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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敬尧:唤醒——从两张《先驱》报说起
    • 作者:魏敬尧 更新时间:2026-11-15 05:11:55 来源:原创 【字号: 大 中 小】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6334次


    2026年的这个秋天,空气里有一种特别的肃穆。

    《伟大的远征》在银幕上重演,《孙中山》的影像再度亮起,纪念大会最高规格召开。人们忽然被什么击中了——不是史书上的数字,而是那些具体的、带血带肉的遗存。

    退休老职工李杏凯写下这样一段话:负重伤、只剩单臂,他依旧坚持指挥战斗,走完了艰难的长征路。关公刮骨疗毒是千年传说,可我们的红军师长贺炳炎的英雄壮举就在昨天。支撑他们走下去的,就是伟大的信仰——为了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为了驱赶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烧杀抢掠,为了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无数先烈甘愿牺牲自我。

    此刻,想起今年年初,在一个普通家庭里见到诞生于一个多世纪前、沉睡多年的两张报纸。

    本该在展柜里被灯光照着的文物,却在农场阳台上沉睡了百年——今天,该唤醒她了。。

    那是《先驱》报。

    在近代中国革命报刊的谱系里,《先驱》是一个短促而明亮的名字。它只活了十九个月,出了二十五期,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份青年报刊,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每期四开四版一张,发行量约三千至五千份。

    它的诞生与中共一大直接相关。1922年1月15日创刊于北京,前3期由北京地方团组织编辑出版,刘仁静、邓中夏任主编。仅出三期,便遭北洋军阀政府查禁,刊物被迫南迁上海,从第4期起改由青年团临时中央局编辑出版,施存统任主编。1922年5月团一大召开后,从第8期起正式成为团中央机关刊物。1923年8月15日,因经费困难与军阀查禁双重压力停刊。陈独秀、蔡和森、李达、邓中夏、施存统等常在此刊发文,列宁《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由创刊号译载。

    手中的两张,我怕折损没有展开,只看它四分之一版面。仅此记录的它生命中最关键的两个瞬间,足以引人震撼。

    第一张,是1922年3月15日出版的第4号,报头右侧赫然标着“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号”。这正是刊物遭北洋查禁、被迫南迁后的第一期。它证明:这个被查封的刊物没有死。头版通栏刊出《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直指基督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非人道的、悲惨的资本家社会”的扶助者,呼吁青年“不甘堕落”。1922年前后,非基督教运动在全国高校风起云涌,《先驱》正是这场运动最重要的舆论阵地之一。

    第二张,是1922年6月20日出版的第9号。报头下方那一行小字:“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印行”。这一行字的出现,标志着一个身份的转变——从地方团刊物,正式成为团中央机关刊物。头版刊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政变的宣言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警告》,另有“特载”栏目逐条剖析政局,直斥“武人政治”“安福系”“吴佩孚”,撕破“所谓民主政治的假招牌”。从政治批评到工人运动,视野已相当开阔。

    两期之间仅隔三个月,却完整呈现了中国青年团从地方组织走向全国统一组织的组织化进程。而《先驱》屡遭查禁、私印私发,靠党的秘密组织传发,存世极少,国内完整全套屈指可数,多为国家图书馆、中央档案馆等机构所藏。

    我常想,这两张纸,和后来贺炳炎那截被锯断的右臂之间,隔着什么?

    隔着十四年。隔着雪山、草地、腊子口、泸定桥。隔着无数条走不完的路。

    但也许,它们之间什么也没有隔开。

    因为支撑红军熬过雪山草地、冲破敌人围追堵截的根本,和支撑一群青年在白色恐怖下偷偷印发一份刊物的,是同一样东西——革命理想和坚定信仰。张闻天后来回答得很干脆:没有这份理想和信仰,红军别说走完万里长征,就连一千里也难以坚持下来。

    而1922年的那些青年,何尝不是如此?他们不知道革命会不会成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胜利的那一天。他们只知道,必须做点什么。方志敏自述,读到《先驱》后“非常佩服它的政治主张”,“决心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张报纸改变了一个青年的道路——而那个青年,后来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

    这就是信仰最具体的传递方式:它不靠口号,靠一份偷偷递到手里的报纸,靠一句在深夜里读到的话。当时的团组织甚至规定,每个团员必须自购一份《先驱》,推销、阅读这份刊物成为组织生活的日常。它不是被远观的文物,而是被攥在手里、揣在怀里的火种。

    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唤醒它们?

    因为信仰不是抽象的名词,它需要具体的载体。对1922年的青年来说,载体是一份被查封了仍要换个城市印下去的刊物;对1934年的红军来说,载体是一面即使只剩单臂也要举着的旗帜;而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载体可以是这两张泛黄的纸。

    它们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那些人为什么能不屈不挠、奋勇前行?

    因为他相信苦难有尽头,因为他相信有人在尽头等着,因为他相信,自己不是最后一个。

    这就是这两张《先驱》在当下最真切的意义。今天的青年不再需要翻越雪山草地,却同样面对人生的迷茫与抉择。当他们在展柜前驻足,看见1922年的同龄人如何在查封、迁徙、经费断绝的困境中一期一期地把刊物办下去,看见方志敏如何从一张报纸走向一条道路——他们会明白:信仰从来不是遥远年代里的传奇,而是一个人在具体处境中做出的具体选择。一张报纸的生命可以很短,但它点燃的东西可以很长。长到能穿过十四年,走到贺炳炎的担架上;长到能穿过一百零四年,走到我们此刻的眼前。

    1923年8月15日,《先驱》停刊。两个月后,《中国青年》接续其使命。刊名变了,办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但那条从纸面通向信仰的路,从未中断。

    所谓“不忘过去”,不是把历史供在神龛上,而是让它继续说话——在每一个需要答案的时刻,替那些沉默的人,把话说完。        

    让殿堂里的歌,不再困于阳台的尘。唤醒她们,就是让1922年的那束光,照进此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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