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哲学家邓晓芒的第三版《新批判主义》，心头有雄踞华山之巅，右手持宝剑左手拿宝镜斩断纷乱妖言迷雾，廓见天日看清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之感。

作者以“继承五四，超越五四”自许，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社会、历史演变着眼，从中西文化比较入手，以康德“我们的时代是真正批判的时代，一切都必须经过批判”为号角，既有鲁迅的“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的深心，又有卢梭“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旷达，可谓鲁迅以来企图重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又一次呐喊。

与百年前的鲁迅相比，这注定不是又一次的“荷戟独彷徨”。

历史来到21世纪的今天。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走进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和生活状态已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存在决定意识。全球化的时代注定是改变中国人传统的精神世界重塑中国人灵魂的良机。

但作者看到的却是：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不思进取，突出体现在近年来的“读经热”“国学热”对传统文化的盲目地、狂热地吹捧上。作者进一步分析道：这些生活在21世纪的士大夫却没有想到，今天的道德沦丧与两千多年前孔子时代的“礼崩乐坏”有着完全不同的病理机制，在一个社会结构已经大变、自然经济已经被商品经济所取代、整个国门已经向国际社会打开、大量知识信息已毫无阻拦地进入互联网和传媒的时代，一些成年人、饱学之士不去致力于为我们的孩子建立起自己独立思考的人格和辨别真伪的智慧，却急于在孩子们的头脑里灌输“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恐惧心理，用对经典的机械背诵将他们的思维能力和创造力扼杀在摇篮中，还自以为在做着拯救世道人心的大好事，岂不怪哉！

为此，作者祭起新批判主义的大旗：力主继承五四精神的血脉，力主鲁迅等人开创的思想文化变革从断裂和名存实亡的状态走向复兴和继续深化的道路。

这面新批判主义的大旗上写着三行黑体大字：第一，首先是怀疑和批判的精神。第二，以鲁迅为主要代表的自我忏悔精神。第三，对进化论的超越。

在“回顾与前瞻”部分，作者引用博尔赫斯的话说，一个民族的精神代表人物，往往是与这个民族大多数人的精神状况背道而驰的，如莎士比亚就与英国人优雅的绅士派头相去甚远，塞万提斯无情嘲弄的正是西班牙传统的骑士精神。如果他对鲁迅有所了解，他一定会说，鲁迅也正是以他独立的人格抗拒整个民族的劣根性，而成为“民族魂”。

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不仅是最激烈的，也是最实在、最致命的。他把传统文化归结为“吃人”，建议青年人不要读太多中国书，而要先接触外国的眼光和方法，才具有抗拒毒素的免疫力。我们只要看看鲁迅的《坟》《热风》中的文章，几乎全是针对国学热和保守主义思潮的，就可见历史的确没有走太远。

作者以《阿Q正传》《伤逝》《风筝》为例，揭示出鲁迅深深的忏悔意识和原罪意识，阿Q不是别人正是以自己为标本的鲁迅自己-这是以自身为标本对整个民族文化的自我解剖和自我批判。鲁迅早已看出中国人精通瞒和骗的艺术，尤其是自欺和伪善。所以惟有基于现实的自我批判才能重建自我人格，中国才能有真正的进步。

在“思想的地平线上”，作者针对鲁迅先生所谓“中华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只有“吃中药”-即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从改变我们的国民性入手，借用西方的科学、民主、个性自由、平等思想的冲击力，涤除传统中一切不合时宜的东西。

为此，作者为五四精神正本清源：五四精神就是五四思想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它有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救亡与启蒙。五四的救亡不同于过去的（如南宋王朝）救亡，它是通过启蒙来救亡；五四的启蒙也不同于其他的（如法国近代）启蒙，它是以救亡为目的的启蒙。这两方面归结为一点，就是批判封建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礼教传统，为现代文化在中国的确立扫清道路。因此，五四精神就是20世纪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下所鼓吹的反对传统封建文化、积极学习西方近代文化的文化变革精神。

这种文化变革的第一根引线就是20世纪初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给中国新女性抛出的举世震惊的问题-“娜拉之问”。作者以《伤逝》为例分析到，其实那时的中国女性实际上还谈不到“走后怎样”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摆脱“家”（不管是大家还是小家）的概念而独立的出走要求。从而得出：人，包括女人，在任何外部条件下真正能直接把握的是自己的精神独立性，是致力于建设自己内在的精神世界和人格。这不是天生的，也不靠外在偶然性，而只能靠自己自强不息。

在“哲思与感悟”部分，作者以西方文化的鼻祖苏格拉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人孔子对照，指出苏格拉底非常注重言说的逻辑层次，他所说的任何概念都必须建立在这概念的明确和严格地“定义”之上，否则一切描述都无以生根。由此形成了西方思维对任何一个概念寻根究底进行追溯的理性传统。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苏格拉底的对话才真正具有对话的性质，孔子与他的学生的对话并不是真正的对话，而是答疑释惑的权威独白。

苏格拉底在对话中多半以提问者的身份出现，他的对手才是问题的解答者，但全部对话的灵魂恰好是提问者而不是回答者。对话中并没有预设的前提，双方都是自由的，都是临场发挥。与此相反，孔子在对话中，他是以老师的身份高踞于他人之上的。

苏格拉底在谈话中专门找那些自以为有知识的人提问，揭示其矛盾，打破他们的精神壁垒，启发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和肤浅，从而使对手的思维层次和知识结构得到跃升。孔子则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即不到学生想求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说而说不出的时候，不去启发他。

从历史上看，苏格拉底和孔子两种不同的对话效应是极大不同的。前者造成了西方哲学史上从自然哲学向精神哲学的大转折，刺激了后来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超越苏格拉底而建立起庞大的唯心主义体系；后者则树立起无人能超越的“大成至圣先师”，只能为后人“高山仰止”和不断学习，但永远难于超越。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由此进入到了一个自我循环、原地打转的封闭框架。从此，西方文化的超越性和中国文化的内敛性形成人类文化史上截然不同的文化景观。

以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的《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为例，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中西文化比较的最好、最典型的标本。指出西方文化是一种反思型文化，即把对象世界看作反映人心的一面镜子。人要认识自我，只有到对象世界中去寻找。相反，中国文化是一种体验型文化，即把自己的内心看作对象世界的一面镜子，人要认识世界本体，只有到自己内心去体会。如果说西方文化的大问题是把握不住对象本身的话，那么中国文化的毛病就是缺乏自我意识。

这就从哲学的高度，从事物发展的本源上廓清了中西文化不同的发展演化路径和因此而产生的异质化世界观。

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最大的不同是提倡人的自由意志。康德把人性建立在自由意志之上，使人性成为一个不可规定的、不可捉摸的东西。人之为人就在于他的不可规定性和无限可能性。人就是、必然是、并且永远应当是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东西，即“奇迹”。人的本性就在于创造。但人的自由意志首先表现为恶、原罪，所以人要时刻提防自己、警惕自己、畏自己。所以要时刻忏悔自己、反省自己才能有机会在恶中开出善之花，才肯能登临彼岸世界。

与此相反，中国传统伦理认为人之善恶命运是先天规定好的，是自由意志无法摆脱的，只有顺其自然。中国人的内心是可以依靠的，所以对自己不畏，只畏外来势力-“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所以中国人历来主张善的当下性“我欲仁斯人至矣”。所以中国人从来都缺乏非功利性的道德信仰，缺乏对彼岸世界的真诚叩问，因为真正的信仰是一个痛苦的历程，是普通人难以承受之重，所以芸芸众生的精神世界里只余伪善与天真。

在“文学的痛苦”部分，作者开宗明义：从社会学和历史哲学的眼光看，异化是如此糟糕的一种人类疾病，但从文学和精神生活的角度看，它却是人类必不可少的一种自我意识和自我反省的功课。

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正拿得出手的唯一纯文学长篇小说还是三百年前的《红楼梦》。但其思想的贫瘠与灵魂的枯槁，远达不到俄罗斯文学（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博大恢弘的人道主义悲悯情怀。但在20世纪初的西方和上世纪末的东方，卡夫卡与残雪的相遇，却是一件极其有趣，甚至可以说激动人心的事情。这是因为两人都有一种桀骜不驯的性格，有一种承受苦难的勇气，和守护孤独的殉道精神，都有一种超乎常人的敏锐和透视本质的慧眼，有一种自我反省、自我咀嚼、向内深入的坚定目标和忍受剧痛的坚强耐力，有一种置身于自我之外调侃自身、调侃自己的一切真诚的决心和痛苦的魔鬼般的幽默，有一种阴沉、绝望、一片漆黑然而却自愿向更黑处冒险闯入的不顾一切的蛮横，有一种自我分裂、有意将自己置于自相矛盾之中的恶作剧式的快感。也因此，卡夫卡被称为现代社会的批判者，残雪被说成一个时代的“噩梦”和变态人格的妄想者。

于是，英国小说家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便塑造了一个叫斯特里克兰德的新上帝-这是一场具有深刻宗教意义的变革。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独立特行的思特里克兰德让一切现存的世俗价值归于无物，但却让内心的灵魂大放光芒-艺术主宰将来的世界，众人归于尘土。以此为通向中华文化重光的历史入口，在信息化时代，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都端坐着一位叫真善美的上帝，那是现代中华民族复兴的高光时刻，值得用你一生的努力去追求。

在“我们这一代的沉默与思考”中，作者带领大家探索哲学、艺术与生命的意义。由此发现，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实际上是受到严重限制的世俗信念，它不是真正的、纯精神的信仰。

精神性的信仰是能够超越世俗生活，超越世俗的政治、利益、经济等各种具体的支配人们社会生活条件的永恒的信仰。而基督教已经把世俗的东西摆脱的最干净，它就是为了追求人的自由、灵魂的超越。基督教的灵魂、圣灵概念是纯精神的。从这个纯精神的概念出发西方人早就形成了人格神概念，就是《旧约》里记录的耶和华。于是，基督教开始有了一个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灵魂。

衡量一个人最起码的、最根本的就是人是自由的，就是要构建起只属于他自己的独立人格。因此，真正的信仰应该是能提高人的精神层次，这个精神层次特别体现在人的自由水平、自由的层次。基督教并不因为人是有限的、有罪的，就扼杀人生活的勇气，相反，可以给人带来内心的一种力量，带来一种生存的勇气。所以，在中国人缺乏信仰的荒漠之上，对“真善美”这样一些人类的普遍精神价值作为纯精神信仰将会大开中国人进入自由之境的大门，提升中国人普遍的精神价值和民族素养。

根据作者的回忆，在1968年的旷野中，正是哲学长成的锋芒帮助一个年轻人，不仅收割了人生的荒芜而且开辟出自己前行的道路，一到1977年恢复高考的春风降临，哲学不但为自己规划了方向，也成为一生为中国为人类开辟新天地的利器。

这一本沉甸甸的《新批判主义》正是投向传统文化大门的一块砖头 — 那里正是鲁迅投枪的方向。

新批判主义要批的不仅是阿Q式的自欺-骗和瞒，还有从众生的汪洋里拯救出一个个独立的个人，还有在中西文化融会贯通的新土地上播种“真善美”的信仰，还要砍断束缚在年轻人身上传统文化迂腐与内敛的锁链，还要在信息化智能化的浪潮里给每一个年轻人的心中插上创造腾飞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