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边这本《最美的背影》，装帧素朴，像一方不事雕琢的玉石，但却特别吸引人的目光。翻开扉页，即仿佛能闻到从书里散发出的墨香裹挟着昌潍大地上鲜花、绿草的芬芳和泥土气息。赵顺年这部散文集，共辑录了他17篇或长或短的散文。读完他的文字，我禁不住合上书卷，沉默良久。我似乎看到了一个从都吉台村走出来的、带着浯河的潮湿、南岭的风沙、踏着从村里到公社到诸城县城泥泞路上一个青年人的背影，当他回望这条路并写下这些文章时，已经步入了老年人的行列，眼眶里禁不住是打着转的泪水。

这不是一本可以轻飘飘翻过的书。因为它的每一句话乃至每一个字，都好像长着根，深深扎进“背影”这两个沉甸甸汉字的血脉里，而在每个“背影”的背后，都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密码。

“背影”二字，在中国文学谱系中，早已超越了一个普通词汇的边界，成为一种坐标、一种象征。朱自清先生一九二五年写下的那篇《背影》，不过千余字，却凿穿了中国现代散文的整部历史。朱自清先生笔下的那个背影，是父爱的经典图腾，几代人从中读懂了“背影”的深情。赵顺年更加坦然承认：“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时时感动着我，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他甚至能掩卷背诵。

然而，一位真正的作家不会满足于站在前人的笔下而停滞不前，他做了一件极富勇气的事：他将自己父亲的“背影”，从记忆中打捞出来，与文学史上的经典“背影”并置。他写父亲拿着三斤地瓜干，追赶风雪中到都吉台要饭（乞讨）的广饶县父女的“背影”；写父亲在暴雨如注的时候，沿浯河南岸寻找那颗没有爆炸的哑炮弹让自己的大儿子背了一生“黑锅”的“背影”；写父亲站在村围墙上，面朝夕阳，凝望远方，目光越过重重山影，渴盼大儿子从战场上平安归来的“背影”。

这些画面，将“背影”从精致的散文意象，还原为一代中国农民在时代夹缝中撑持家庭、守护血脉的活态记忆。与此同时，赵顺年又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空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背影，抗疫战场上白衣战士逆行的背影，在史无前例的大洪水面前一个“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奋不顾身跃入涛涛潍河、去传达县委书记命令的背影……书中的“背影”由此形成了三重变奏：骨肉至亲的背影、精神导师的背影、时代英雄的背影。它们交织在一起，共同诠释了“最美”和“背影”的定义和丰富内涵。

读罢《最美的背影》，我确信自己面对的不是一部寻常的散文集，而是一部以血泪为墨、以生命为纸写就的民族心灵史，是“大爱”与“真情”在时代的“背影”里，以最深沉的笔触再一次展现。

（一）父亲的背影：一段历史的回望

《从电影〈长津湖〉想到的》一篇，无疑是《最美的背影》全书最震撼人心的篇章之一。赵顺年以极其克制的笔触，讲述了一个足以令人心碎的故事，大意是：一九五二年冬月，不识字的父亲接到大哥“请父速来”的电报，二哥念给父亲听了，爷俩都不知道大哥遇到了什么事，同时进入了焦急、为难状态，然后便是沉默。

赵顺年在文中说，当时的母亲和二嫂都怀着身孕。母亲怀的是我，二嫂怀的是侄子培华，都到了行动不便，说不定哪天就会分娩。按理，二哥陪着父亲一起去看大哥最为合适，遇到这种情况，他只好留下照顾母亲和二嫂。一个大字不识的父亲，在那个年代出行远门，汽车、火车的来回折腾，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据父亲自己说，一路上，他时刻不停的问路，问得口干舌燥，因为语言不通，有时候好不容易搭上腔，可自己说什么人家根本听不懂，人家说什么他也听不懂，耳朵里填满了一大堆“叽哩哇啦”，父亲说比小鬼子的话还难听难懂，加上心里着急上火，到了大哥部队的时候嗓子已经哑了。

千里跋涉终于到了常熟。父亲找到大哥的部队，见大哥人好好的，就是有点忙。父亲对大哥便很是不满，家里那娘俩处在那种情况，你发电报叫我来，简直是胡闹，又听大哥说“叫父亲来，是儿想爷了，就是要看看爷，也让爷看看儿”。父亲听了更加生气，马上就要往回走。大哥好说歹说，劝父亲多住几天，看看南方的城市。第二天大哥就陪着父亲在常熟城里转，实际是为了拍张照片。第三天，大哥突然催父亲往回走，说部队要出发。这个过程赵顺年写得比较细，在这里不便展开。

大哥送父亲到了苏州火车站，将父亲扶上火车，找到座位坐下，“用手在父亲的光头上抚摸着梳理了几下，然后把脸贴了贴父亲的额头”，父亲还没反应过来，大哥头没有回，就赶紧下了火车，父亲只看见了大哥从火车上跳下往月台走的背影。大哥下车后在月台上站着，朝着坐在火车上父亲的背影一直挥手，直到火车消失在视野尽头。那父亲和大哥在苏州火车站相互看见的背影，成为父子俩此生所看到的最后一眼——大哥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父亲再见到的就是上级民政部门送来的一顶志愿军军帽。

这是怎样的一种告别啊！这是怎样的父子二人最后一次互相看见的背影啊！大哥明明知道自己马上要奔赴的是生死难卜的战场，却不能说；父亲明明也预感到了什么，甚至想到了在家时参加过村里组织村民举行的抗美援朝游行示威，但他不敢往这上面想也不敢问。赵顺年写的他父亲和他大哥爷俩在火车站月台上那场不敢对着面说话的沉默离别，将中国人情感表达的极度内敛与内心风暴的极度猛烈推向了极致。作者没有让大哥说一句豪言壮语，没有让父亲流一滴眼泪——越是这样，那个朝着背影的挥手越是像钉子般楔入读者的心脏。当父亲“捧着那顶军帽，两眼直直地看着，然后把那顶军帽猛地捂在脸上”，我们终于明白：“背影”是有重量的。有些背影的离去，会使整个家族坍塌；有些背影的沉重，需要几代人去承载。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赵顺年处理这种历史创伤的智慧，他没有停留在对战争残酷性的控诉上，而是将笔触延伸至大哥背负“黑锅”的委屈、那枚未爆炸的炮弹的隐喻、父亲终生寻找真相的执念。这些细节让个人命运与宏大历史背景产生了更为复杂的缠绕——这种复杂性使散文超越了简单的爱国主义颂歌，抵达了历史书写的伦理深处。

（二）饥饿的背影：一碗米饭背后的奥秘

如果说赵顺年在《从电影〈长津湖〉想到的》一文里写的背影是关于血与火的背影，那么《我以此文悼袁老》中那些与饥饿搏斗的背影，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惊心动魄。赵顺年以近乎残酷的诚实，回忆了自己在石桥子公社工作时那种饥饿的背影。那是在一顿饭、一碗米饭的背后，作者吃不饱肚子，告诉人们他自己发明创造的，在饥饿的背影里隐藏的一个奥秘——“空转”。为了省下一顿饭，每到饭点时，自己便到街上徘徊，有时站在墙角的暗影里等别人吃完饭。最令人泪目的场景是：食堂做了大米饭，党委秘书滕孝廷打了两人份的，却因接工作电话无法吃，作者“如同战场上的战士趴在战壕里准备战斗时听到了冲锋号骤然响起”，眨眼间将一瓷盆米饭全部吞下，而滕秘书放下电话后半天才说：“这肚子真是太空了！”

这里的“背影”看似是缺席的背影，实则是作者用“空转”转出来的自己饥饿的背影。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赵顺年将个体的饥饿记忆与袁隆平院士的伟大贡献焊接在一起。也就是在袁老逝世的当天自己正好吃大米饭的场景和当他用袁隆平“海水稻”大米包成粽子祭奠袁老以及他在网上悼念厅悼念袁老成为第一千万个献花人时，一种超越个体的命运感油然而生。饥饿不再是个人耻辱更不是荣光，而是一个时代的写照，一个集体的或者说是一个庞大群体的抑或是整个国家的记忆。在赵顺年的笔下，珍惜粮食不再是道德说教，更不是吃饱了饭就棒打要饭的，而是对粮食的感恩与敬畏，对科学家的感恩与敬畏，对不止于人的生命的感恩与敬畏，对国家命运的感恩与敬畏。

这篇文章最打动我的，是赵顺年处理“巧合”的方式。他用较大篇幅论述“偶然”与“必然”的哲学关系，看似冗赘，实则是为了确认：袁老离世那天他正在写饥饿回忆，这种“巧合”背后是历史的必然——一个曾经挨过饿的民族，必然会对让人民吃饱饭的恩人产生最深沉的情感。当作者说“我敞开那个粽子……”，作为读者的我再次涌泪，我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人的悲伤，而是一个民族不应忘记的集体记忆。

（三）逆行的背影：“我是党员”的精神图腾

《最美的背影》那篇，作者将“背影”的意涵推向了更高境界与层次。在这篇较长的散文里，赵顺年从逆行抗疫前线白衣战士防护服脊背上的字写起——“孙辰，好好学习”“湖北姑爷”“胡歌老婆”“我是党员，我先上”等，每一个背影都是一个人格化的精神宣言。

但本文最动人的部分，是他近半个世纪前亲历的一个场景：1974年8月12日至14日，“7412”号台风从江苏省侵入山东，在鲁东南地区的临沂、昌潍地区普降特大暴雨，特别是昌潍地区的五莲、诸城、安丘等县。诸城的暴雨中心马庄、石桥子一带24小时降雨量达到498毫米，成为那次台风单日降水量的最高记录，也成为诸城县有史以来遭遇的最大的洪涝灾害，潍河的洪水流量达到了每秒将近6000立方米，潍河诸城段上唯一的一座大桥——潍河大桥，就在诸城县委书记、县武装部政委张修林、县水利局长和作者面前被洪水轰然冲垮，作者当时是县委书记张修林的秘书。张修林书记本来是要赶到石桥子公社的吴家楼水库指挥抗洪的，面对被冲垮的潍河大桥，他心急如焚，高声询问谁能游到对岸传达他“不准炸坝”的命令，在桥头上的20多人中，都自告奋勇，其中有一个喊出了“我是共产党员，我去”，接着又有几个也跟着喊“我是党员”，“我也是党员”，当一个青年喊出“我叫刘安基，我是共产党员，还是国家干部，我去！”时，张修林书记便决定刘安基去。作者是后来才知道刘安基是哪个单位的工作人员的。

刘安基跃入潍河滚滚洪水的背影，与在苏州火车站上大哥即将奔赴战场向父亲告别的背影，与童培友滚雷区时“把枪往胸前一抱，双眼一闭，就势一躺”滚下斜坡的背影，与抗疫战士防护服上写着“我是党员，我先上”的背影，在时空深处完成了精神的血脉连接。赵顺年在此展现了他作为散文家最可贵的品质：他不仅仅在记录事件，更善于发现事件之间的精神逻辑。从抗美援朝到对越自卫反击战，从潍河抗洪到武汉抗疫，变化的是战场，不变的是“共产党员”这个身份承载的使命与担当，由此，“我是共产党员”，已经不是一种态度，一个招牌，更不是一句口号，而且成了一种精神的图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全国战斗英雄童培友的故事。那个十九岁的战士，他给战友们留下的是往地上一趴、用身体在雷区滚出十八米安全通道的背影，“一米、三米、五米、十米、十五米、十七米……十八米”，战友们紧张得心提到嗓子眼。那一刻，什么荣誉、什么称号他什么都没想，他想的是一个生命为更多生命开出的道路。赵顺年捕捉到童培友“文静的像大姑娘，连说话都脸红害羞”，却在战场上爆发出惊人的勇敢——这种反差不是文学修辞，而是对人性深处力量的发现。我们的英雄从来不是天生无畏，而是平凡人在关键时刻选择了超越平凡的担当，像“我是党员，我先上”一样。

（四）文字的背影：一个作家的品格自觉

杨文学的“序言”为读者阅读《最美的背影》提供了一个理解赵顺年的重要维度：“顺年兄对文字的敬畏达到了令人肃然起敬的程度。”赵顺年自己也写道：“文字是有温度的……文字是有情感的……文字是有力量的……文字是有生命的。”这部散文集本身就是这种文字观的完美实践，让读者从字里行间仿佛看到了赵顺年的背影。

从行文笔法看，赵顺年的散文有几个显著特点：

其一，白描的克制。无论是父亲接到烈士证书和那顶志愿军军帽的场景——“他慢慢地蹲下，蹲在地上，手里捧着那顶军帽，两眼直直地看着，然后把那顶军帽猛地捂在脸上，一句话没说，就蹲在地上，长时间没有站起来”！仅用几个动词，就将一个人的崩溃写得惊心动魄。

其二，细节的精准。大哥“用手在父亲的光头上抚摸着梳理了几下，然后把脸贴了贴父亲的额头”，这个“贴”字胜过千言万语，是英雄硬汉在与自己的父亲诀别时刻，唯一能流露的柔情。

其三，结构的匠心。17篇散文篇篇独立，但都被“背影”紧密编织相联——父亲的背影、英雄的背影、饥饿的背影、逆行的背影，“我是共产党员”的背影，还有那些其它篇章中无法逐个列举的背影，共同构成了这本散文集的“背影”意象和全书的核心。

赵顺年的这部散文集，不止于行文笔法层面的精湛，他是带着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写的——他要为那些没有机会说话的背影立传：大哥牺牲时将近30岁，没有留下任何遗言；童培友滚雷区时十九岁，根本不知道有没有荣誉；刘安基跳入洪水时甚至没有留下照片；那些身穿防护服，后背上写着字的主人……那些给人们留下背影的，大部分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而隐于沉默，赵顺年写作的目的，也许就是让那些沉默的背影重新发声。他还证明了一个朴素的真理：他并不追求散文辞藻的华丽，而是将自己放在历史与时代的坐标上，让自己与他写的背影产生共振，使自己的文字也成为一个个背影。

《最美的背影》这一书名，依我看好似充满悖论——“最美”的是“背影”，意味着正面可能是疲惫的面容、苍老的身躯、牺牲的生命、甚至害怕、恐惧、面对各种危险等等。但正是这些背过身去面对危险的人，让我们得以正面享受祥和与安宁。赵顺年用十七篇散文告诉我们：所谓家国情怀，从来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转身离开时的姿态——大哥没敢和父亲照面下了火车，童培友把枪在胸前一抱滚下斜坡，刘安基眼瞅着涛涛洪水把安危置之度外的纵深一跃，抗疫战士转身走向病房……而正是这些转过身去给人们留下背影的人们，构成了我们民族最硬的脊梁。

读完全书，我想起奥地利著名诗人、20 世纪现代抒情诗、象征主义巅峰大师、现代 “物诗”的开创者玛利亚・里尔克的一句诗意：“被看见的东西，必须首先转过身去。”赵顺年这部散文集《最美的背影》所做的，就是将那些已经转过身去的身影，重新呈现给我们看。他让我们看到，在历史的每一个紧要关头，都有人用背影为我们挡住风霜雨雪。而作家的责任，就是把这些背影刻进民族的集体记忆，让后来者知道：岁月静好的正面，是由无数负重前行的背影所支撑的。

这部散文集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它让“大爱”与“深情”这两个宏大的词汇，落到了最具体不过的人身上——一个不识字的父亲，一个牺牲的哥哥，一个滚雷的战士，一个跳河的干部，一个研发水稻的科学家，一个在防护服上写“胡歌老婆”的女孩。他们都是背影，但每一个背影都有名字，都是真人真事，没有虚构和捏造，赵顺年是在用他干净、有力、充满情感与温度的文字，让人们记住这些名字和他们的背影。

在一个习惯于消解崇高、解构意义的时代，《最美的背影》是一部逆流而上的作品。它不迎合、不讨好、不卖弄，只是诚实地记录那些值得记住的背影。这种诚实，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当我在深夜里合上书页，眼前浮现的是无数背影在历史的风雪中渐行渐远……

感谢赵顺年先生，用他花甲之年的赤子之心和优美的文字，为我们定格了这些最美的背影。这部散文集的真正价值，或许要等到很多年后才会被完全认识——那时，人们会指着书中的某个段落说：看，这就是我们的先辈，这就是我们的来路！而作为读者，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像作者在《我以此文悼袁老》结尾写的那样，含泪打开一个“海水稻”粽子，在心里默默地说：谢谢你们，所有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