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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木生:超级影迷鲁迅
    • 作者:李木生 更新时间:2026-08-02 07:26:09 来源:原创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6498
    [导读]此文刊发《当代人》2026.8,征得作者同意,以飨读者。


    也许大家会忽略一个有趣的事实:鲁迅先生是一位超级影迷。

    从1906年1月8日、在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观看医学与时事影片,到1936年10月10日午后、去上海大戏院观看根据普希金《杜勃罗夫斯基》改编的苏联电影《复仇艳遇》的30年间,鲁迅共看过155场各种电影。

    鲁迅日本仙台的第一场电影,便改变了他的人生轨道:毅然转舵,弃医从文。他在《藤野先生》与《呐喊·自序》里,都详尽地记下过这个著名的过程。那是在课堂上,放映完细菌形状的片子之后,加映日俄战争的时事片。片中最为刺激鲁迅的镜头,是抓获了给俄国人做侦探并被日军捕获、就要被枪毙的中国人,而围着观看甚至欣赏这枪毙场面的正是“麻木”的中国人。与中国看客的木然相对的,则是日本学生高呼“万岁”,并“都拍掌欢呼起来”(《藤野先生》)。对于中国,这场课堂影片的后果是重大的:一个中国新文化的开创者从此起程。16年之后的1922年,他在《呐喊·自序》里痛切地回忆:“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又过了8年,鲁迅于自己的自传中,再次谈到这次课堂上的影片所带来的根本性转变:“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先提倡新文艺。”

    因一场电影而改变人生之路的鲁迅,便在30年间,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们不妨先定格在他的最后一场电影、对于《复仇艳遇》的观看上。鲁迅10月10日的日记说:“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并邀玛理往上海大戏院观《Dubrovsky》(中国译片名为《复仇艳遇》),甚佳。”玛理是周建人与羽太芳子所生的女儿。这天的鲁迅正发着“几卅八度”的烧,晚上还有冯雪峰的夫人何爱玉与女儿冯雪明来访,并在客人走后为《文艺周报》写出1500字的“短文一篇”。虽发着烧,还在写完短文的深夜,又分别给黎烈文与黄源写信,推荐当天“午后”所看的这部电影。“午后至上海大戏院观《复仇艳遇》以为甚佳,不可不看也”(给黎烈文信);“今日往上海大戏院观普式庚之《复仇艳遇》,觉得很好,快去看一看罢”(致黄源信)。离去世只有9天了,他还在热烈地向着友人推荐他所喜爱的电影。“最令他快意,遇到朋友就介绍,是永不能忘怀的一次,也是他最大的慰藉,最深喜爱、最足纪念的临死前的快意了”,(许广平《鲁迅怎样看电影》)。中篇小说《杜勃罗夫斯基》是普希金的代表作之一,写于19世纪30年代,真实而深刻地再现了俄国农奴制各种矛盾激化下的爱情悲剧。小说最早译介于由鲁迅、茅盾创办的《译文》杂志,后收入翻译家戈宝权编译的《普希金文集》中。

    1936年是鲁迅的离世之年,被病痛反复折磨,且常被发烧纠缠。但他仍然承担着堪称艰巨的文字劳作,更于劳作的间隙,兴致勃勃地走进电影院。根据他的日记统计,在当年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就看了17场电影。就是在他病逝当月不足19天里,依旧忘却病痛,分别于4日、6日、10日观看了3场电影。这可是生命将终的19天,“热卅七度九分”、体重只有“39.7”公斤,常常“往须藤医院诊”、“须藤先生来诊”。

    鲁迅先生30年间的电影场次分布,又集中在上海的10年,共127场,其他场次分别为:日本仙台1 次、北京13次,厦门6次、广州8次。而鲁迅在上海看电影的场次分布,又集中在1931、1934、1935和1936年,分别为16、36、31和17共100次,其余6年仅有26次。

    对于一个超级影迷来说,1930年与1932年每年只有一次走入电影院,1933年也只有3次观看电影的记录,实在是太少了,可以说是骤减。从鲁迅日记与鲁迅书信中抄录关于看电影的笔迹,当然也会于此迷惑不解,会细思个中缘由,慢慢体味下来,才渐渐明了其中的原因。1930年初,鲁迅参与创建了两大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与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这两个组织,都有着反对或批判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意味。如《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就直接指出:“我们处在现在统治之下,竟无丝毫自由之可言!”也因此,国民党向他发出了通缉令,鲁迅也便在这种白色恐怖中有了东躲西藏的经历,当然也就没有了看电影的机会与兴致。1932年1月28日由日本进攻上海、中国第19路军殊死反击而起的“淞沪战争”,不仅让鲁迅三弟周建人所工作的商务印书馆遭到轰炸与大火,鲁迅所居住的四川北路拉摩斯公寓也陷入战火之中,不得不再次逃奔避难。1933年1月,则出现了另一种情况,他与宋庆龄、蔡元培等组织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揭露国民党当局,营救爱国人士。但是蒋介石下手了,6月18日派特务杀害了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铨(杨杏佛)。不能看电影的鲁迅是愤怒与悲凉的,他明知自己很有可能也在暗杀名单上,却丢下开门的钥匙、反锁了门,义无反顾地参加杨铨的追悼会。不能看电影的鲁迅,还写下了《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梳理鲁迅一生看电影的脉络,发现30年间,除家人外,他曾经邀请过33位朋友——大多是青年——同看电影,如许寿裳、李小峰、孙伏园、柔石、荆有麟、黄源、胡风、萧军、萧红,冯雪峰的妻子何爱玉、女儿冯雪明,以及外国友人增田、内山等。这些人,都是他的最为亲近的“朋友圈”。比如冯雪峰,曾多次在鲁迅的上海家中住过。出于安全考虑,不能邀请冯雪峰出入电影院,却可以邀请他的夫人与女儿,鲁迅日记就记载着3次这样的邀请,分别是1933年1次、1934年2次。而当冯雪峰1936年4月从陕北辗转到达上海并去大陆新村拜访鲁迅的时候,“他还住在那里,不过恰好不在家,和许广平先生一同出去看电影了”(冯雪峰《回忆鲁迅》)。丁玲曾说:“鲁迅在雪峰的精神世界里是一尊庄严、生生向往的塑像,他们的关系远远超过一般同志和师生。”再比如曾是冯雪峰的同学、并介绍其认识鲁迅的柔石,曾在1928、1929、1930年5次受到鲁迅邀请看电影。但是,“龙华惨案”让鲁迅的邀请戛然而止,1931年2月7日,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等五位左翼作家被国民党杀害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再也无法邀请柔石们走进电影院,鲁迅却将思念与追悼化为带火的笔墨,陆续写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批向世界传达真相又震撼人心的传世之作。在天气渐冷的深夜,为逃避追捕而隐藏在一个客栈里,许广平与海婴都已入睡,鲁迅却站在客栈的院子里,“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牵挂着被捕的柔石:“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知道了青年们的死讯、“在悲愤中沉静下去”的鲁迅,写下了又一首《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为了忘却的记念》)

    与家人们一起看电影,则是这位超级影迷看电影的主体。

    根据《鲁迅日记》统计,鲁迅一家三口与三弟周建人一家共同观看电影的次数,除1916年9月30日“夜同三弟往大栅栏观影戏”之外,全部集中在鲁迅的上海时期,共56次,多数为邀请周建人及妻子王蕴如一起观影。周建人的原配夫人羽太芳子是周作人的妻妹,长期与姐姐生活在北京,周建人多次劝其随自己赴上海,均被冷拒,终致感情破裂。王蕴如是周建人在绍兴教书时的学生,于上海重逢并组建家庭,育有三个女儿周晔、周瑾、周蕖。鲁迅同情三弟的情感波折与子女众多的困难,不仅多方托人为其寻找工作,还在经济上多有照顾,对其子女的教育也常会操心费力,与孩子们一起看电影便成了鲁迅上海生活的亮点,温馨体贴。

    1933年12月23日,在鲁迅的电影史上有着特殊的味道:首次将已经7岁的儿子海婴带进上海光陆大戏院,与冯雪峰的太太与女儿雪明,一起观看儿童电影《米老鼠》及《神猫艳语》。这天的日记,还有这样有趣的记载:“赠阿玉及阿菩泉五,俾明日可看儿童电影。”阿玉是周建人与王蕴如的长女周晔、阿菩是他们的次女周瑾,一个9岁,一个6岁,鲁迅为了让她们看上这两部儿童影片,专门送上5元购票钱。1934年9月9日的日记,记着另一件有趣的事情:“下午同广平携海婴并邀阿霜至大上海戏院观《降龙伏虎》毕,往四而斋吃面。”阿霜即沈霜,后改名韦韬,是茅盾之子,那年11岁,鲁迅敲开茅盾家门,开口便是“借你家阿霜用用”。在鲁迅离世之年的1936年3月28日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晚蕴如携蕖官来……

    邀萧军、悄吟、蕴如、蕖官、三弟及广平携海婴同往丽都影戏院观《绝岛沈珠记》下集。”蕖官即周蕖,是建人与蕴如的三女儿,那时4岁,比海婴看电影的时间早了3年。鲁迅一生最后一场电影是陪玛里与海婴共同观看的,10月10日的日记里说:“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并邀玛理往上海大戏院观《Dubrovsky》(《复仇艳遇》)。一个“邀”字,包含着郑重与怜惜。6天前的10月4日,鲁迅、广平、海婴,就曾陪同这个玛理看过电影《冰天雪地》。这个玛理,名叫“周鞠子”,此年9岁,是周建人与原配夫人羽太芳子所生。父母的离异与龃龉,肯定会在孩子的心上落下阴影,鲁迅除了平等爱护之外,自然多了一份疼惜。

    在鲁迅的心上,海婴当然有着别人无法替代的位置,这既是他与广平的爱情结晶,也是自己生命的另一种再生。在有海婴陪伴的9年时光里,他们三人共有26次相携同看电影的欢乐经历。这种欢乐,也带给鲁迅一点点走向尽头的生命以莫大的慰藉。“我这里的海婴男士,却是个不学习的懒汉,不肯读书,总爱模仿士兵。我以为让他看看残酷的战争影片,可以吓他一下,多少会安静下来,不料上星期带他看了以后,闹得更起劲了。真使我哑口无言,希特拉有这么多党徒,盖亦不足怪矣”——这是1935年2月6日鲁迅致增田涉的信。11天之后,鲁迅再致增田涉信,报告说:“海婴的顽皮颇有进步,最近看了电影,就想上非洲去,旅费已经积蓄了两角来钱。”1935年12月29日致萧军信,讲到按约去见萧军萧红未遇之后,“于是我们只好走了一通,回到北四川路,请少爷看电影。他现仍在幼稚园,认识了几个字,说‘婴’下面有‘女’字,要换过了”。鲁迅也会向北京的母亲“抱怨”自己的宝贝儿子,如“海婴很好,每日上学,不大赖学了,但新添了一样花头,是礼拜天要看电影”。海婴的“少爷”作派与父亲的舔犊情深,无不跃然纸上,真是让人读得不禁哑然失笑。《鲁迅日记》中光是为海婴请医生或去医院的记录,就有300多次。“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大哉鲁迅,横眉掩藏着的,正是他俯首慈目下的柔情。

    一生苦战苦干的鲁迅,更将这种柔情,收藏在《两地书》与上海10年相伴的分分秒秒间,当然也收藏在他与爱人许广平共同观看电影的时光里。在鲁迅一生155场所看电影中,许广平就陪伴了127次。1927年的广州,是他们10年携手的序章,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观看了8场电影,甚至在1月的20日、22日、23日、24日,5天时间里连看了4场电影,都有许广平相陪,有时广平还会约上自己的妹妹月平。而最后一年1936年的17场电影,也是场场都有许广平的相随。许广平回忆说,“鲁迅先生一生最奢华的生活怕是坐汽车、看电影”,每次都是买最贵价格的票,“多是坐在楼上的第一排”,而且很多时候还要坐着汽车去。这当然是为了节约时间,为了人身安全,但不也有着更为重要的为许广平着想的原因吗?她为了这个家零零碎碎又不分黑白地操劳,带孩子的百般辛苦,还有她眼睛的近视,都会让鲁迅选择最好方式去陪伴爱人痛快地看电影、一起获得短暂的放松与享受。肯定也有因为组建家庭而对工作有所负累的时候,如1931年9月13日日记就有这样的记事:“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石井医院诊……夜雨。校正印稿之后,继以孺子啼哭,遂失眠。”也许,正是这样真实而又琐屑的生活,才让鲁迅有了真正在人间的充实与温暖。他的每一部著作出版,鲁迅都会在第一时间,郑重地题赠给自己生命中唯一的爱人,“赠与广平吾友”“给我的爱人:广平”“广平哂存”“送给广平兄”等等,都带着他的体温遗存至今。而他购赠给许广平的《芥子园画谱三集》上的题诗,则是他们爱情的朴实写照:“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究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在鲁迅一生所看的影片中,美国影片占了绝对多数,达到80%多,中国、英国、日本和苏联影片的总和,还不足20%。影片的种类可谓宽泛不拘,包括探险、历史、宗教、动画与儿童、科幻、喜剧、歌舞、侦探、强盗、言情、文学名著改编等等。虽然并不挑食,却也有着自己的评价底线。被鲁迅批评的影片就有——中国片《新人之家庭》鲁迅“略看”后给予“劣极”的严评,另一部中国片《诗人挖目记》,则直言“浅妄极矣”。1931年11月3日,鲁迅往国民大戏院观看美国滑稽片《狼狈为奸》,“不佳,即退出”。又转至虹口大戏院观美国片《人间天堂》,日记里说“亦不佳”。美国片《荒岛历险记》,他给出了“甚拙”的评语;根据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野性的呼声》,鲁迅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与原作甚不合”。

    对于电影,作为思想家与文学家同时又是超级影迷的鲁迅,我们是可从他那里听到一些关于电影的别样说法,并得到教益。

    鲁迅写于1927年的《略论中国人的脸》,从“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谈到银幕上“旧式戏子的昏庸”,“国产影片中的人物,虽是作者以为善人杰士者,眉宇间也总带些上海洋场式的狡猾”。他的《上海文艺之一瞥》,直言中国电影的现状:“现在的中国电影,还在很受着这‘才子+流氓’式的影响,里面的英雄,作为‘好人’的英雄,也都是油头滑脑的。”惟一以电影为题目的,是发表于1933年9月11日《申报•自由谈》上《电影的教训》,讲到古戏中老家丁代主人“伏法”、从而塑造出“忠仆,义士,好人”的形象;鲁迅继尔指出而这种奴性的根苗,正在中国现代电影中变着法儿滋生。《立此存照》则从对“辱华片”的种种议论,呼唤中国人的“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还有一篇《<准风月谈>后记》,以立此存照的方式,录下各种媒体的报道,将上海进步电影界遭到国民党冲击或“捣毁”的事实公布于众。从上海大戏院放映裸体运动纪录片时以“儿童不宜”为由限制观众的现象,揭露“中国社会还是‘爸爸’类的社会,所以做起戏来,是‘妈妈’类献身,‘儿子’类受谤”现状的,是《小童挡驾》。对于1935年影星阮玲玉的自杀予以同情并进行灵魂与社会拷问的,有《论人言可畏》。尤为珍贵的,是鲁迅翻译了含有关于电影内容的三篇文章,卢那卡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与日本岩崎的《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他在《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的《译者附记》里,有这样不留情面的分析:“骄和谄相纠结的,是没落的古国人民的精神特色。”这种分析,对于我们,至今仍然有着警示的作用。

    鲁迅当然是伟大的,但他又有着常人的血肉。他不仅是可畏可瞻的,更是可亲可爱可以平等交流的。我们纪念他学习他,还要理解他疼惜他。也许,从超级影迷处,我们可以走进一个更加真实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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