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如此漫长，故文明的遗珍必然俯拾皆是。

它不仅被覆盖在层层的泥土之下，等待着后世的考古学家去发掘；被遗忘在偏僻的乡野人家，等待着好事者去探寻；也散落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等待着历史学家去发现。

文化只有活着，才有它的光彩。文化只有被唤醒，才会劫后重生。

著名历史学家缪钺先生的《读史存稿》就是这样一部闪烁着真知灼见，被作者从历史深处小心打捞上岸的历史遗珍。

这部以勾陈魏晋南北朝历史为主的学术文集，主要发表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其时代背景与五代时期的乱世极其相似，充满着乱世的黑暗、幻灭与悲凉，正所谓“天地闭贤者隐”之时。正如作者所言：吾尝纵观史册，衡量古今，觉吾华夏之族自居兹土建国数千年，而昏昧颓靡未有如今日者也。

但就是在这样民族危机、国家危机、生存危机日趋严重的时代，如鲁迅、胡适、缪钺先生等一大批胸怀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知识分子却并没有在困难面前沉沦。

他们拿起手中的笔，从历史中汲取前行力量，从历史中寻找民族突围的方向，从学术中积累奋起的希望。这些艰苦卓绝的努力，在今天依然能让我们感到灼人的力量。

一，你知道古人庙堂之上的交流和文化记录方式吗？

从《周代之“雅言”》中，我们知道西周庙堂之上的对话和孔子时代教学用的即是：雅言（官方语言）。雅言乃西周王畿之正音。周代建都丰镐，官话必以京都之音为准。如当今的官方语言-普通话，即以北京为主的北方语音为准。《诗经》就是当年雅言的教本，正如孔子所说：“不学《诗》，无以言。”当时的士大夫，都受过雅言的训练，庶民则用方言土语。

进入秦汉帝国时代，疆域愈广，人口愈重，所有竹帛刻记皆用雅言（文言），这也是先秦文献所以历千古不灭，中华经数千年从战国割据走向统一帝国，虽历经变乱仍能保持大一统的重要文化基因。

雅言正是中国社会信息交流的密码，是中华文明生长互动的工具。学好普通话，对发扬中华文化，面向当今世界，仍具有重要意义。

二，为什么外儒内法的政治能主导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年呢？

从《论荀学》《与钱宾四论战国秦汉间新儒家》中，我们知道：荀子之于儒学，在先秦为大宗，在汉后为别派；西汉经学，多传自荀子，而汉后两千年间，国人受荀子思想影响反而较少。

荀学是历史的产物。儒家自孔子创始，但论政主要是“道千乘之国”，而到了荀子时代，经过连年的战争兼并，所谓战国七雄已经是纵横数千里的大邦，后世帝国的雏形已经显现，主张用严刑峻法整肃国家力量的商鞅、申不害应运而生。

善于分析，陈义说理，长于思辨，崇尚逻辑的荀学在秦国破茧而出的关键时期发挥了巨大威力，荀子培养的弟子韩非、李斯，于是乎变本加厉蜕变为法家，在商鞅变法的基础上推动了秦灭六国，和大一统帝国体制的形成，从此影响中国政治两千多年。

即使到了1973年，毛泽东在《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中还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外儒内法，依法治国成为了中国政治的基因序列，无论社会形态如何变化，其内部稳定性坚如磐石、毫不动摇。

读了《论荀学》，我们才明白当今共产党实行的一党政治不仅深受苏俄的影响，也有它深厚的历史根据。

三，从《屈原研究》看郭沫若的天才。

在《屈原身世及其作品》中，郭沫若论楚人远承殷人文化，有开拓南方之功，战国末年，以楚国文化之高、国势之富强，极有统一宇内之望。

此时此地是中国走向未来的岔路口，如果楚国统一则当今的中国必然是另一番模样。

《离骚》《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招魂》等篇末皆附有短歌，名曰“乱”。多年读过，不知何意。经郭沫若先生考证“乱”应为“辞”之误，因此可知《楚辞》之“乱曰”，本应是“辞曰”，此即《楚辞》以“辞”命名的由来。两千年来蒙蔽了无数学子的“拨乱反正”，怎不让人眼前一亮！

又说，郭君治学，冥心独运，不主常故，持说虽不免偏宕之处，而亦多精悍独美，如其解《汤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极富创见，能发二千年之覆，久为海内学者所叹赏。《<离骚>今译》，字斟句酌，惬心贵当，不啻一篇《离骚》新注。

郭沫若先生的文学文字天才由此可见一斑。

四，从《吕氏春秋》看战国时代的文化激荡与归一趋势。

《吕氏春秋》分十二纪，八览，六论。非但篇目整齐，其篇次排列亦有意义，在先秦诸子书中，性质最为特殊。此种撰著方式，自吕不韦开端，《淮南鸿烈》为其嫡子，魏文《皇览》以降之类书为其支裔，司马迁的《史记》也深受其影响。

吕不韦宾客兼备诸家，而儒、墨、道三家之徒尤盛，故吕书中采三家学说及记诸先师言行最多。

记孔子言行者，有《贵公》《当染》《先己》《劝学》等三十一篇，七十子中有颜回、子贡、曾子、子夏、子张、宰予、子贱等，独不见孟子。

记墨子言行者亦多，有《当染》《尊师》《不侵》等十四篇，所记禽滑釐、腹鷬、许犯、田系、县子石、索卢参、高何、田鸠、谢子、唐姑果、公上过、孟胜、徐弱、田襄子等。

吕书中所引故事见于《庄子》书中的《逍遥游》《养生主》《天地》《达生》《山木》《田子方》《徐无鬼》《让王》诸篇者有十八条之多。

《吕氏春秋》著作之时，今本《庄子》尚未写定。今本《老子》尚无。

先秦诸子遗说多存于《吕氏春秋》，如《应同》篇存邹衍之说，《贵生》《先己》《诬徒》《明理》《知度》篇存华子之说，《贵因》《慎势》篇存慎到之说，《上农》《任地》《辨土》篇乃农家之言，《淫辞》《不屈》《应言》《开春论》《爱类》诸篇记惠施言行。

由此可见，战国时期所谓纵横捭阖的诸子百家基本都收录在《吕氏春秋》中了。这一份保存文化的功绩只有后世的《永乐大典》差可与之媲美。

遗憾的是：吕不韦以丞相之尊，广致宾客，融合群言，撰为巨著，其中必多异才硕学，仅有李斯、司空马留下了名字。

但这个被称为战国的乱世却给后人留下了《左传》《国语》《周易》《老子》《庄子》《孟子》《荀子》《孝经》《山海经》《黄帝四经》《黄帝铭》等文化经典，成为《吕氏春秋》阐发引用的典籍，成为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成为中国人精神创造的高光时刻。

五，从王粲、王弼和刘表看建安风骨与魏晋风流。

读过《王粲行年考》《清谈与魏晋政治》《何晏王弼事缉》，知道了王粲、王弼是族祖孙，刘表是王弼的太姥爷，三人俱是山阳高平（今山东微山两城镇）人。

王粲十四岁的情状，据《王粲传》：“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

刘表亦山东高平人，曾从粲祖畅受学，同里而又世交，乱世之年，故王粲往依之。

时年粲十七岁，天才卓越之姿已肉眼可见，途中作《七哀诗》：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子，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王粲在荆州，并不为刘表所重，其手下谋划军国大计者有蒯良、蒯越、蔡瑁、韩嵩、刘先、邓羲等，王粲仅以工文字，管书记。

据《三国志》卷二十八《魏书*钟会传》裴注引《博物记》：“初，王粲与族兄凯俱避地荆州，刘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凯有风貌，乃以妻凯。”王凯就是王弼的祖父。

粲既不得志与刘表，遂有伤乱怀乡之思，登荆州当阳城楼作《登楼赋》。毛泽东晚年尚能一字不漏背诵此篇，以接古人悲凉怀乡之意。

建安十三年（208年）8月，刘表卒，王粲规劝刘琮降曹。曹操入荆州，辟粲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正月二十四日，王粲病卒。曹植诔之。

《世说*伤逝》篇：“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魏晋人物风流爽利一至于此。

《太平寰宇记》卷十四：“王粲墓在济州任城县南五十二里”，即今天的济宁市任城区喻屯镇境内。

《王粲传》记载，王粲的诗、赋、论计六十余篇。王粲才思卓越，兼工各体，在建安七子中最为杰出。《文心雕龙*才略》篇曰：“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暇累，摘其诗赋，其七子之冠冕乎？”

建安二十四年，曹丕因谋反罪诛杀王粲二子，以粲族兄凯之子业嗣粲。业长子宏，次子弼。《博物记》云：“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与粲。粲亡后，相国掾魏讽谋反，粲子与焉。既被诛，邕所与书悉入业。”王弼的博学多闻及盖世之才，乃因蔡邕王粲藏书之功。

可见书是文明传播的火种。努力读书和有书可读同样重要，至于特出之士如王粲王弼者乃有赖天才之所纵。

六，从颜之推看颜氏家学之美与道德教化之功。

读过《颜之推年谱》《颜之推的文字、训诂、声韵、校勘之学》，猛然发现在南北朝的乱世，竟有一位学问如此广博，思想如此深邃，品行如此纯粹的一位尊讳颜之推的先贤。

无怪乎他主张识字是做学问的根本。《颜氏家训*勉学篇》：“夫文字者，坟籍根本。世之学徒，多不晓字。”这句话用在急功近利的当下，无异于是一针见血。所以他在文字、训诂、声韵之学有很深的造诣。

据《颜氏家训》：“颜氏之先，本乎邹鲁。”曹魏时，颜盛为青、徐刺史，始徙琅邪郡临沂县。颜盛的曾孙颜含，以孝友著称，官至晋元帝侍中、右光禄大夫，封西平县侯，卒年九十三，谥曰靖。自颜含至颜之推共九世，即《观我生赋》所谓“逮微躬之九叶”。

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云：“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琅邪颜氏即所谓百家之一。颜氏南渡后，居于建康南之长干，名曰“颜家巷”。颜含以下七世坟墓皆在建康附近的幕府山西。

在《颜氏家训*终篇》的遗嘱中，颜之推回顾一生，感慨良多：“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年十九，值梁家丧乱，其间与白刃为伍者，亦常数辈，幸承余福，得至于今。”

在这改朝换代，天下混乱的时期，颜之推曾亲眼目睹“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而烟炀。溥天之下，斯文尽丧。”“兵败悉焚之，海内无复书府”的文化浩劫。

在这样的天下大动荡面前，淹贯经史，博学多能，九死一生的颜之推肩扛起历史的责任，把他对时代体悟的教训，对人类未来的思考写进了《颜氏家训》二十篇。这些立论平实，见解独到，凝聚心血的文章滋养了长子思鲁、次子愍楚、三子游秦。

思鲁长子籀，字师古，博览群书，尤精训诂，仕至秘书监，有《文集》六十卷。颜杲卿、颜真卿皆师古之弟勤礼之曾孙，亦即思鲁之玄孙，之推之五世孙。颜氏家学之美，德性学问绵延不绝在中国文化史上犹如一道突出的山岭，成为构成中国古代厚重文化底座的一根梁柱。

七，从民族大融合看大唐盛世出现的根据。

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从散乱到统一，从弱小到强大，从蒙昧到文明，犹如不择细流的江河，一路吸纳，一路包容才能成就伟业。

人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的大唐盛世，都怀念那时候大唐海纳百川的气象与开放丰富自由的生活方式，但却很少知道这条通向繁荣的路，需要中国走过五胡十六国与北朝三百年的崎岖坎坷。

读过《略谈五胡十六国与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才逐渐明白中华走向盛世的艰难，才明白对外开放与民族融合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内在动力。

自西晋怀帝永嘉丧乱，到汉人杨坚建立隋朝，统一北方，漫漫270余年。其间，虽然各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有压迫、有仇杀、有歧视，但总的趋势是：一度建立政权的各少数民族，在汉族高度经济与文化的影响下，逐渐趋于融合，成为中华民族的整体。

这既与前秦主苻坚和北魏孝文帝等少数民族领袖的虚怀远见、勇于接受汉文化有关，也与中国自先秦以来形成的一种文化观念，即民族间的关系，文化重于血统有很大关系。

十六国、北朝约三百年的胡汉民族大融合，给中华民族增添了无穷的生命力，为开创大唐盛世打下了基础。

据姚薇元《北朝胡姓考》所提供的信息，我们得以看到如下辉煌的名字，都是来自于少数民族。

宰相：隋朝/高颎（本高丽族）；唐朝/长孙无忌（鲜卑拓拔氏所改）；于志宁（鲜北勿忸于氏所改）；高士廉（慕容鲜卑是楼氏所改）；房融、房琯（高车屋引氏所改）；元稹（鲜卑拓跋氏所改）；王珪、王涯（本姓乌丸，鲜卑）；刘崇望（匈奴独孤部，即屠各部）；白敏中（西域白氏，龟兹贵族）。

名将：尉迟敬德（吐谷浑部落）；高仙芝（高丽）；哥舒翰（突骑施）；李光弼（契丹）；李光进（回纥）；夫蒙灵韲（羌族）；浑鍼（铁勒九姓之浑部）。

文化名人：隋朝音韵学家/陆法言（鲜卑步陆孤氏所改）；诗人元结、元稹（鲜卑）、白居易（龟兹）、刘禹锡（匈奴）；古文家独孤及（匈奴）、经学家啖助（氐族）；画家尉迟乙僧（吐谷浑）；隋朝音乐家白明达（龟兹），唐朝康昆仑、米家荣（康、米均为九国胡）；隋朝技术家宇文恺（匈奴）、何妥（何国胡）；名僧窥基（俗姓尉迟）、慧琳（俗姓裴，疏勒胡）、释神会（俗姓石，石国胡）。

不仅仅是上述人员，就连李唐皇族也是北朝民族大融合的产物。

据陈寅恪先生所言：李唐先世本为汉族，迨李虎入关，东西分立之局既定，始改赵郡之姓望为陇西，伪称西凉嫡裔。

李虎之子李昞娶独孤氏，为匈奴吐谷部；李昞之子李渊娶窦氏，为匈奴费也头纥豆陵氏；李渊之子李世民娶长孙氏，乃鲜卑之裔。就婚姻关系来看，李唐皇室虽是汉人，但亦胡化了。

所以陈寅恪先生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不仅又联想到曾在电视上看过，十几年前咸阳新机场考古发掘的现场画面：一座唐墓，墓前的石碑上刻着“李贞之墓”，而墓志铭上却明白写着“大野贞之墓”。原来这位叫李贞的古人，即是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祖父-李虎的兄弟，原来在北周的时代，老李家还姓大野呢！

每一次民族大融合，都是一次时代聚力国家蓬勃向上的潮汐，推动着中华从弱小到强大，从衰败到繁荣，从区域到全域，最终昂然屹立在世界舞台的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