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作家满涛的小说，近期出现井喷的气象，频频登上《北方文学》《当代小说》《山东文学》《时代文学》等国内重点期刊，令人欣喜。近期，《当代小说》在头题栏目“主编力荐”中同期刊发满涛的两部短篇小说《话筒》《笔墨》，并配发了评论。两部作品借“物”（话筒和笔墨）推动叙事，以此烛照人生的困境。两部小说以写实手法描写日常生活和人事纷纭，朴素的现实主义叙事中有着鲜明的现代主义小说特征，淋漓尽致的书写引人深思。

满涛曾在山东大学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专业深造，有视野，起点高，知道写什么，怎么写，用理性来烛照文本，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写小说，找到了一种独特的感觉，或者说是一种情绪。我和他交流时他曾说，往往一瞬间的感觉（情绪）最重要，再借助一个精彩的故事来呈现这个感觉，二者缺一不可。《话筒》《笔墨》都是这样得来的。

一

首先说说《笔墨》。让我吃惊的是满涛对事物本质的思考。《笔墨》写了底层文化人王先生（王夫之）在世俗世界的遭遇，起初读到这个疯疯癫癫的人物，觉得如此不堪，满涛到底要写一个什么人？表达什么思想？随着情节的深入，恍然发现，满涛笔下那个在乡村偷偷寻找一面白墙的书法怪人，不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传统文化精神、文人风骨的承载者吗？“王疯子”（王先生）陶醉在自己的书法世界里，成为被村民戏耍嘲笑的“无用”之人，貌似现实世界的孔乙己，却又不同于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因为他虽困于贫穷和冷漠，却迂腐善良，以自发的内在力量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光大者，可以说，王先生是改革开放前夕乡村蒙昧生活中难得的亮色。这个人物形象让我禁不住一惊（冲击力甚至超过了《话筒》对权力的解构）。在他的笔下，王先生的悲剧，既是文化的悲剧，又是过往时代的悲剧，从这里可以看出满涛的思想穿透力，一眼看出了事物的本质，因此说，他的眼光独到，甚至尖锐。小说中，王先生终因救黑娃而死。多年以后，黑娃在王先生的影响下成了知名作家莫渔，还会想起自己小时候向民兵小队长告秘揭发王先生的事，而做这一切，只是为了当一个听话的“好孩子”，让我感到一阵寒冷。

可满涛又怀揣柔软和悲悯的心，在王先生救人落水而去后，又以魔幻现实主义的笔法，让文化精神在幻象中化为人形而复活，给了这个悲剧人物以温暖的象征。而后的反转，生前无人问津的书法遇时代机遇一下子成了发展旅游景区的“墨宝”，悲剧演变为喜剧，但大幕早已落下，奖杯颁给了空无一人的舞台，让人心酸之余，感到的是巨大的反讽和悲哀。王先生活着没有得到世人的认可，死后其书法作品“千古风流”却活了，这四个字无疑是作者对王先生最好的褒奖。坟墓里没有尸体，只有一副象征着文人风骨遗存的笔墨，而王先生的魂魄幻化为人形影子远去了。借助魔幻笔法，满涛让不可言说的抽象之物具象化，让文人精神复活了，带着悲凉，带着希望，小说由此升华，包括人物、故事、命运、变迁，每一个都闪闪发光。

在满涛笔下，王先生是“最不像文化人”的文化人，是真正的文化“草根”。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阿占的小说《制琴记》《墨池记》《复古照相馆》，里面的人物——制琴师、中医、书法家、摄影家，虽然也都是生活在民间的小人物，但我感觉，“最不像文化人”的王先生用一生书写着文化的“无用之用”，似乎更有悲凉的力量，“日用而不觉”的“无用之用”其实才是文化之大用，是文化传承的精魂、深入民族魂魄的力量。

王先生真的很少见吗？有几分迂腐又有几分执着，有几分可怜又有几分善良，其实并不少见，“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就是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文化人，落魄而执着于文化事业（其中也有我的影子），无名无利，无怨无悔，默默耕耘着。但王先生不是孔乙己，我们也不是。鲁迅是撕碎了给人看，满涛是先撕碎了，再糊上，给人一种因喷发而撕裂的疼痛感、一种先悲后喜又悲的钝痛感，是失望之后升起的希望。

毫无疑问，王先生身上凝聚的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和执着，展现了穷且益坚的文人风骨。这种在草根文化人身上闪耀的人文光辉让人感动。文化在庙堂，更在民间。能在民间自发流淌、坚韧不拔、无怨无悔的文化追求，更接近真正的人文精神。在满涛笔下，王先生成为中华文化精神的代言人。文化只有走入大众，日用而不觉才有生命力。甚至王先生自己也没想过他是文化传承者，但他就是！

二

再说说小说《话筒》。小说中，话筒不只是一个物、一个道具。话筒是文本的核，是推动叙事的“物象”。小说写了话筒在张大力生活中的演变史，从中学的播音员、成年后工厂的读报人，直到话筒被摔坏，从中看见了生活的真相。

话筒是权力的象征。一开始我读这篇小说，感觉铺垫得太慢，当美惠这个人物出现后，我笑了，这个小说有写头，有看头。小说收尾略有点仓促，也可再延伸，拉长一点，更有味道。

话筒就是话语权，对话筒的迷恋反映了权力环境下的人性的异化。张大力，名为大力却无力、无奈甚至无望。我读出了张大力身上散发的阿Q味道。他在充当例会领读人时对美惠的幻想、意淫等，是借助话筒这一权力工具展开的，暴露了张大力的“男权”欲望，可现实并没有让他达成心愿，只好满足于幻想。在张大力的权力臆想里，希望同事老李臣服自己，然而现实中，老李却找到车间主任刘明春，想让儿子李小明代替张大力读稿，让张大力很郁闷，写出了底层小人物之间的权力争夺和倾轧无处不在（包括妻子买保健品被花婶“杀熟”）。

更让人吃惊的是结尾，“厂花”美惠在例会上夺过话筒，揭露了车间主任刘明春的真相，撕下了权力的华丽外衣。美惠其实是车间主任刘明春的“尤物”，她为给表妹谋取宣传干事岗位，甚至搭上了表妹。美惠最后的惊天一掷，“发出‘嘭’的一声巨响”，让张大力看清了话筒里面是什么了——里面空空如也，折射出小人物在权力面前的无力和茫然，散发出悲剧意味。至此，《话筒》完成了对权力的解构。

三

虽然是朴素的现实主义作品，但《笔墨》《话筒》都充满了隐喻，王先生是文化精神的隐喻，在文化“两创”背景下这一形象具有典型意义。话筒是权力的隐喻，作品从小人物的视角切入，对权力的解构亦是对权力的嘲弄。满涛在两部作品里，以现实主义笔法完成了现代主义小说的任务。

两部作品的叙事技巧也可圈可点。比如《笔墨》开篇：

“后来，莫渔成了名满天下的作家，偶尔还会想起王先生的鬼魂从墓里出来，一溜烟跑远的情景。”

这样的开头，让我想起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开头。

纵观近期满涛的小说，除了《话筒》《笔墨》，还在《北方文学》《山东文学》《时代文学》《胶东文学》等刊发了《耳村族史别记》《乘风而去的爷爷》《蝉》《跳高的人》《羚羊》《罐头》等十余个短篇小说，皆好读耐读，引起较大反响，说明满涛已经具备了优秀小说家的潜质，无论是写实能力、虚构能力、结构能力、想象能力，都很到位，对人性的挖掘也比较深刻。期待着他有更多的作品发表，呈现更具有持久力和爆发力的作品。

李伯喜，笔名李伯玺，1968年生于山东，居邹城。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主攻中短篇小说和小说评论。作品常见于《北方文学》《时代文学》《山东文学》《当代小说》《鸭绿江》《雪莲》《火花》《骏马》《作家天地》《延安文学》《新民晚报》《西安晚报》等百余家刊物。出版散文集《边缘》、《湖上书》和长篇小说《后街》。曾获第三届齐鲁散文奖、第三十届“东丽杯”全国孙犁散文奖、第二、三、五届孟子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