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流浪，流浪！”

　　“九一八”这天，没有忘记张寒晖。

　　“九一八事变”后，张寒晖和家父阎志霄同在陕西省民教馆从事抗日演出活动。张寒晖常上我家作客，他不胖不瘦，不高不低，眼镜里透出的目光既斯文又谦和，喜欢逗小孩玩，我和哥哥叫他“张叔叔”，他却纠正说：“我是你们的大朋友！”

　　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张寒晖被省民教馆的刘尚达(解放后任西安市文联主席)两次邀回西安，积极从事救亡宣传。西安有史以来第一个正规的话剧组织“西京实验剧团”成立，父亲和张寒晖都是发起人，张任导演，刘任团长。接着，又组建了其后有着相当影响的大型剧团“西京铁血剧团”，父亲任团长。在竹笆市阿房宫电影院，我们曾经观看过两个剧团合演的独幕剧《不识字的母亲》(张饰母亲)、《一片爱国心》(张饰日本妇女)等，接着，铁血剧团冲破当局武力禁演，假易俗社舞台如期上演多幕话剧《黑地狱》。

　　一天中午，父亲和张寒晖出门有事，让哥哥跟我也去。张叔叔一路领着我俩，边走边教我们念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一字一句地讲解诗意，极为耐心，表情丰富。

　　“西安事变”那天，人心惶惶，我正在南大街文献巷家门口吃甑糕，邻居一个国民党官员吓得藏到顶棚上不敢下来。第二天，张寒晖同几位好友来到我家，一进房门，就把我抱了抱，喜不自禁地问：“娃呀，我给你教歌！会唱《松花江上》吗？就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接下来，压低嗓门唱起来。哥哥跟着他唱，一气儿将全曲大声唱完。

　　“西安事变”前夕，《松花江上》已经秘密传唱开来，哥哥的音乐课教过《渔光曲》《毕业歌》《大路歌》和《松花江上》，但老师光踏风琴教歌，不介绍歌儿的名字，也不知道词曲作者是谁(为怕暴露地下党的身份，《松花江上》一直佚名)。张叔叔亲昵地拍了拍哥哥的小脑门连声夸奖道：“唱得好！唱得准！”

　　叔叔们走后，父亲说：“刚唱的歌子，就是你张叔叔编的，也就是人人爱唱的《松花江上》！”父亲还特意告诉母亲说，“西安事变”前的一天，在易俗露天剧场的“怡情见志轩”里，他们开会商讨曹禺《雷雨》的排演问题，当场推举张寒晖担任导演。《雷雨》上演，大街小巷贴满海报。母亲领着我们哥儿俩到竹笆市阿房宫电影院观看首场演出，我很不耐烦，连声抱怨“不热闹！不热闹！”正要散场时，张寒晖说：诸位留步，最近，我谱了个歌子，想让诸位听听，提个看法。接着，他低声唱了这支新歌，也就是流亡离家的《松花江上》。父亲说，这支歌非常感人，在座的人眼睛都湿了。

　　父亲还介绍说，《松花江上》是张叔叔1936年底36岁时在西安二中教书时写成的。他除了上课改作业外，没黑没明的，心思全用到写歌儿上。可是他小小的屋里，只有睡的、坐的和爬的，什么乐器都没有。问他的歌为什么一听就想家、一唱就想哭？他说：我是学家乡婆婆娘儿们哭男人、哭儿女、哭坟呢！人越伤心越想报仇。

　　“西安事变”之前，《松花江上》就在东北军中飞快地传播，那是千千万万流亡者的哀嘶，凄婉不忍卒声。《松花江上》后来成为当局禁唱的歌曲之一。双十二事变，周恩来在会见被捉的蒋介石之余，途经新城的“讲武堂”，亲自指挥民众高唱悲歌，说：“一支《松花江上》，叫伤心人断肠。”

　　张寒晖给我们哥俩教唱《松花江上》不几天，便参加了东北军，任东北军抗日学生军政治部宣传科游艺股股长兼“一二·一二剧团”团长。学兵队编入政治宣传队，分赴各队将《松花江上》传遍东北军各军各师，飞向长城内外、大河上下直到苏美的广播电台。

　　张寒晖1941年8月到延安，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秘书长、戏剧委员会委员等职。“抢救失足者运动”中被错整，《松花江上》被诬为“散布悲观情绪”、“为敌人作宣传”的“＊＊坏歌”。1946年3月11日，张寒晖因肺水肿恶化逝世，终年46岁，长眠于宝塔山麓。文化大革命中，《松花江上》被列为禁歌，斥之为眼泪、呻吟、苦闷和失望，是“三十年代资产阶级文艺”。“左祸”祸国啊！

　　人民热爱自己的音乐家，凡爱国民众未有不习此歌者。“松花江水去潺潺，一曲哀歌动地天。”共唱此歌，不禁潸然泪下。即便是那天晚上，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大型晚会上，当“我的家……”三字出口，一唱百和，肠断心碎；一声“九一八”，双泪落君前；当“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响彻人民大会堂时，全场观众情绪达到最高潮，中华儿女，怒火中烧，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今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81周年，9月2日，抗战胜利67周年，妖雾又重来，我钓鱼岛巍然屹立，泰山石敢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