵鸡孵鸭、阉鸡割卵，会采草药为人调理病痛，会看风水、算八字，会吟诗作对，写得一手好字。逢年过节，亲友乡邻常常来找父亲写门联、春联。我曾私下数过，父亲会的手艺，少说也有二十来样。儿时的我总觉得，天底下几乎没有父亲不会做的事。

但父亲从不以此自夸。他永远默默地忙碌着，像一头不知停歇的老牛。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一生几乎不曾给自己安排过一天的休息。春日里，他忙着翻土积肥、修渠整地，为春耕悉心筹备；夏日里，他忙着除草防虫、引水灌田，精心照料禾苗；秋日里，他忙着收割庄稼，刨挖红薯，喂养猪牛鸡鸭；冬日里，他不是忙着开垦荒地，就是忙着去本村和邻村正在修建新房的人家做木工、石工，挣些工钱贴补家用。我家原本有十二三亩责任田，还有十多亩祖辈留下的自留地，单单种好这些田地，便已十分辛苦。但为凑齐我们姐弟几人的学费，父母每年开春，都要抢种烤烟，建造烤房烘烤烟叶，然后把烘干的烟叶挑送到离家有近十里路远的收购站换钱；他们还常常远赴十多里外的深山，砍柴烧炭，再把烧好的木炭，装担挑运到二三十里外的集市售卖。为给我们这些子女，尽可能多积攒些家业，父母亲见缝插针、不辞辛劳，在村子周边的荒坡野岭开荒拓土，硬生生开垦出五六亩荒地，栽种下五六百株杉树、柏树等林木。那些年，父母肩头扛起的，何止是沉甸甸的柴炭杂物，更是我们姐弟几人挣脱山野、谋求前路的全部希望与底气。

烧炭的艰辛，是刻进筋骨的灼热与沉重。每逢寒暑假，我们姐弟几人总会跟着父母亲进到山里搭把手。天色未明，草尖还凝着沉沉的露水，我们便早早动身，顺着蜿蜒崎岖的山路，走上近一个时辰，方才抵达那片杂木丛生的山岭。炭窑依山而建，位于陡峭的山坡下。烧炭所需的林木，长在五六十米高的岭脊上面。我们抓着藤蔓、踩着树根、攀上岭脊，将一棵棵大腿般粗细的树木逐一砍倒，裁成一米二三长的木料，再顺着陡坡一根根推落至坡脚。木料滚落的沉闷声响，在空寂的山谷间悠悠回荡，宛若山野低沉的叹息。

接下来便是最费力的工序，我们肩扛手抱，把沉重的木料一趟趟运到窑边，再一根根递进窑口，由窑内的父亲接过木料，竖直堆码，一根紧挨一根，整整齐齐地堆成一垛。窑内窄小逼仄，父亲不得不始终弯腰干活，汗水裹着炭灰，湿透了他的脊背。在昏暗的光线里，那脊背泛着细碎暗红的光泽。木料堆满后，我们便用石块混合黄泥，将窑口封堵严实，只在窑顶留出一处点火口。为随时把控火候，生火后的两三天里，父亲常常在窑边专门搭建的茅草棚里夜宿。那棚子平时是我家储存木炭的地方，也是我们伐薪烧炭时歇脚休息、躲雨避风的去处。火过旺，木料会烧成灰烬；火过弱，木料又无法烧透，每一处分寸都需悉心把控。待木料充分烧透，我们便彻底封死所有的通气口，让窑内的木炭在缺氧状态下慢慢冷却。静置大约一周之后，窑体完全降温，我们方能开窑取炭。

开窑，是整场劳作最煎熬的环节。窑门破开的瞬间，滚烫的热浪裹挟着刺鼻的烟尘扑面而来，呛得人睁不开眼、喘不上气，高温炙烤得肌肤发烫，稍不留神，就会被滚烫的炭块灼伤起泡。我们打湿毛巾捂住口鼻，依次弓腰钻进窑内，将余温未散的木炭一根根、一块块搬运到茅棚里。经过数小时奋战，窑里的木炭终于全部取出来，而我们每个人也浑身沾满炭灰，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垢，整个人仿佛都被烟火与炭尘浸透了。可父亲未曾喊过一声苦、道过一句累，只是扯下肩头上的毛巾，胡乱地擦了擦把脸，被炭灰染黑的脸上，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随后，他浑身酸软地坐在窑边的泥地上，慢慢从裤兜里摸出随身携带的烟袋，捏出一小撮旱烟，铺在比火柴盒稍大的旧作业纸上，熟练地卷出一支粗实的 “喇叭筒”，点上火，重重地连续吸了三四口，吐出一团团浓白的烟雾，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憨厚地笑着宽慰我们：“这批炭烧得通透，能卖个好价钱”。

刚出窑的木炭余热很高，极易藏着零星火星，随时可能复燃起火。我们又在炭棚旁一边搬运、整理烧窑用的木料，一边时不时蹲下身拨开炭堆仔细查看，检查是否还有残留的火星。直到天色完全黑下来，木炭彻底冷却，确认没有起火隐患，一家人才拖着疲惫的身子，一起摸黑往家里赶。

可世事难料，辛劳未必都能换来回报。记得有一年冬天，学校刚放寒假，我回家的第二天清早，便和姐姐跟着父母一同进山，打算把积攒好的木炭挑到街圩上去卖。可等我们赶到炭窑边时，全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存放木炭的茅草棚早已烧成一片废墟，棚里一千多斤上好的木炭都化为白灰，地上还残留着尚未熄灭的炭火，搭棚的几根木桩仍在冒着青烟，空气中弥漫着焦糊的气味，看得出这场火已经烧了一整夜。

父亲望着一片狼藉的炭棚，缓缓蹲下身子，随手捡起一根木棒，在灰烬里来回拨弄，低声喃喃叹息：“应该是那根内心腐朽的枫木桩，里面还藏着火星。当初要是把它单独挪到别处，或是装窑时干脆不用它就好了……”母亲站在一旁，眼眶瞬间泛红，低声哽咽道：“一千多斤上好的木炭，值一百多块钱呢，就这样说没就没了……”我和姐姐楞在原地，心里满是酸涩，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那些年，我常常暗自感念，那一窑窑灼灼燃烧的炭火，燃尽的何止是山间的林木，更像是父亲一点点耗损、默默奉献的年华。他耗尽自身的温热与气力，为我们姐弟几人，铺就了一条走出大山、奔赴远方的人生道路。

父亲思想淳朴，为人憨厚。有两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一个夏日，田里的庄稼正值追肥关键期，可我家却拮据得拿不出钱来买肥料。母亲无奈，只得让父亲把家里仅有的两只小香猪，挑到邻近的东兴街去叫卖。傍晚回到家，父亲满脸喜色，兴冲冲地告诉母亲，猪儿卖了个好价钱。可当他伸手去掏随身挎着的绿色军用挂包时，脸色却突然凝滞，整个人僵住了。我们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只见挂包侧袋底部，被人用刀片划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 这分明是小偷所为，辛苦卖猪挣下的钱，早已被洗劫一空了。母亲又气又急，连声埋怨，父亲也满心懊悔，连连跺脚，不住痛斥小偷的卑劣行径。又过了一两年，家里又养了四只小猪，长大待售。母亲身单力薄，无法一次担起四只小猪，只能依旧让父亲前去街上售卖。那天傍晚父亲回来，又一脸垂头丧气、愤愤不平的模样。一问才知道，原来他只卖掉三只小猪，还剩一只没有人要。卖猪后他觉得肚子饿得慌，便去路边粉摊吃碗米粉，顺手把猪笼挂在摊边长凳一端。谁知就一碗粉的工夫，那猪笼连同笼里的小猪，都已不见了踪影。母亲听罢，又是心痛却又无奈，不停地摇头叹气，半晌没有说话。打那以后，母亲再也不肯让父亲独自上街卖东西，像卖猪这类的大买卖，全由她一个人自己做主了。

我常想，父亲当年在街上弄丢了钱、弄丢了猪的那些夜晚，独自走在回家的山路上，心中该是怎样的酸楚。他素来能隐忍，受了委屈从不对外人诉说，哪怕心里再苦，也只会自己憋着。回到家，面对母亲不停的数落和埋怨，他不愿也不能争辩，只是默默地承受着所有的指责。至今我还清晰记得那天傍晚的模样，当母亲数落完父亲转身出门后，父亲便自个儿坐在门槛上，垂着头，一言不发地，用手反复抚弄着那个被小偷划破的挂包裂口，久久没有起身……那模样，看着倒不像是在心疼弄丢的钱和小猪，而更像是在和什么东西作告别——或许，他是在和自己骨子里那份笨拙、学不会的精明告别。

父亲这一生，总因忠厚老实屡屡吃亏，吃尽旁人难以体会的苦头，但他似乎永远学不会世俗的精明与世故，始终以一颗纯粹淳朴之心，去待人处事。这份不懂变通、执拗的善良，看似是他的软肋，却也是他身上最珍贵、最让人心疼的品性。

打我记事开始，除非待客或是逢年过节，白天父亲是从来不敢也不愿喝酒的：一则怕耽误田里的农活，二则怕酒后头脑昏沉，没法好好干活。可每当日暮收工、忙完一天的农活之后，他总要喝上两三盅，好像整天的疲乏都要靠这杯中的液体来化解。虽然父亲酒量并不高，一斤二三两本地的“土大炮”便会让他醉倒，但他每晚总要喝个七八两，不多不少，正好微醺。每次喝酒，他都喝得极慢，别人几口就能下肚，他七八两酒往往要磨两三个钟头才能咽完。于他而言，酒早已不只是解乏的物件，更是安寝的前奏。若是哪天断了酒，他便心神不宁，夜不能寐。那个年代，农村集市买酒并不容易，为了不断酒兴，父母亲便常年自酿米酒。用的都是自家栽种的本地香糯，米粒饱满香醇，酿出的酒，清甜醇厚、香气绵长；姥姥更是村里酿酒的好手，同样的香糯，经她巧手酿制，酒味愈发绵柔浓郁，在我们村里小有名气。小时候，我上山砍柴，归来又渴又累，常常趁着家中无人，悄悄溜进姥姥屋里，掀开她床底的酒坛，舀出半碗浊酒解馋，那清甜微醺的滋味，至今想起来仍满口生津。

父亲喝酒向来简单，从不讲究什么下酒菜。当年家里食物紧缺、蔬菜有限。晚上一家人的饭菜煮罢，要是灶台还需用来烧水、煮猪食等，父亲想再寻点东西送酒，便只得另想法子：若家里有黄豆，他就将黄豆摊在饭盒盖上，借着灶边炭火烘烤；若有干玉米，便直接把玉米丢进火灰里煨熟；若当天从地里采回鱼腥草、香椿或马蹄香之类的东西，他便拿来简单凉拌，或在火上焖熟下酒；若实在没有其他配菜，他就剥两瓣蒜米、取一两颗辣椒，拌着粗盐捣成酱汁，用筷子蘸着送酒；再不然，从酸坛里舀来一勺酸水，拌点油盐，他也能喝得有滋有味。父亲还有一个习惯：喝酒从不先吃饭。他说，肚子填饱后，便品不出酒的滋味了。所以他总是先喝酒、再吃饭。有时酒喝得尽兴，便连饭都忘了吃。长此以往，脾胃渐损，身体终究落下了病根。

可也是喝了酒之后的父亲，才是我最喜欢的模样。平日里沉默肃穆、寡言少语的父亲，喝了半斤浊酒之后，话语便渐渐多了起来，眉眼间的神色愈发柔和，整个人温润可亲，全然换了一番模样。

冬日的夜晚，一家人饭后围坐在炉灶边取暖，父亲喝酒喝得较慢，照例独自留在灶边继续酌饮。或许是下酒菜过于单调，又或许是喜欢边喝酒边闲谈的氛围，父亲总爱借着几分酒意，没话找话地同我们拉家常：“姐姐从小就一直很听话，干活勤快，学习也很刻苦，你们几兄妹都应向她学习。”他望着正在做作业的姐姐说。姐姐知道他说的是“酒话”，便继续低头做自己的功课，不作答理。当时妹妹疯玩了一整天，吃完饭后早已疲惫不堪，斜靠在父亲腿上，睡眼惺忪，小小的身子时不时轻轻晃动。父亲见状，便缓缓放下酒杯，柔声细语道：“妹妹想睡了，来，让爸爸抱着你睡吧。”说罢便伸手将妹妹轻轻拢到自己腿上，妥帖地抱在怀中。那时妹妹刚三岁多，小小的脑袋依偎在父亲温热的胸口，像一只极其慵懒倦怠的小猫，片刻便安然地熟睡了。父亲低头看着怀中酣睡的女儿，满眼温存，而后笑呵呵地端起酒杯，轻轻地又抿了一口，眯着眼，慢慢地品着……过了一会儿，父亲又转头瞧向蹲在炉灶边、正拿着木棍漫不经心拨弄火星的我，脸上漾着赞许的笑意：“哥哥，你今天表现不错，拾了两箩筐牛粪，明天要继续好好干哦。”他一边说，一边从灶边的饭盒盖里抓了几粒黄豆，递给我道：“今晚这黄豆炒得好香的，赏给你两颗尝尝”。在我们老家，家中的长子长女，常被叫作“哥哥”“姐姐”，这并非普通的亲属称谓，而是长辈将子女视作掌上明珠，所赋予的一种饱含珍爱与敬重的尊称。那时姐姐刚上小学二年级，我也还不到六岁。

父亲就这样，总爱在微醺之后絮絮叨叨，那些话里藏着的，是他对我们最朴素的爱。他爱喝酒，其实爱的未必是酒，而是喝酒时那份难得的松弛，是平日里藏在心底、不易说得出口的温情。

父亲对我们几个子女管教得极严，尤其注重品行教养。他素来规矩分明，不许我们私自下河玩水，不许穿奇装异服，不许家中男孩留长发，更不许子女在外与人争执斗殴。他常告诫我们说：“我要是发现你们在外与人打架，回来必定免不了一顿严惩。因为人家不会平白无故打人，多半是你们哪方面做错了，你们必须好好反省。”正因父亲的谆谆教诲，我们自小便谨记修身守礼，待人宽厚、与人为善，懂得和身边人和睦相处、团结友爱。

但父亲对我们最用心的教导，就是有关安全的叮嘱。“安全”二字，是他平日里挂在嘴边频次最高的话语。他常说，安全是万事万物的根本，没有平安健康，再多的收获与成就，都无从谈起、毫无意义。每次我们出门劳作，他总会反复叮嘱各类安全细节，不厌其烦。他嘱咐我们砍柴时，要注意刀具切勿磕碰石头藤蔓，时时留意刀柄是否松动；锄地时要站稳脚步，身体要远离锄口，谨防误伤；割草时要细心观察草丛，避开凸起硬物，避免磕碰划伤。遇上雷雨天气，要切记不可在大树下避雨，不要在空旷处逗留，更不能在雨中肆意奔跑。即便居家日常，他也处处细致提点：菜刀农具要摆放稳妥，刀口朝向墙内；睡前鞋子要整齐摆好、鞋跟朝内，方便突发状况时起身穿戴；锄头刃口务必朝下放置，防止意外伤人……这些琐碎的叮嘱，如同细密的针脚，密密地缝进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里。

父亲不只是嘴上时常叮嘱安全，当真遇到事关众人安危的大事时，他更愿割舍心头所爱，用行动守住这份底线。我刚上初中那年，家里养了一头五六岁的公水牛，体格壮实，性情温顺又肯卖力，家里二十多亩田地全靠它耕作，是全家糊口离不开的好帮手。秋收过后，田里的庄稼已经收尽，村里各家的耕牛都散放在田埂上、林地边自由觅食，无人专门看管。正值壮年的公牛最容易相互打斗，我家这头水牛力气大，每次遇到挑衅总能占打赢，还会追着对方跑，有时两头牛甚至冲进村内巷道。巷子里常有老人和小孩走动，狂奔的大水牛一旦撞上人，后果不堪设想。父亲天天为此忧心忡忡，即使心中万般不舍，还是把邻里的安危放在第一位。那年深冬，他忍痛叫人把这头水牛宰杀了，又摆了几桌酒席宴请族人与乡邻，剩下的牛肉全部挑到街圩上卖掉，只把牛皮晒干留存下来。宰杀水牛的那天，家里处处弥漫着压抑的悲伤，母亲守在灶台边偷偷抹眼泪，年纪尚小的弟妹们个个失声痛哭。父亲一言不发，将满心的疼惜与遗憾，全都默默埋在了心底。

也正是经历过这件事，长大之后我才真正读懂父亲那些絮絮叨叨的嘱咐。如今回望，这些琐碎反复的叮嘱，字字句句都藏着父亲深沉的牵挂。他这一生饱经风雨、吃尽苦头，便格外舍不得我们再受半点伤痛。那些看似冗长的唠叨，从来不是多余的管束，而是一位父亲最细腻、最柔软的疼爱。

对待族人亲戚和街坊乡邻，父亲向来重情重义，这份热心，是刻在骨子里的。邻里但凡遇上难处，父亲总是主动上前搭把手。有人身体不适，他便进山寻些草药帮忙调理；谁家建房造屋，需人帮做木工、石工之类的活计，他总是二话不说，拎起工具箱便出门；谁家有文书琐事，只要找到他，他都尽心尽力去帮忙。待人做事，他从不计较报酬，至多就是在主人家吃上一顿便饭。父亲常说：“乡里乡亲，谁都有需要帮忙的时候，能搭把手就搭把手，这本是分内的事情。” 这话听起来朴实平淡，可只要旁人遇到难处，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从来不会往后缩。

父亲做事一向踏实严谨、精益求精，他做的活计，质量向来过硬，常常赢得乡邻的赞许。垒砌石墙，他总能做到横平竖直、石缝密实、墙体稳固；修整田垄，他总能打理得平整光洁、齐整顺直。记得有一年秋天，为了烧草木灰肥田，我们一家人来到村头林边砍柴割草。到达目的地后，父亲照旧先叮嘱好安全事项，然后大家分头各自忙活。我们把一丛丛灌木杂草砍切成一尺左右的短枝，堆成堆焚烧，等火势熄灭，再把灰烬敲碎，装担收好。收工时，我惊讶地发现，父亲劳作过的地方与我们打理的区域截然不同：他切砍过的草木，切口平整光滑，且一律贴地斩伐，地面显得干净整洁；反观我们打理的区域，参差杂乱，不少草木都留着高桩，切口尖锐突兀，稍不留意就会划伤腿脚。看着父亲留下的这些利落整洁的劳作痕迹，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什么是把平凡的农活做到极致。他用无声的行动教会我们：一个人对待手头琐事的态度，便是其人格最真实的写照。

在读书求学这件事上，父亲对我们有着近乎执拗的坚持。他常说，读书才能让人有文化、明事理、辨是非，心中有底气，遇事不慌乱，不会被人蒙骗，也不会被人瞧不起。在他心里，读书最实在的意义，便是努力考取中专、考上大学，跳出农门，转为非农业户口，获取一份安稳体面的工作。因此，无论家中日子多么拮据艰难，他始终咬牙供我们读书。只要我们捧着书本学习，他就绝不会安排任何农活。父亲也不允许我们整日跟其他小伙伴嬉闹玩耍，他时常告诫我们，不可沉迷玩乐、虚度光阴，否则会玩物丧志，荒废学业。

有件往事，时隔多年我依旧历历在目。有一年临近端午，连日大雨过后，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跑到村前的小溪边玩耍，只见溪水浅滩处聚着成群的野生鲤鱼、鲶鱼，大家欣喜万分。于是合力搬来石块、泥土，堵住溪流两头，又纷纷跑回家中取来锅碗瓢盆，一点点将潭中的积水舀干。忙活了大半个下午，大家每人分得一斤多的鲜鱼。我端着装鱼的旧脸盆兴冲冲地赶回家，满心期盼着晚上能吃一顿久违的荤腥。谁知我刚跨进家门，父亲便阴沉着脸快步迎上来，一把夺过我手中的鱼盆，连鱼带水全部甩进家门口的稻田里。他神色严厉，高声呵斥：“我才不稀罕这些东西！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再去捉鱼！”我当场愣在原地，满心惶恐，只觉后背阵阵寒意，垂着头，手指不停地绞着胸前被打湿的衣角，从此再也不敢贪恋溪中鱼虾。彼时的我满心委屈，只觉得父亲太过不近人情。多年以后，我才慢慢懂得，父亲并非吝啬那几条鱼，而是怕我整日贪玩、误了学业，怕我被眼前那点蝇头小利，分走了本该用在学习上的心思。

只是我求学的路途，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第一次高考，我的成绩只勉强过线，最终遗憾落榜。父亲得知结果后，没有半句责备，只是语气坚定地吐出两个字：“复读。”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眼神里满是不容动摇的期许。然而第二年高考，我的成绩依旧没有多少起色，仅仅超过录取分数线寥寥数分，后又因志愿填报失误，再度折戟。接连两次的挫败，让我愈发心灰意冷，几乎想要彻底放弃学业。唯独父亲始终不肯松口，一再劝慰我切莫气馁，要求我继续补习、再战高考。当时我的弟妹们都已陆续入学，家里同时读书的孩子有四五人之多，姥姥也已离世，全家的学费、生活费，全都压在父母二人肩上，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举步维艰。纵使生活万般窘迫，但父母亲从未在我们面前流露半分苦楚、吐露半句抱怨，只是反复叮嘱：“生活上的事不用你们操心，你们只管安心读书。就算砸锅卖铁、变卖家产，我们也要把你们供出来。”他们时常告诫我们：“家里本就清贫艰难，你们若是再不肯刻苦读书，往后这个家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只会代代潦倒。”

为凑齐我们的学费、撑起一家人的生计，父母极尽节俭，日子过得格外清苦。那些年，家里的餐桌总是十分寡淡清寒，一连数月都见不到半点荤腥。即便是春节、清明这样重要的节庆，家中也拿不出像样的菜肴，常常只煎上两三枚鸡蛋，或翻出那块挂了五六年的干牛皮，刮净霉斑，燎尽残毛，在火上炖煮大半天，等软烂后切成细条食用，便勉强算是桌上的荤菜。那些艰难的日子里，父亲从不愿把心底的煎熬展露在我们面前，他只是起得更早、归得更晚，身形日渐消瘦，话也越来越少，所有的压力、忧虑、重担，他统统将之压在心底，尽数化作经年累月的辛劳。如今想来，父亲是用他那并不宽厚的肩膀，硬生生为我们扛起了整个家庭的希望。

父亲虽对我们管束严苛，看似不近人情，心底的疼爱却极其深沉厚重。每逢我们迎来升学大考，父亲总会在开考之前的晚上宰杀公鸡，或是割上一刀鲜肉，祭拜先祖、焚香祈福，盼我们考试顺遂。说来也怪，我们姐弟几人，几乎次次顺利升学，步步精进。1988年初秋，姐姐顺利收到河池卫校的录取通知书，全家上下一片欢喜，是从未有过的轻松与欣慰。父亲更是格外激动，那晚他破例多饮了好几杯酒，眼底泛着难得的光亮。在他心里，再过三年，家里就能走出第一个公职人员，能按月领薪、安稳立足。他端着酒杯，一遍遍喃喃自语：“好了，好了，总算熬出头了。”一家人多年清贫苦熬的日子，终于有了盼头、有了着落。

可父亲的身上，也有着老一辈人固有的守旧与固执。我初中毕业时，原本想报读交通学校，可父亲总觉得这份职业终日与车马道路为伴，车流繁杂、风险太高，毅然否决了我的想法。后来我有意填报电力学校，他依旧坚决反对，固执地认为水电作业隐患颇多，极易发生意外、伤及自身。高中即将毕业，我报名参军，体检顺利过关，工作人员上门开展政审工作，父亲却以我“命中不宜带枪”为由执意阻拦，劝我放弃。及至高考结束，我报考警校，并顺利进入政审考察名单，工作人员再度登门核实情况，父亲依旧抱着固有执念，搬出同样的理由，断然拒绝了我的选择。

父亲的固执，从来都不是无端的执拗与偏见。他亲身经历过解放前的阶级压迫，也熬过了建国初期的各类风波，半生起落沉浮、饱经世事沧桑，让他心底里早就沉淀下了一份根深蒂固的认知：体制内诸多岗位，极易随时代局势变动起伏，难以长久安稳。而当时的我，心性浮躁、行事冲动，在他看来，军人、警察这类纪律严明、风险较高的职业，全然与我的性格不相适宜。在他朴素的人生认知里，教师与医生，就是世间最稳妥的出路。这两份职业远离时局纷争，安稳踏实，体面恒久，既能安身立命，又能护佑全家安稳。正因这般执念，当我最终被河池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录取时，内心满是壮志难酬的失落与怅然，父亲却暗自窃喜、倍感宽慰。他逢人便笑着念叨，自己儿子以后要执鞭从教、为人师表了。在他心中，三尺讲台、教书育人，便是最体面、最踏实、最长久的归宿。望着父亲眉眼舒展、满心欣慰的模样，我心底的不甘与遗憾也渐渐消融。或许，终日与笔墨书香为伴，岁岁年年安稳度日，便是父亲穷尽半生风雨，为我期许的最好人生归途。

也正是在那段岁月里，我慢慢探知了父亲深藏心底、默默践行的心事，也读懂了他沉默外表下，那份厚重的初心。早在我还没上初中的时候，连续好几年，父亲总在农闲时节独自进山采石，无论烈日炙肤，还是霜风割面，他总早出晚归。母亲见他过于辛苦，多次劝他歇手，父亲就是不肯听。就这样前后历经数月辛劳，父亲硬是为我的姥爷、姥姥各修建了一座全石结构的坟墓，又另为三四座先祖旧坟修缮茔冢、重立新碑。碑文都是父亲亲手书写，一凿一划细细镌刻在青石之上，比写在纸上更显庄重肃穆。父亲大抵是想用这种古朴的方式，让逝去的先人重新“立”在故土之间。那一方石碑，不止是冰冷的石头，更是先辈们堂堂正正生活过、耕耘过、坚守过的见证。父亲大概想让我们后辈知晓，这些镌刻的名字，从来不是族谱上单薄的墨迹，而是曾在这片土地上烟火度日、负重前行的鲜活生命。他从不讲空洞的大道理，可每一次挥锤凿刻，每一道深浅纹路，都在践行一种最朴素的家风传承。心怀敬畏，是对先人的铭记；心怀慈爱，是对后辈的托举。他立于家族传承的纽带之中，上承先祖恩泽，下启后辈前路，他要以沉默坚韧的脊梁，串联起家族的过往与未来。这份赤诚的心意，比青石更为恒久。它如一盏明灯，照亮后辈们的来路；如一根长绳，系住家族根脉。父亲以其最粗糙的双手，镌刻出最温润的人生信条：人活一世，就应堂堂正正，立身立德，不负岁月，不负后人期许。这便是他一生坚守、恒久不变的信仰。

父亲一生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倘若一定要说有，那便是对祖先的虔诚敬畏，对子孙的无私慈爱。他这一生，活成了一座静默的桥，一端连着逝去的先辈，一端牵着在世的后人。也正是这份纯粹的信仰，让他纵然饱经世间种种苦难，却始终立身端正、步履坚定。他清楚自己从何而来，心知自己赶往何处，更笃定要带着后辈稳步前行，奔赴更加美好的人生。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家乡附近的一所乡村中学任教，学校离村里常去赶集的圩场也不到一公里远。原以为生活安定下来，父母便能放下心头牵挂。可人生诸事，总有父母无力左右的一面。或许是平日教学繁忙，无暇顾及儿女私情；或许是缘分迟迟未至，遇不到心意相通之人；又或许是两者兼而有之及其他原因。总之，我在那所学校工作了六七年，始终没能结婚成家。那段日子，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每逢圩日赶集，总会有意无意地绕道到学校里来看看我。到了之后也不多逗留，只是随意在我宿舍里转一两圈，四处打量一番，便准备动身返回。我问可有什么事，他们总摇头说没有，只是顺路过来望望。

我何尝看不明白，二老其实是心里特焦急。村上和他们年纪相仿的人，大多都当上爷爷奶奶，不少人的孙辈甚至都已上学读书了。他们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却从不敢开口催促，怕给我增添压力，只默默用自己的行动来作委婉的暗示，希望我能读懂他们的良苦用心。

后来，我们姐弟几人陆续就业、成家、养育儿女，父亲眉宇间的愁云渐渐散去，脸上的笑意也一天天多了起来。我将父母接到县城同住，请他们帮忙照看女儿，每日轮流接送女儿上学放学。那几年，可算是父亲一生中最清闲安逸的时光。可他终究闲不住，每天仍要和母亲在我家门前河堤边的空地上，轮换着播种各式时令蔬菜，还补上几行玉米；回到家又忙着帮我们洗衣、拖地、抹桌、洗碗，一天到晚手脚都不曾停歇——或许手里有活，他们心里才踏实。

然而世事无常。2013年春节刚过，一个寻常的中午，父亲饭后闲来无事，便像平日一样到村里四下溜达。可刚回到家，还没来得及落座，便突然一头栽倒在地。送到医院一查，是脑溢血，必须马上手术。经过两三个月的治疗，父亲的命总算保住了，人却落下了半身瘫痪，彻底失去了自理能力，终日只能躺在床上，或是倚靠在轮椅里。曾经腰杆挺直、步履沉稳的父亲，从此连翻个身都做不到。他再也不能抽烟、饮酒，那双常年劳作、打造出各样器具的手，软软地垂着，再也握不住锤子、锄头，握不住任何东西了。我们姐弟几人轮流照料陪护，守着病床上的父亲，心中阵阵刺痛，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卧床三年半，2016年夏天，父亲终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走得安然平静，一如他勤恳沉默的一生，温润本分，从不惊扰任何人。

父亲这一生，辛苦劳碌，含辛茹苦把我们几个子女拉扯长大，又拼尽所能、想方设法托举我们成才。可偏偏在我们的日子稍有起色、生活渐渐安稳之时，他却匆匆地离去了。

父亲一辈子困于家乡故土，从未出过远门，不曾去过繁华都市，没有坐过飞机，未曾见过浩瀚大海，更没有闲暇游山玩水、休憩享乐。他辛劳一生，终究没享过一天清闲福分。他就像默默坚守的摆渡人，拼尽全力将自己的子女们一个个渡往安稳顺遂的彼岸，自己却永远停留在岁月的长河中央。我常常暗自设想，倘若父亲能多活十年，哪怕只有五年也好，我们定要找机会陪他四处走走看看——让他见识见识这片他从未踏足的广阔世界，体验体验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感受感受那些他平生不曾接触过的新鲜事物……可时光不可逆，往事不可追，所有遗憾，终究成了余生无法弥补的怅然。

可当我静下心来细细回望，才发觉父亲早已留给我们世间最珍贵的馈赠。这份财富，不在存折的数字里，不在房契的凭据中，却远比金银财物更珍贵，更经得起岁月的冲洗，与时光的沉淀。

父亲传授给我们的手艺，我们虽未全部继承到位，没能完整接过他的衣钵，但他做事一丝不苟、绝不敷衍的秉性，早已深深地融进我们的骨血，刻进我们的品性里。当年他执意督促我们读书求学，一步步送我们走出深山，让我们得以看见比他一生所见更为辽阔的天地、更为丰盈的人间。他做事沉稳从容、厚积薄发的韧劲，教会了我们凡事不必急于求成，唯有沉下心来慢慢打磨，才能站稳脚跟、有所作为。他待人热忱、体恤乡邻的仗义胸襟，让我们明白，人活一世，不能只盯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更要心存善意，懂得体谅别人的不易。

那些年他日复一日、细碎反复的安全叮嘱，如今早已变成我们叮嘱自己子女的家常话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就连他那份看似固执守旧的坚守，也让年少莽撞、肆意闯荡的我们，慢慢学会了心怀敬畏、知分寸、懂底线。

父亲这一生，正像我家门前那座沉默厚重的山脊。年少时，我们只看见他外表的粗粝和沉默，待他远去之后，才渐渐读懂他那份沉默深处的担当，慢慢看清他一生隐忍背后藏着的深意——那是我们受用终身的精神财富。父亲留下的家风与品性，足以让我们安身立命、安稳度日，也足以让子孙后代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只要我们始终铭记并传承下去，父亲的这份馈赠便永远不会褪色。

父亲这一生，恰似他亲手砌起的那面石墙。每一块石料都平凡普通，每一处接缝都朴素平常。可就是这些普普通通的石头，层层叠加、紧紧相扣，便筑成了一堵无惧风雨、坚实厚重的墙，为我们儿女遮了一辈子风雨、护了一生安稳。而他自己，就是墙底最不起眼的那块基石，不声不响，不惹人眼，却默默扛起所有的重担，倾尽一生护我们周全。

如今，我坐在电脑前敲下这些文字，指尖在键盘上起起落落，屏幕上的字一行一行缓缓地铺展开来。十年前心中预想的那篇文字，迟迟未能落笔，而今，这些由方块字垒筑而成的追忆，也算给当年那个迟迟不敢动笔的自己，有了一番交代。窗外的蝉鸣又响起来了，像极了父亲走的那天。十年了，我终于有勇气把那些关于他的记忆，一字一句地敲出来。我知道，父亲或许并不需要这样的纪念，他那样沉默的人，一辈子做的远比说的多。可我需要——我需要这些文字，一寸一寸重走他走过的路，一点一点贴近他那颗沉默而滚烫的心。

父亲，你走后的每个夏天，蝉都叫得特别响。以前你总说，蝉鸣越响，天就越热，干活越要赶早。如今没人再催我们赶早了，可每到这个时候，我总会不自觉地早早醒来，恍惚间能听见你在堂屋里霍霍打磨各类农用刀具的声音，一下，又一下，匀匀的，稳稳的。

愿你在那边安好。没有病痛，没有劳累，可以喝你最爱的米酒，抽你喜欢的土烟。我们在这里，都会好好的。

只是父亲，若真能有来生，你还会在暮色里最后一个收工回家吗？还会在微醺的冬夜，把我揽到膝边，赏我两颗炒得喷香的黄豆吗？

——如果还有下一辈子，我们还做父子，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