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在故乡的星空下行走，河湾处隐隐约约的芦苇的影子在风中摇曳，仿佛在风中写着大地的诗歌，我就想起曹先生的那句话：“灿烂的星空，有多少流星划过？李白杜甫才能够辉映千古。”读他的文字，读着读着，就有一个身影从纸页上站起来——脚步不疾不徐，脚下踩着苏中平原最深最软的泥，每一步都像把月光踩实了，才往前迈下一步。

曹先生其实是我的领导，我从苏州大学文学院毕业后进入姜堰组织部工作，不久他成了区委“两新”工委副书记，工作场合要规规矩矩喊一声“曹书记”，但私下里同事们更喜欢用姜堰话亲切地喊他一声“曹爹儿”。有一天同事给我带话：“曹爹儿喊你。”我一愣，以为哪里出了岔子，颤颤地敲开他办公室的门，他却给我泡了一壶茶，然后摊开了当天的《泰州日报》，目光温和地询问：“这篇《大纵湖开捕》是你写的吧？”那个下午，曹先生从自己追逐文学的经历聊到里下河文学的根脉，自那以后，他就一直记挂着我文学上的路。

后来我离开姜堰组织部到苏州大学继续攻读文学博士，有一回在苏州高新区图书馆开展讲座，朋友圈发布了讲座相关的内容，曹先生看到后主动联系我，关心我的情况，我到苏州经贸学院工作后，他得知我在专业发展上的困惑，又四处奔走向各位文学研究的前辈引荐我这个从古代文学研究跨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素人”。在了解了曹先生的经历后，我才明白：他大抵是觉得，微弱的月光也能照亮一个在文学这条路上坚持行走的人，而他愿意做那束光。

与他共事的两年里，我慢慢感受到一个人身上可以同时住着两样东西：一捧沾着露水的泥土，和一轮沉在心底的月亮。他早年在组织系统里，像竹根在泥土间一寸一寸地往前探——从组织部借用，到正式调进，从副股级、正股级、副科长、科长、区委组织员，再到区委“两新”工委副书记，外人只看见他笔底流出的公文，措辞严谨，逻辑缜密，像一棵竹子一节一节地往上长，不偏不倚，不蔓不枝；可我读他的文章，读到的却是另一重天地——那些文字里有大田里飘过的麦香，有晒场上晾着的稻谷，有灶膛里燃着的草把。

这几年，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写作上，文字里流淌出更多纯粹的乡情和柔和的月光。他写《一袋鹅毛的遭遇》，写单师娘为了一袋鹅毛讨价还价一整年，最后鹅毛全蛀了，扔进了垃圾箱。那些文字平静得像在讲一个无关紧要的故事，可读着读着，你会觉得那袋鹅毛的分量压在了自己心上。他写《月亮在水中摇晃着走》，写香香私奔到皖南山村，在陌生的灶台前烧火做饭，夜深了听见山风穿过竹林的声音，像故乡在喊她。他写《与曹洋喝一场咖啡》，写一个蛰居农村中学十多年的朋友，如何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把自己深潜在时间里，最终探出头来，给人劈面的惊艳。他笔下的每一个人，都像一只搪瓷碗——外表朴素，内里却经历过千度高温的淬炼。

最近一次见到他，他跟我回忆起年幼时居住的地方。说话的时候，他的声音慢下来，目光越过窗玻璃，望向了很远的地方——老家的屋子前后左右都是水，弯弯曲曲的小河把几间瓦房围成一个孤岛，田埂上种着青菜、蚕豆，该绿的时候绿得饱满，该黄的时候黄得彻底。屋后那条小河，像一条游蛇从远处逶迤而来，又逶迤着去向更远的远方，两岸长满蓬蓬勃勃的芦苇，风过苇梢时，会送来一阵隔了半条河的槐花香。大白鹅浮在水面上，不动的时候像一朵白云落了地，一动起来，便在身后拖出一道颤颤的水纹，碎银似的漾开去。他讲这些的时候，声音里有水汽，有草香，有四十年前的月光从竹叶缝里漏下来的细碎声响。我的思绪便顺着他的话头，飘进了他那篇《外婆的槐花粥》——“村子不大，一眼望去，低矮的青瓦房，三三两两。”“小河游蛇般穿村而过，岸边长满了错落的槐树，每到春天，一串串槐花便自个儿开了，挂满枝头。风一来，香气就软软地、轻轻地散开，漫过河岸，飘进小巷，整个村子都浸润在这清甜的气息里。”

他写故乡，笔尖是顺着风的方向落下去的，芦苇、槐花、鹅毛、稻田、月亮——这些意象在他笔下不是风景的装饰，而是记忆的坐标，是乡愁的物质形态。文学地理学上有一种说法：一个人的写作，终其一生都在反复描摹出发之地的地图。曹先生的这张地图上，每一条河流都有名字，每一片月光都有温度，每一声蝉鸣都有年月。他写的不是风景，是风景里活过的人、发生过的事、流逝了却未曾消失的情感。那些绝美的意象，散落在散文与小说之间，像一把碎银子撒在水面上，风一吹，便连成一片诗的粼光。

更值得关注的，是他在文章细腻温润的画面之下藏进了一层沉甸甸的哲学。在《外婆与芦苇》里，他写外婆家门前的芦苇，写外婆蹲在河岸边，手握镰刀，教他割芦苇要顺着长势斜向下刀，不能凭蛮劲。外婆说，芦苇风来了就弯腰，雨来了就低头，那不是软弱，是懂得蓄力。他在文章中写道：“外婆没上过学，大字不识几个，一辈子守着几间老屋、几亩薄田，却在柴米油盐的日子里，活出了最实在的哲理。”我忽然意识到苏中平原的乡土智慧，正是长在河岸边的芦苇里的，是融在腊月里腌的咸菜里的，是放在灶台上渐渐凉下来的一碗粥里的。曹先生笔下的外婆不懂庄子，却把“柔弱者生之徒”活成了一辈子的姿势；外婆没读过《道德经》，却在弯腰与起身之间，把“上善若水”理解的通透。曹先生把这种民间哲学从泥土里刨出来，放在文字的月光下晾晒，让芦苇不单是芦苇——它是生命的隐喻，是处世的法度。读他的散文，你以为是在看风景，看着看着却发现脚下踩到了实土；你以为是在听故事，听着听着却听见了人生的回响。他把自己活成了一根芦苇——上有月光，下有淤泥，风来了弯一弯，却从不断折；雨来了低一低头，根却越扎越深。这大约便是他的文字最动人的地方：看似写的是苏中平原上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实则写的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柔韧与坚守，是故乡如何在一个人身上活成一种永不枯竭的哲学。

他常说作家对社会是有责任的，作家的责任不在云端，在尘土里。有一次，他带我参观一家乡镇搪瓷工厂，我看到搪瓷胚体从窑炉里出来的时候泛着暗红的光，车间里热气蒸腾，工人们穿着被汗水浸透的工作服，在流水线前弯腰、起身、再弯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他站在流水线旁，目光久久地落在他们身上。那一刻，我看见了一个从泥土里长出来的人，对同样扎根泥土的生命，与生俱来的疼惜。他总说他计划完成三部著作，一本《石岩小说选集》是早年间出版的，他还欠故乡两本书，一部长篇，一本散文集，他要写平凡的人，也要写故乡的情，王德威教授曾说：“‘故乡’不仅是一地理上的位置，它更代表了作家（及未必与作家‘谊属同乡’的读者）所向往的生活意义源头，以及作品叙事力量的启动媒介。”曹杰庚先生用文字为这句话进行温热的注脚，他把里下河的芦苇、竹子、月光、泥土，从物质变成精神，从风景变成信仰。那些弯腰的芦苇教人柔韧，那些挺直的竹子教人坚守，那些被月光浸透的夜晚教人相信——再平凡的土地，也能长出照亮远方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