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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国平:与孤独共情的书写
    • 作者:李国平 更新时间:2024-11-15 08:53:58 来源:原创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2673


    以小说创作闻名的弋舟近期出版了这样一本书:《空巢》,它的副题是“当代老年群体生活现状实录”,就是因为这个缘由不得不有的阅读,我也有点畏惧。有些让人无能为力的东西、注定无解的东西、无法救赎的东西,我不知道如何打开和面对。事实上,弋舟在触碰这个生活领域、生命现象,并且要直接面对之前,也颇费踟蹰,尽管他关注“我国老龄化社会所面临的诸般问题”,尽管他“自己的家庭也有切身的体会”,但“这个问题所隐含的那种几乎不用说明的悲剧性气质,也令内心不自觉地予以规避”。

    弋舟是一个在小说世界里展开想象、虚构的成熟作家,因此,“这本书在我的写作中由此成为一个例外”。非虚构写作,弋舟此前没有,此后,可能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弋舟没有预料到的是,这本书完成之后在豆瓣网上遭遇到的热烈的共情、呼应和讨论。虚构和非虚构,此命题和彼命题,其实深层的动因还是同一的——来自于对人的命运的关怀,人间伦理和文学责任。弋舟曾说,“孤独这一命题,早就是驱动我个人写作的基本动力”,但是这一次书写,增加了弋舟超越个体的对孤独的共情感受。

    老年、孤独、空巢,是一种生存景况、社会现象;黄昏、晚景、对老之将至的恐惧,甚至对自然生命消失的恐惧,是挥之不去的生命现象。伴随着空巢和晚景的孤独是一个心理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它受贫困、自足或其他的生活环境的困扰,但又非外部世界所能完全解决,对这一领域的关注、书写,近年来成为一种文学现象。普玄有《五十四种孤独》,采写的是农村孤寡老人的状况。周大新有《天黑得很慢》,天黑得很慢,但终究要黑了,周大新着笔于天黑之前的最后一道风景,给晚年的人生风景带来一抹温暖。我印象深刻的还有邵丽的《天台上的父亲》,是虚构,但有浓重的非虚构的共情,作品写“父亲”由身体之老、生命之老、历史之老到恐惧绝望的复杂心理,犹如弋舟《空巢》中那位自杀的老人,“独守空巢,害怕孤独而失去了生活的勇气”。

    弋舟的《空巢》引用了里尔克的诗:“我在这世界上太孤独”,可能是为了强调自己在这一命题上的共情感受。但是在《空巢》的具体叙事中,孤独并不是一个高远、高冷的哲学命题,而是回归它的日常生活世界,回归普通人必须要承受的生老病死的个体命运。弋舟的叙事,像阎连科写他的父辈一样,“文字间没有震撼的跌宕,也没有大喜大悲的起落”。弋舟笔下的老人,背景、身世、经历、晚景各有不同,有的更艰难一些,有的会舒适一些,有的寄托少一些,有的向往多一些,但都遭遇共同的境遇——生命境遇,风烛残年、生命的黄昏,内心里都不同程度地生发着寂寞、不安、疲惫甚至悲观。交往变少了,世界变小了,身体的衰退磨损着精神的尊严,社会结构中边缘化的位置放大了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冲突。弋舟在采写过程中,有难言的滋味、感同身受的感情,甚至不能处理的困境、不能驾驭的心境。对许多不忍的场景和心境他并不回避,比如那位在别人家过年张灯结彩的时候愈显落寞的郭婶,比如那位与狗作伴儿的何婶,比如那位因身体疾病而陷入精神困境喝下大量安眠药的老杜,还有再婚遭遇重重阻力的王姨和刘老师……但弋舟也注意到在采写对象身上发现生命的闪光,他书写桑榆晚晴的正能量,为生命的黄昏投射温暖和亮色。那个在城里做保姆的原大妈,用质朴和勤劳养护着自尊的气度;当有好心者建议郭奶奶隐瞒子女的情况,以便申请五保供养的时候,郭奶奶说:“人家真的五保户都觉得靠政府救济不是件光彩事,我怎么能硬往这里头挤呢?”“不是我觉悟高,认为不能骗国家的政策,是我不能骗自己。”弋舟在以敬意之笔书写着普通老人的执著和尊严的同时,也从书写对象身上印证和扩展着自己的思考,他以纤细的感受体味生命的况味,从采写对象“瞬间的语言或者神情中,感受那无所不在的忧伤”,又从这些老人的经历和遭际中忧患乡村伦理的分崩和疗救,他也意识到了因为社会结构、环境差异而带来的道德标准、情感判断的差异,还有生命伦理、社会伦理如何在情共此理、人共此情的基础上新建立的可能。

    普利策奖获得者约翰∙卡普兰说:“很多成功的摄影家只是把拍摄对象作为实现自己野心的工具,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关心或者对人有同情,这一点让我觉得很羞愧,虽然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在给不同的人拍照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如果我在他们这样的处境,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我每次看到那些在农村的非常贫穷、辛勤劳作的人们时,都会教我脚踏实地、谦卑地做人,很多人说你获得了那么多奖,应该目标很明确才对,他们根本不相信,我的心里经常充满了同情和怜悯。”弋舟在面对采写对象、倾听对象,完成整本书的过程中,遭遇的最大问题就是写作的伦理问题。虚构写作有一个写作伦理问题,非虚构写作的伦理问题似乎更突出,一方面,弋舟不能背离真实性的原则,“不会背离非虚构的宗旨,用心去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老人”;另一方面,弋舟把这一次写作看成一次庄重的“领受”,“领受老人们个体心灵的交付”,“我必须自始至终在这部书中坚持恳切与顺应,就像一个晚辈在长辈面前应有的那种态度”。因此,这本书的完成,还有一项回访工作,弋舟让那些作为书写对象的老人成为第一个读者、听者或审者,进而再次聆听、“遵嘱”和确认,遵伦理之嘱,尊重对象的确认。落实到叙事之上,弋舟要处理的是谁说话,谁是说话人的问题,《空巢》实际上也是让说话人参与到创作之中,和作者共同完成的对于人世表达的一本书。

    放下作家、他者的身份,以普通人的身份共情普通人的感情、心境,并不意味着作家不在叙事方面进行介入,弋舟的介入方式是在口述实录与描述叙事之间找到平衡的同时,让故事本身体现伦理内容,它的背后应该是作者的情感态度。读《空巢》,能够读出弋舟复杂难言的心绪,他不愿用同情和怜悯这样的词,仿佛这样,就是对生命的亵渎,但是在他平静的文字里,又可以感受到无处不在的伤怀和温热,可以感受到他和普通生命深厚的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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