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并不记得杨梅树长的什么样。是什么样的树叶，什么样的树干。我只记得摘杨梅。大约同什么人一道去的，回来时却只有我一个人，下了山，穿过水泥路，走在不知道是应被称作沼泽地还是湿地的野地里。这似乎并没有路，大家都那么走，却没有走出一条路来。只是一些难以辨认的痕迹。浙江似乎许多这样的地，水淋淋的，藏在密密织就的草甸之下，空心莲子草蛮横生长着，叫人看不分明，一脚下去总是深深浅浅，不知其底细。

杨梅树就长在堆满了一座座大元宝一样的坟冢的山上，是一些不怎么高的山。这些元宝样的坟冢，哦，也许并不像元宝，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了，反正是高出地面的，圆的或是半圆的，有内圈和外圈，依地势而建，就像倚靠在山坡上。这样的坟冢也不只修在山上，住宅区也常见。姨妈家租的房子旁边就有一座。我和姨妈家的妹妹就在这个圆堡堡上玩过家家，捡些木棍生起火来，炒着随手拔的青草，甜甜的清香便扑鼻而来。

姨妈从路口走过，叫我们回去吃甘蔗，于是我和妹妹便毫不犹豫地丢了这副家当，跑回去嚼甘蔗去了。那种甘蔗啊，不是削完皮切成一小节一小节的，是带皮的一整根，辨不清颜色，究竟是黑的呢，还是紫的呢？这倒是不用管它的颜色。反正用牙撕掉了皮，再咬一口，嚼一嚼，吞下汁水，吐掉渣。直到心满意足。也许是因为吃到最后就剩渣了，我们把甘蔗叫做甘渣或甘渣梗，这个梗字通常还有儿化音，反正你绝不会从一个地道的贵州人嘴里听到甘蔗这个词。当然这只是戏言罢了。我这样说只是在强调我们的读音。就像你绝不会听到一个贵州人把浙江的浙念作zhè，而是读作zæ，第二声。

红得发紫的杨梅才好吃，你这不好吃，酸得很。正当我艰难地走在湿地里时，身后走出了一个同乡，对我说了这句话，并得意地展示了他摘的红得发紫的一大袋杨梅。他说他比别的人都跑得远，在更高的地方才摘到的。我得承认，看着确实很诱人。所以我懊恼地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红的、粉的杨梅。不过最后大约都泡到酒里了，肯定不是酿成杨梅酒或者做成果干了。人们很简单地把杨梅泡进白酒里，就叫做杨梅酒了。以至于此后许多年里，我还能听到仍然在浙江打工的人过年回来时说的，我这是从浙江带回来的杨梅酒哦！

清明时节，当地人要到种满了杨梅树的山上去扫墓，鞭炮响后，主家便开始散钱做布施，常是五块或十块的硬币，也许也有纸币？也许没有这么多，我实在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排队领钱的事。关于这件事，还有母亲说过几次的关于哥哥的事。在山上领到了钱，有大孩子便逼迫小点的孩子把钱交出来，搜他们的兜。而哥哥的衣服因为荷包坏了一个洞，硬币都跑到衣服里面去，所以兜里一个子儿也没有，因而得以保全。其他人的就全叫他们搜去了。母亲是常当作赞扬哥哥的聪明来说这件事的。大约是哥哥回家去以后绘声绘色地同母亲说起这件事来，也就是说，是哥哥有意地使那些硬币从破洞漏到衣服里面去的。

在清明时，到长满杨梅树的山上去，到镶着一座座圆圆的坟冢的山上去，领布施的钱，似乎都是孩子们干的事，对于大人来说，多少不太体面。我并没有遇到大孩子抢钱的事，又或许是我的记忆有意地去除了这样的事。我记得的是有人说，当地人为了少散钱出去，是等布施完了才放鞭炮，因为先放鞭炮便会吸引来更多的人。这大概是真的。

这之后不久，人们又到山上去，到长满杨梅树的山上去，到镶着一座座圆圆的坟冢的山上去，这些圆圆的坟堡堡并没有什么阻碍，人们到山上去摘杨梅，遍山的杨梅。

我在浙江只上了两年学，到三年级刚开学不久，便转学回到家乡的小镇上学。此后再没有看到过杨梅这种水果。这当然是一种绝对化的表述。也许我只是在说，杨梅这种水果再没有引起我的注意。

许多年以后，我在外省读完大学，又回到家乡的小镇上，在每逢三六九赶场的某一个赶场的日子里，我第一次在市集上看到了杨梅，并不是超市的水果区，并不是专卖水果的商贩摊，就只是一个村民挑来卖的，她说是自家的杨梅。我并没有买。我只是觉得惊异，我从未曾知家里有杨梅树生长。我心里几乎有一种奇怪的笃定，这是浙江的杨梅，有人把它带回来了，种在了贵州的山里，长出了新的血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