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9日，济宁市档案馆。

阳光穿过高大的窗户，在地板上切出一道道明亮的光带。杨义堂抱着一摞书走进大厅，身后跟着几个同样捧着书的工作人员。那些书有新有旧，封面上的书名依次排开：《大孔府》《大运河》《抗战救护队》《昆张支队》《河道总督》《千古家训》……还有一本墨迹未干的《大湖西》。

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接过书，脱口而出：“杨主任，您这是把半辈子的心血都搬来了。”

杨义堂摆摆手，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这些东西放在家里是纸，放在档案馆才是历史。”

那一刻，阳光正好落在他的侧脸上。他站在那里，看着自己的书被一本本登记、编号、上架，嘴角微微上扬，像是在微笑，又像是在跟那些书里的人轻声告别。

没有人知道，这一刻，距离他写下第一行字，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七年。

一 、为什么是他？

在济宁这座运河与孔孟交汇的城市，有一个人，白天在政协文史委的案头审阅文件，夜晚伏在自家书桌前与数百年前的古人对话。他就是杨义堂——济宁市政协常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一位在十七年间写下九部长篇历史文学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提起杨义堂，很多人会愣一下，然后恍然：“哦，就是那个写书的政协领导。”这话没错，但只说对了一半。他的特殊之处在于：行政生涯与文学创作从未分离，反而彼此滋养。从文物局副局长到文史委副主任，从曲阜师大兼职教授到中华家学创始人，他始终在做一件事——为济宁这片土地的三种底色立传：儒家的温厚、运河的奔腾、红色的热血。

十七年，九本书，三个“三部曲”。

有人问他：“你一个政协干部，怎么比专业作家还能写？”

他笑笑，眼睛里有运河的水光，也有梁山的土气：“我不是在写书，我是在给家乡写家书。”

这句话，后来成了他上百场宣讲雷打不动的开场白。每次说完，台下总会静一静，然后响起一片掌声。那不是客气的鼓掌，是那种“你说到我心坎里了”的掌声。

他1967年出生在梁山脚下的一个普通村庄，1990年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他没有去报社，也没有去高校，一脚踏进了济宁的文化系统。从孔子文化节办公室到中华文化标志城办公室，从文物局副局长到政协文史委副主任，他的职业生涯几乎全部浸泡在济宁的文化土壤里。别人写历史靠查二手资料，他写历史靠的是当年在库房里翻过的原件、在遗址上走过的脚印、在档案室里熬过的夜。

有人问他累不累。他想了想，说：“不是我选择了历史，是历史选择了我。”

这句话没有半点煽情的意味，像在陈述一个事实。但恰恰是这种平淡，让人听出了分量。

二 、一堂没有PPT的“文史课”

时间倒回2026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济宁市政协“政协讲堂”座无虚席。

台下的面孔很杂：有戴眼镜的机关干部，有头发花白的文史爱好者，有几个穿着校服的大学生，还有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是湖西抗日根据地的后人，有的从外省专程赶来。

杨义堂走上台，手里什么都没有。没有讲稿，没有水杯，没有遥控器。他往那儿一站，像一棵长在运河边的老柳树，稳稳当当。

“今天不讲大道理，”他说，声音不高，但整个会场都能听清，“咱们聊几个人。”

他从孔子开始。不是课本里那个被供起来的圣人，而是一个奔波劳碌、四处碰壁、饿过肚子、被人嘲笑过的老头儿。他说孔子在陈蔡之间断粮七日，学生们饿得站不起来，孔子还在那里弹琴唱歌。台下有人轻轻笑了，那是一种“原来圣人也是人”的笑。

然后他讲颜之推。南北朝乱世，一个读书人带着一家老小逃难，从南京跑到邺城，又从邺城跑到长安，一路上死了两个儿子，最后在隋朝的土地上写了一本《颜氏家训》。他说：“你们以为家训是富贵人家写的？错了。颜之推写这本书的时候，穷得叮当响。他写的是——不管外面多乱，心里得有规矩。”

接着他讲宋礼和白英。明代那两个修运河的人，一个是工部尚书，一个是民间布衣。他们在南旺那个地方解决了中国水利史上最难的难题：让水往高处流。杨义堂说到这一段的时候，语气变得很慢：“你们想想，六百年前，没有计算机，没有GPS，一个尚书和一个农民，硬是把水从低处引到高处，让漕运畅通了五百年。”

最后他讲到了湖西。他的声音忽然沉了下去，像是有一块石头压在嗓子眼上。

“湖西根据地，横跨苏鲁豫皖四省交界，打了十五年仗。牺牲了多少人？没有精确的数字。很多战士连名字都没留下。他们的坟头，有的只是一捧黄土，连块碑都没有。”

台下安静极了。没有人咳嗽，没有人翻包，没有人交头接耳。那种安静，不是礼貌性的安静，是所有人都在屏住呼吸的安静。

两个小时后，他讲完了。没有人起身。沉默持续了好几秒钟，然后掌声像潮水一样涌上来。

散场时，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被人扶着站起来，走到他面前，嘴唇哆嗦了半天，只说出一句话：“杨主任，谢谢你。”

杨义堂握住老人的手，没有回答。他知道，有些感谢是不用说出口的。

三 、交锋：那些让人忘不掉的问答

宣讲的高潮，从来不在台上，而在互动环节。

第一个提问的是一个年轻的机关干部，戴着黑框眼镜，语气有点冲：“杨主任，现在年轻人都不爱看历史了，短视频刷得飞起，您觉得问题出在哪儿？”

杨义堂没有急着回答。他看了看那个年轻人，说：“问题不在年轻人，在我们讲故事的人。”

他顿了顿，接着说：“历史本身很精彩，是我们把它讲干了。你去看《史记》，那是司马迁用命写的，每一页都是血和泪。你去看《资治通鉴》，司马光写了十九年，头发全白了。可是到了我们这里，历史变成了考点、年代、人名。换你你也不爱看。”

他往前探了探身子，声音提高了一点：“你知道《昆张支队》讲的是什么吗？108个人，打进打出，比任何谍战剧都刺激。关键是——这是真事儿。那些年轻人不是不爱历史，是他们不知道历史这么好看。”

第二个提问的是一个中年妇女，看起来像是社区工作者：“杨主任，您那个‘中华家学’到底是什么？跟以前的家谱有啥区别？”

杨义堂笑了：“家谱是记名字的，你家祖上叫什么、娶了几个媳妇、生了几个娃，那是家谱。但家学不一样，家学是传精神的。”

他用手比划了一下：“我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把老祖宗留下的家风家训里那些还能用的东西挑出来，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上。不是让你磕头烧香，不是让你搞封建迷信。是让你知道——一个家该怎么立，一个人该怎么活。”

他举了个例子：“比如颜之推说‘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放到今天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别光想着攒钱，你得让孩子有一门真本事。这才是传家的东西。”

第三个提问的是一个年轻的妈妈，怀里抱着一本《千古家训》：“杨老师，我家孩子才八岁，您推荐先读哪本？”

杨义堂想了想，说：“就你手上这本。《千古家训》是颜之推在乱世里写给子孙的信，没有大道理，全是过日子的话。让孩子知道，不管外面多乱，心里得有规矩。”

他又补了一句：“你先读，读完给孩子讲。你讲的时候，他听到的不是书，是你的声音。那比什么都管用。”

那位妈妈眼圈红了。

第四个提问的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站起来的时候，旁边的人扶了他一把。老人的声音有些颤抖：“杨主任，我叫刘建国，我父亲就是湖西的老兵。他活着的时候常说，这辈子最怕的不是死，是被人忘记。谢谢您，替他们记住了。”

杨义堂没有说话。他站在那里，对着老人深深鞠了一躬。

全场掌声响了很久。

四 、尾声：一个人，九本书，一座城

有人统计过，杨义堂的宣讲已经超过一百二十场。从机关到学校，从社区到军营，从济宁到济南，从线下到线上。

他讲孔子，讲运河，讲湖西，讲家学。但归根到底，他只在讲一件事——如何让一座城市记得住自己从哪儿来，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

他的故事里没有英雄从天而降，只有普通人咬着牙撑过了最难的时刻。他写颜之推在逃亡路上教儿子识字，写宋礼和白英在工地上啃冷馒头，写昆张支队的战士们在雪地里赤脚行军，写红十字会的医生在炮火中做手术。这些人没有一个觉得自己是英雄，他们只是在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

杨义堂也一样。

他不是在写书，他是在给家乡写家书。他不是在讲课，他是在替那些沉默的历史说话。他不是在宣传自己，他是在让更多的人记住——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那些死去的人曾经怎样活过。

有人说，一个人的格局，看他为谁立传就知道了。杨义堂为普通人立传，为无名者立传，为那些被历史遗忘的角落立传。他的笔下没有帝王将相的光环，只有普通人的体温。

散场后，夕阳把档案馆的影子拉得很长。杨义堂抱着剩下的书往外走，背影融进暮色里，像一个走在运河边上的古人。没有人认出他来，他也没想让谁认出来。

他写过一首诗，里面有这样几句：

余观斯人十七载，九卷文章一座城。

为谁立传非将相，尽是寻常百姓名。

这大概就是他讲了十七年、还要继续讲下去的原因。因为他知道，只要还有人记得，那些逝去的生命就没有真正消失；只要还有人讲述，那些伟大的精神就会代代相传。

而他，甘愿做那个记得和讲述的人。

“我不是在写书，我是在给家乡写家书。”

“历史本身很精彩，是我们把它讲干了。”

“写历史的人，永远欠历史一笔账。”

“家谱是记名字，家学是传精神。”

“不管外面多乱，心里得有规矩。”

“这些东西放在家里是纸，放在档案馆才是历史。”

“一个人的格局，看他为谁立传就知道了。”

“不是我选择了历史，是历史选择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