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读一本小书——家乡的学校时代

关于沈从文在家乡读书的情况，现在我们看到的最可靠的资料来源于他的《从文自传》。

他自述：“四岁时母亲一面告给我认方字……认完六百生字……跟随了两个姐姐，到一个女先生处上学。那人既是我的亲戚，我年龄又那么小，过那边去念书，坐在书桌边读书的时节较少，坐在她膝上玩的时间或者较多。”（沈从文《从文自传·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这是“六岁时我已单独上了私塾”之前的事。

上私塾后情况就不妙了。

“如一般风气，凡是私塾中给予小孩子的虐待，我照样也得到了一份。但初上学时我因为在家中业已认字不少，记忆力从小又似乎特别好，比较其余小孩，可谓十分幸福。”（沈从文《从文自传·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用了“虐待”二字，说明是有一点恐怖的，而沈从文自夸，无非说他挨的打比其他的孩子略少一点。但从此“学堂”在沈从文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阴影，以后他不断用逃学的方式对抗学校教育，原因就在于此。在沈从文的自传中逃学的记录颇多，以至于我不建议小学生阅读《从文自传》。但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就是如此”解释沈从文后来的行为，其中教育心理学的规律应该起一点作用。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沈从文在读私塾前，已经从妈妈那里学会了六百字，那在以认字为主要教学内容的私塾里他还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呢！私塾的教学方式又是那么的枯燥无趣，而且带有体罚。所以沈从文说在私塾里，学会了逃学和为逃学而学会了撒谎。

这个年龄段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但大部分人会在“无知”中错过。

沈从文没有从私塾先生那里学到什么新东西，却得到了意外的收获。

“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我最初与水接近，便是那荒唐表哥领带的。”

“我间或逃学，且一再说谎，掩饰我逃学应受的处罚。我的爸爸因这件事十分愤怒，有一次竟说若再逃学说谎，便当砍去我一个手指。我仍然不为这话所恐吓，机会一来时总不把逃学的机会轻轻放过。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不同社会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沈从文《从文自传·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带沈从文逃学的是他的一个张姓表哥。他开始带沈从文到他家中橘柚园中去玩，到城外山上去玩，到各种野孩子堆里去玩，到水边去玩。他教沈从文说谎，用一种谎话对付家中，又用另一种谎话对付学塾，引诱沈从文跟他各处跑去，而且学会了赌骰子。

当家里发现让沈从文在这个只能学认字的私塾里再继续学习也没有意义的时候，“第二年后换了一个私塾，在这私塾中我跟从了几个较大的学生，学会了顽劣孩子抵抗顽固塾师的方法，逃避那些书本去同一切自然相亲近。这一年的生活形成了我一生性格与感情的基础。”（沈从文《从文自传·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

我们再在他的自传中去找他在新式小学里读书的记录。

照沈从文的话说，“民三（1914）左右地方新式小学成立，民四（1915）我进了新式小学。”（沈从文《从文自传·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

沈从文从私塾换到小学堂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我进了新式小学后，学校不背诵经书，不随便打人，同时也不必成天坐在桌边，每天不只可以在小院子中玩，互相扭打，先生见及，也不加以约束，七天照例又还有一天放假，因此我不必再逃学了。可是在那学校照例也就什么都不曾学到。”（沈从文《从文自传·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

也许是积习不改，也许是有更好的学校，半年后沈从文从城内第二初级小学换到城外第一小学。上学的路更远更长，这更是遂了沈从文的心愿，因为去学校的路从城内通到城外，一路有更多新奇的好玩的东西。

换了学校，沈从文仍然是人坐在教室里，心向往外面的大“世界”。沈从文与家里、与当时的教育体系产生了矛盾冲突，他是在矛盾纠结中完成“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的人生自我修炼的。

沈从文心里觉得“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吸收消化，却不须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这就是所谓的直接经验的取得。总结这六七年的学习经历，沈从文认为从社会这本大书得到的东西更加有趣也更加有益。

旧式教育与新式教育在沈从文身上都出现了适应不良，他是老师或父母眼中那一种比较难搞的孩子，他更愿意从书本以外实践，从实践中学习。

时间悄悄地流逝，沈从文一天天长大。正是这样一个痛苦的和自我解脱痛苦的过程，锻造着少年沈从文。

“那时节我哥哥已过热河找寻父亲去了。我因不受拘束，生活既日益放肆，不易教管，母亲正想不出处置我的好方法，因此一来，将军后人就决定去做兵役的候补者了。”（沈从文《从文自传·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

“预备兵训练班”这是一个新生事物，在世代行伍的凤凰也是头一遭。沈从文尝了一个新鲜，可以看出沈从文对这个训练班是用了心的，似乎一下子就从一个懵懂的小孩转变为一个要依靠自己的本领去讨生活的少年。《从文自传》中这样的议论和感悟有很多。可是不久这个训练班的陈教官因为被镇守使看上而被调走了。教官一走，这个班自然就解散了。沈从文又到了一个滕姓老战兵办的旧式耍枪弄剑的训练班去学习了一阵。我们看到沈从文在《预备兵的技术班》一文中描述，一个孩子要争取到一个候补兵的指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按正常的程序，按照沈从文的表现，这个机会离沈从文还很远。直到他母亲托了一个有亲缘关系的军官，为沈从文争取到一个当补充兵的名额去辰州当兵为止，沈从文才结束在家乡的读书生涯。

“当我母亲那么打算了一下，决定了要让我走出家庭到广大社会中去竞争生存时，就去向一个杨姓军官谈及，得到了那方面的许可，应允我用补充兵的名义，同过辰州。……七月十六那天早上，我就背了个小小包袱，离开了本县学校，开始混进一个更广泛的学校了。”（沈从文《从文自传·一个老战兵》）

这样算下来，沈从文在家乡读了近11年的书，换了六次学校。这个学习的时长在现在也是完成中学学历所需要的时长，超过了我们现在的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时间。要知道，清末民初的教育与现在不能同日而语，所以沈从文花的时间不少，但只得到了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评定。但即便是这样，沈从文从中也得到了他进入社会的基本技能和通行证。

三、读一本大书——军营及社会的实践

1917年到1922年这个阶段，沈从文离开学校去当兵、当警察，可以说是在当时社会体制内工作和生活。我们可以把沈从文五年左右的生活，以怀化、芷江与保靖等地点为线索串起来，分几段来讲述和分析。

（一）怀化是沈从文接触外面世界的开始

沈从文的家世可谓不凡，祖父沈宏富曾官至贵州提督。尽管祖父早逝，但其家族在凤凰依然颇具人望。他的父亲沈宗嗣是一位“自强不息”的“官二代”，怀揣着“将军的后人也要当将军”的理想，曾从军并在天津大沽炮台担任提督罗荣光的裨将，1900年他亲身参与了大沽炮台保卫战，罗荣光战死殉国，沈宗嗣也是死里逃生回到家乡。1912年凤凰苗族人起义反清时，沈宗嗣是县里起事的领头人物之一。然而，革命胜利后，他因竞选“去长沙当议会代表”失败而负气出走北京；1915年，又因参加刺杀袁世凯的行动失败被通缉，逃到关外避难，数年不敢归家。作为将军的后代，沈从文在凤凰的身份是无法隐瞒的。他自己也曾感叹，刚到保靖时，一些熟悉其家庭背景的军官都不太愿意他在自己手下当差，生怕管不好惹来麻烦，以至于他一时找不到可以投靠的地方，只能寄居在另一个表弟处。

1917年，不足15岁的沈从文（原名沈岳焕）离开家乡前往沅陵当兵，开启了他约两年时间的从军生涯，驻扎地主要在沅陵与芷江一带。在如今人们的观念里，怀化市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两个不同的行政地域概念，但在沈从文少年时代，它们皆在广义的湘西地域之内，受地方军阀管辖。当时，芷江境内有一个名为“怀化”的小地名，沈从文在自传中专门写有《怀化镇》一文，记录了他在该地驻军一年多的种种生活。

当时，在辰州（沅陵），各路湘西军阀云集。沈从文所在的靖国联军第二军游击第一支队处于劣势，被派往司令官张学济的老家芷江去“清乡”，沈从文便随部队从沅陵到了芷江榆树湾（现属怀化市鹤城区）。榆树湾因生长榆树而得名，是驿道上的一个古镇；在此处不远还有个怀化镇（现属中方县的泸阳镇）。怀化镇只有一条窄小的老街，枕东席西，东段叫下街（东兴街），西段叫上街（西兴街），如今西兴街的老巷子便是当年怀化镇的最后遗存。按他自己的记录，他在榆树湾待了四个月，随后又在怀化镇待了一年零四个月。

在这次“清乡”中，沈从文“因为勉强可以写几个字”，在文盲成堆的部队里算得上一个“小小的知识分子”。由于填造枪械表正需要会写字的人，入伍几个月后他便成了上士司书，被军官们戏称为“小师爷”。由此可见，他在当时的战友中“文化程度”较高，家乡的教育经历对他的人生起步产生了作用，至少在心理上让他感受到了读书的好处。

作为小兵，沈从文的起点低，生活平淡无奇。无事可做时，他们常在晚上拿火炬、镰刀到小溪里砍鱼，用鸡笼在田中罩鱼，或上山装套设阱捕捉野狸和黄鼠狼，把黄鼠狼皮剥下晒干用来装零件。而他记忆中唯一可以记录的，便是“看杀人”。他曾写道：“我在那地方约一年零四个月，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一些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么状态下被把头砍下，我可以说全部懂透了。又看到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沈从文《从文自传·怀化镇》）

此外，他还会为军官们做狗肉吃。他自嘲道：“大约当时我炖狗肉的本领较之写字的本领实在也高一着，我的生活兴味，对于做厨子办菜，又似乎比写点儿公函呈文之类更相近。”每当听到赞美，他便自己跑去买狗肉，努力拉动风箱炖得稀烂，端上桌时看着大家惊讶微笑的脸，他会得意极了，异常快乐地说：“来，来，试一试，今天的怎么样！”这个时候的沈从文，确实透着一个小可爱的气息。

在怀化镇当兵的日子里，还有一件事影响了沈从文一辈子。一天，当时还叫“沈岳焕”的他到司令部办事，军法长肖选青（也写作“萧选卿”）一干人正在玩牌，随口问沈从文叫什么名字。他怯生生地回答：“沈岳焕。”这位军法长是个熟读诗书的读书人，听到“岳焕”二字，立刻联想到《论语·泰伯》中的名句——“焕乎，其有文章！”（这是颂扬尧治天下功德之辞，意为功业巍然焕然）。于是他口中念念有词，说：“好啊，岳焕、岳焕。‘焕乎，其有文章！’我看你今后就叫从文吧。”长官要你改名你还不得不听。沈岳焕一听，感觉也不错，比“岳焕”顺口，便欣然接受了这个名字。从此，沈岳焕变成了沈从文。后世的研究者要感谢这一位军法长肖选青，是他的一句近于玩笑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文人，这是当时万万想不到的。

在军营里，大家有时也谈谈学问。几个高级将校学识各异，有的做过一两任知事，有的能作诗，有的还留过学。但因为所在地方并非讲学问之地，加之司令官不识字，大家每天只好陪他打牌、讲故事、烧鸦片烟或喝烧酒。领导喜欢什么，部下就会投其所好，与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干出什么事，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就在这个时候，司令部里来了一位姓文的秘书官，名叫文颐真。他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读书人，见多识广。担任司书的沈从文与他有工作联系，两人渐渐凑在一起交谈，不知不觉成了要好的朋友。沈从文回忆道：“我们的谈话也可以说是正在那里互相交换一种知识，我从他口中虽得到了不少知识，他从我口中所得的也许还更多一点儿。”（沈从文《从文自传·姓文的秘书》）当时小小的沈从文充满自信，并没有意识到这次相遇会给自己的将来带来什么。那时的他如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简单单纯，山野气十足。

文秘书官对他说：“你聪明，你应当学好的。世界上有多少好事情可学！”这无异于当头棒喝。沈从文从他那里知道了火车、轮船的声音，电灯、电话的样子，以及鱼雷艇、氢气球是什么；文秘书官也对沈从文所知道的种种觉得十分新奇。两人建立了一种最可纪念的友谊。沈从文还曾看到文秘书官有两本厚厚的书——《辞源》，他对此充满敬畏。为了看报，沈从文和另一个老书记约好，三人各出四毛钱订了一份《申报》。报纸寄来前，他仿佛已经看了报，并俨然从报纸上学会了许多事情，认识了好些生字。“天外有天，山外有山”，这是他认识家乡以外世界的开始。

虽然文秘书官把他当朋友，但沈从文平时并不能随便翻阅那部宝书。他只能看看《秋水轩尺牍》，或借《西游记》来读。办完公事坐在白木桌边时，他便用公文纸描画戏台前的浮雕。他的大部分时间跟文秘书官谈话，听他说下江的种种事物，另一部分时间则到外边无限制地玩。但在梦里，他常常偷翻那部宝书，事实上也间或有机会翻阅，关于氢气、《淮南子》、参议院等知识，多半就是从那里知道的。正是在这类隐隐约约的刺激下，他有时回到部中，坐在用公文纸裱糊的桌面上，发愤去写半天小楷字。

沈从文在自传中专门写了一篇《姓文的秘书》，记录他与文秘书官的学习与交往经历。这是沈从文第一次当兵时遇到的能引导他认识世界的“导师级”人物，也是真正影响他世界观、人生观的人，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家乡以外的真实世界。

（二）芷江是沈从文梦开始的地方

第一次投军，对于沈从文来说是一次重要的人生经历。但一个偶然的事件，军队里发生了仇杀事件，沈从文的一个堂兄沈万霖和几个同学在从怀化镇回凤凰的路上被同伴杀死杀伤，部队命令年纪小的士兵暂时回家。长官的意思是对于这些“补充兵”，你们还是回到父母身边，让你们的父母决定要不要再出门——因为江湖险恶，生死不定。于是沈从文暂时离开了部队，征求母亲的同意，再前往沅陵。到沅陵后，大部队已经开赴四川、湖北，沈从文就与一个老参谋官和十几个娃娃兵呆在沅陵城里的留守处，因此捡回了一条命——要不然，他也会跟他在怀化的战友们一起到鄂西去驻防而被砍死。

1920年，沈从文所在的靖国联军第二军在开往川东、鄂西时遭遇“神兵”伏击，部队被打散，司令官张学济也在战斗中殉职。沈从文因被安排在沅陵留守，侥幸逃过一劫。部队被解散，留守处也被撤了，沈从文等20几个留守人员只得领了遣散费回凤凰的家里去了。这是当年8月份的事情，在外见了世面的年轻人，凤凰这个封闭的地方已经关不住他年轻的心。到了年底（公历应该是1921年初），失去部队（工作）、无处谋生的情况下，19岁的沈从文又跟随一个亲戚（根据资料分析应该是五舅妈）来到芷江，投靠担任警察所所长的五舅黄巨川，并在舅舅手下谋了一份办事员的差事。

在芷江，沈从文还有一个七姨父熊捷三，他是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熊希龄的弟弟。加上其他沾亲带故的社会关系，沈家在芷江还是有一定的人脉关系。沈从文的母亲在1921年卖掉了凤凰城里的祖屋，带着女儿九妹沈岳萌来芷江与沈从文同住。后来五舅得病去世，其他亲戚继续照顾着沈从文一家，他又到团防局当收税员，得到了“不疏忽”的考语。如果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沈从文可能就此在芷江娶妻生子，开枝散叶地生活下去。

芷江城里的这一段生活对沈从文人生的重大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与艺术方面的学习与积累，二是情窦初开的沈从文谈了一次失败的“恋爱”。

沈从文在自传中写道：“大约正因为舅父同另外那个亲戚每天作诗的原因，我虽不会作诗，却学会了看诗。我成天看他们作诗，替他们抄诗，工作得很有兴致。因为盼望所抄的诗被人嘉奖，我十分认真地来写小楷字。”（沈从文《从文自传·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

1947年，在纪念熊希龄逝世十周年的时候，沈从文写了一篇名为《芷江县的熊公馆》的纪念文章，记录当年他在芷江生活的一些片段。在熊公馆的阁楼上，沈从文读了熊家的藏书。因为空暇的时间仍然很多，恰恰那亲戚家中有两大箱商务印行的《说部丛书》，这些书便轮流做了他最好的朋友。他回忆道：“我记得狄更斯的《冰雪因缘》《滑稽外史》《贼史》这三部书，反复约占去了我两个月的时间。”他欢喜这种书，“因为他告给我的正是我所要明白的。他不像别的书尽说道理，他只记下一些生活现象。即或书中包含的还是一种很陈腐的道理，但作者却有本领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沈从文《芷江县的熊公馆》）这些小说对他仿佛是良师兼益友，“给了我充分教育也给了我许多鼓励，因为故事上半部所叙人事一切艰难挣扎，和我自己生活情况就极相似，至于下半部是否如书中顺利发展，就全看我自己如何了。”

这些作品让他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他在文中写道：“我用熊府中的林译小说作桥梁，走入一个崭新的世界，传人烈士的功名，乡村儿女的恩怨，都将从我笔下重现，得到更新生命。”（沈从文《芷江县的熊公馆》）这标志着他乡土文学创作思想的萌芽。

比照现在人的思维，沈从文这一段生活算是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来工作，接触到地方官场与官僚生活后，对人生另一种生活场景的体验。同时，他接触到了中外文学名著，还跟从沅水校经堂的学生、后留学日本归来的邓其鉴先生学习国文与书法。我认为这一段时间沈从文完成了大约现在大学中文专业的课外阅读量。1921年春，19岁的沈从文在芷江留下了一块他为芷江县警备队队长段治贤书写的墓碑，墓碑显示其书法水平很高，可以证明沈从文在芷江期间的学习情况。这块碑在60多年后（1986年）被发现，仍然为当时的中国书法界一些高人所激赏。有了这个实物证据，沈从文在芷江的学习状态毋庸置疑。

这一次到怀化，我认识了怀化博物馆的前馆长胡瑜，他告诉我他就是这块碑石的发现者。这个故事我在《段治贤墓碑发现记》中做了记录，我想这也是沈从文研究中一个新的发现，弥补了以前这一方面的空白。这块碑刻的发现还可以证明在1921年的春天沈从文还在芷江，这也就厘清了沈从文研究中的一个时间差——因为沈从文在《记丁玲》中记录他是1923年春天在北京认识丁玲的，而结合这个碑刻的证据推算，1923年春天沈从文实际还在保靖。

据芷江文史工作者考证，沈从文正是在芷江期间，还第一次正式使用了“沈从文”这个名字。此前在怀化镇，军法长肖选青为他赐名“从文”，而在芷江警察所担任司书期间，他将这个名字正式用于公文与文学创作中，从此“沈岳焕”彻底转变为“沈从文”，开启了他的命运轮转之门。沈从文研究专家指出，沈从文在芷江期间不仅阅读了大量中外名著，还在以后的文学创作中运用了许多“芷江话”。他在芷江的吊脚楼下寻开心，在索子街头识人性，在龙津桥上探风物，这些鲜活的市井生活体验和方言素材，后来都融入了他的《边城》《长河》等作品中，成为构建“湘西世界”的重要语言基石。

人类的成长中，爱情是回避不了的一课，沈从文也一样。我们现在研究沈从文，研究他的文学创作开始于何时何地，大家会不自觉地聚焦于他在北京大学旁听的那一段时间。其实，我认为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早在芷江就开始了。因为他在团防局结识了马家姐弟，少年沈从文爱上了马泽慧小姐，为了马小姐，沈从文开始学写诗。

“美丽总是愁人的。我或者很快乐，却用的是发愁字样。……我为他姐姐无日无夜作旧诗，把诗作成他一来时便为我捎去。我以为我这些诗必成为不朽作品，他说过，他姐姐便最欢喜看我的诗。”（沈从文《从文自传·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一本大书》）这是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了沈从文恋爱时的心境。我们可以认为这就是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开始。虽然这一段生活没有留下什么文字材料，但稍后沈从文到常德代表表哥黄玉书写情书，是千真万确的，并得到了事主的高度赞扬。十多年后在长沙，表兄弟相见还可以拿这件事调侃，说如果那些情书还留着，一定可以交给出版社去换好的三个五或哈德门的香烟。这些故事在沈从文自传和别人的文章里都有记录。

2023年芷江县政协编写《芷江改变了沈从文》文集，邀请湖南研究沈从文的专家著述对沈从文的研究成果，也邀请我写了文章。这本书里的文章考证，沈从文在熊公馆读了狄更斯的小说后，内心对爱情有了更高的精神追求，渴望像《块肉余生述》中的大卫·科波菲尔那样，在相依相携中获得人生的真正价值。

沈从文在芷江的初恋发生在1921年至1922年间，当时他十八九岁，正值春心萌动的年纪。然而，与马泽慧小姐的恋爱却以被骗告终。但沈从文的第一次恋爱却是一场失败的爱情，或者说从头开始就是一个骗局。沈从文被这一对姐弟骗去了约一千块，相当于他当时家财的三分之一。沈从文自知闯下大祸，觉得无脸再面对家人和亲戚，于是选择了逃跑。第一次爱情上的挫折，影响了沈从文后来人生的道路，对他的成长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这件事，才有了沈从文出走常德，后又到保靖再次当兵的经历。1922年秋，沈从文含泪挥别西门码头离开芷江。这次情感受挫成为他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点，直接促成了他后来出走北京、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决绝选择。

可以说，芷江是沈从文的文学梦与爱情梦发端的地点，芷江就是沈从文人生梦开始的地方，我们研究沈从文必须对他的这一段经历给予高度重视，并运用研究成果又服务于芷江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芷江不但有抗战文化遗产，还有一批以沈从文、熊希龄等为代表的著名人物，这些都是芷江人民的宝贵财富。这一方面芷江做得还是很有限的，必须迎头赶上。

（三）保靖是沈从文反思人生的地方

晚年的沈从文，在面对凌宇、金介甫等中外学者的采访与传记撰写时，曾深情地回望：“保靖，那是我走向人生的第一站。”“第一站”在每个人的生命轨迹中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定位，因此，保靖在沈从文的人生经历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要真正读懂沈从文，就必须深入研究他在保靖的这段岁月。

在保靖从军的经历，对沈从文后来做出走出湘西的决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认为，对于沈从文的人生而言，最为关键的时间和地点，正是他在保靖生活的这一段时间。沈从文在保靖生活的时间不到两年，其中还到川东的酉阳等地驻防了半年时间。与在其他地方相比，沈从文在保靖发生了一个关键的变化——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虽然他此时还只有21岁，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最为重要的成长阶段和历程。如果能够超越，前面便是天地广阔；如果畏缩不前，就会原地踏步甚至倒退。因此，在保靖，文学与艺术的积累并非这一时期的重点，真正的重点是思想的转变——沈从文开始自悟、自省了。

回顾沈从文在保靖的生活，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转变的过程。因为字写得好，沈从文在初到保靖“打流”四个月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当上了湘西巡防军陈渠珍部（由原湘西靖国联军第一军改编而成）一个月领四元津贴的司书，开始了第二次当兵生涯。不久，还是因为字写得好，他作为机要文件收发员，跟随张子清部到川东（今属重庆）驻防半年。对他来说，这一次远行既是一份工作，又是一次游历，更是一份人生的积淀，这些精华都汇集在《从文自传》的最后几章里。还有一个收获，他自己说小说《边城》便是根据此次经历写成的。再后来，依然因为字写得好，沈从文又提升了一大步，从川东回保靖后，在军部做了司令部的书记，在当时湘西“最高领导人”陈渠珍身边工作，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履历。

陈渠珍不仅是沈从文的顶头上司，更是他美学与智慧的启蒙之师。据沈从文自述，陈渠珍是个以王阳明、曾国藩自诩的军人，每天治学与治事时间均等。沈从文在抄录公文与整理古籍时，陈渠珍的博学、勤勉与天真烂漫的人格深深感动了他。沈从文在《从文自传》中明确写道：“这份生活实在是我一个转机……使我内部精神生活剧烈变动，并影响到了我一生的工作。”（沈从文《从文自传·一个转机》）

有些文章说沈从文做过陈渠珍的秘书，并把这个“秘书”与我们现在看到的领导身边的“秘书”等同起来，这是一种望文生义甚至是功利性的判断，是错误的。彼时的“书记”与今日的“秘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书记”就是文字记录员，如果一定要类比的话，沈从文此时就是速记员兼机要管理员等。但从这个工作岗位，我们可以判断沈从文此时已生活、工作在湘西政治军事的核心部门了。

古语说“字是读书人的敲门砖”，现在的年轻人或许已经不相信也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了，因为一切文字图表方面的工作皆可用电脑完成。但在用毛笔、钢笔写字的时代，这句话却是千真万确的。这个优势在沈从文的身上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了印证。这个时候，沈从文不需要再为长官们煮狗肉、捉蛤蟆了，他要服务于统领官的政务。正如他在《从文自传·学历史的地方》中所写：“那地方是本军的会议室，有什么会议需要记录时，机要秘书不在场，间或便应归我担任。这份生活实在是我一个转机，使我对于全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得了一个从容机会去认识，去接近。”

陈渠珍的军部会议室，成了沈从文接触历史、了解历史、学习历史的地方。陈渠珍极爱读书，在他的军部会议室里有四五个大楠木橱柜，柜里藏有百来轴自宋及明清的旧画，几十件铜器及古瓷，十来箱书，一大批碑帖，以及一套《四部丛刊》。沈从文在《学历史的地方》一文中写道：“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做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儿初步认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沈从文《从文自传·学历史的地方》）

在那段时间内，无事时，沈从文或把那些旧画一轴一轴取出独自鉴赏，或翻开古籍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屋中铜器的名称与价值。如若在古籍中遇到不知年代的作者，则会去《四库提要》中寻找答案。我认为，沈从文后来在西南联大教书时收集古瓷器、耿马漆盒、绣片等，都与这段经历有关，是这个时候形成的爱好。这也为后来他离开文坛和教职，可以去从事文物研究奠定了基础。

然而，在保靖的日子里，沈从文自我感觉是孤独的，没有人与他交流，他的心结没有人能解。他在《从文自传·学历史的地方》中坦言：“我需要几个朋友，那些老朋友却不能同我谈话。我要的是个听我陈述一份酝酿在心中十分混乱的感情。我要的是对于这种感情的启发与疏解，熟人中可没有这种人。”（沈从文《从文自传·学历史的地方》）

在他迷茫的时候，命运之神再次眷顾了他。不久，他的姨父聂仁德来了。这人是一位饱学之士，一来便被统领官接待，住在对河狮子洞的一个庙里。聂仁德作为陈渠珍曾经的老师，对沈从文的思想启蒙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不仅讲授宋元哲学与进化论，更引导沈从文从自然世界进入了智识与思辨的世界。沈从文在回忆中坦言，正是聂仁德的教诲，让他在寂寞的内心燃起了宽泛的幻想，并最终促使他决定离开湘西，“去学一些不明白的问题、去看一看外面的新世界”。（沈从文《从文自传·学历史的地方》）沈从文常常过河去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谈一切他所不知道却愿意知道的种种问题。这种谈话显然也使聂仁德十分快乐，因此每次所谈时间总很长很久。但这么一来，沈从文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

在保靖，另一位对沈从文颇有影响的人是一个印刷工头——赵奎武。陈渠珍试行湘西乡村自治时有很多的文字工作，沈从文被临时调到报馆兼任校对工作。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位从长沙聘来的印刷厂技术员赵奎武。赵奎武年纪比沈从文略大一点，他们同居一室数月。我们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偶尔能见到他用过的“长沙话”字眼，如“唉！伢俐，怎么咯么朽啰？”（翻译成普通话的意思是：喂，兄弟，你怎么这么小气。）这是一句典型的长沙调侃人的话，应该就是从赵奎武那里学来的。如果不是记忆深刻，十年后再来记录描写一个人的时候，沈从文不可能用上这样的句式，因为这个句式到现在也只有老长沙人还在用，新一代长沙人大多不会用了。在与赵奎武一起工作之余，沈从文看到了赵奎武从长沙带来的五四时期的重要刊物《改造》《新潮》。沈从文回忆道：“可是，为时不久，我便被这些大小书本征服了。我对于新书投了降，不再看《花间集》，不再写《曹娥碑》，却欢喜看《新潮》《改造》了。”（沈从文《从文自传·一个转机》）透过这些刊物，沈从文窥见了新世界的一角，受到了新思潮的感染。他感叹：“我虽时时刻刻为人生现象自然现象所神往倾心，却不知道为新的人生智慧光辉而倾心。”（沈从文《从文自传·一个转机》）这是沈从文认识自己、认识他人，开始反思人生的结果。所以，我把保靖定位为沈从文学习哲学和反思人生的一个地方。

渐渐地，沈从文有了融入新潮思想的意识，有了想要重新做人的欲望。他的思考也越来越深远：“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做，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沈从文《从文自传·一个转机》）精神的痛苦总是折磨人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天才。沈从文写道：“我总仿佛不知道应怎么办就更适当一点儿。我总觉得有一个目的，一件事业，让我去做，这事情是合于我的个性，且合于我的生活的。但我不明白这是什么事业，又不知用什么方法即可得来。”（沈从文《从文自传·一个转机》）未来的道路何去何从？这个严肃的问题摆在了青年沈从文的面前。

天妒英才。此时，沈从文得了一场大病，高热40天，流鼻血不止，十分危险。沈从文的难关还没有渡过，他引以为知己又亲如兄弟的老同学陆弢，前几天还在悉心照料病中的他，却为了同一个朋友打赌争口气，泅渡过县城边的酉水，结果被河中洄流卷走淹死了。接连不断发生的意外，给沈从文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几天后在下游才打捞到陆弢的尸体，肿胀得吓人，大概把沈从文他们这些朋友都吓到了。埋葬了陆弢，惊恐中的沈从文回过神来，他想如果自己病死或淹死或到外边去饿死，对外面的世界还一无所知，那该多么遗憾！“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在一些危险中使尽最后一点儿气力，咽下最后一口气”，也比浑浑噩噩在这里结束自己的人生要好。（沈从文《从文自传·一个转机》）1923年8月，沈从文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精神的折磨，于是便向陈渠珍提出了离开保靖到北京去读书的请求，如果读书不成就去做警察，再不行就认输了。

陈渠珍虽被后人看作军阀，却有着超乎常人的胸怀。他没有阻挡一位青年人追求新知的脚步，反而给沈从文预支了三个月的薪水，说：“你到那儿去看看，能进什么学校，一年两年可以毕业，这里给你寄钱来。情形不合，你想回来，这里仍然有你吃饭的地方。”（沈从文《从文自传·一个转机》）21岁的沈从文怀揣着27元，还有一份义无反顾的勇气离开了保靖，一路风尘来到了朝思暮想的北京。沈从文迈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也是最关键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