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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评判文学的人痛苦,创作文学的人也痛苦
    • 作者:东西 更新时间:2010-07-03 04:11:44 来源:东方文学网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1607
    [导读]作家“触电”是一个时髦话题,更是一个争议性话题。

      

          作家“触电”是一个时髦话题,更是一个争议性话题。反对者认为“触电”是在消弭文学的纯粹性,支持者则提出好的影视作品其实是在对文学进行再诠释。 “重估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系列推出以来,文学影视化、作家转行做编剧等热点话题也是被讨论的焦点之一,受访的批评家们对此类现象不乏尖锐的批评。广西作协副主席、作家东西的多部小说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并且,他本人也开始涉足剧本创作领域。作为“60后”作家,他对文学在新的环境下发生的各种变化持开放的态度。 东西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提出,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之后,他逐渐对当下的小说创作有了一番自己的反思。


        小说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是额外得到的利息


        “我同意作家不应该在创作的时候有意为将来拍成影视剧铺路,否则,小说很可能写得不好。 ”东西表示,尽管自己创作的多部小说被改编成了电影或电视剧,但是,他不是为了影视改编而写小说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的小说 《没有语言的生活》写的是一个聋子、一个哑巴、一个瞎子的故事,这样的一个小说在创作的时候可能去考虑它改编成影视作品吗?这样的结构,这样的人物关系,能改编吗?但是,10年之后,有影视公司的导演来找我,说这个故事的结构非常好,可以改。那好,那我就努力地去改编它。《耳光响亮》、《后悔录》的故事同样使人看不出有改编的可能,也同样是被影视公司发现了其中适合拍摄出来的元素和人物关系。如果在写小说的时候就想到自己要为影视改编而写,那这种小说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
      东西认为,写小说就是写小说,影视改编是后来的事情。 “小说被搬上荧屏或者大银幕,相当于创作小说时候的利息,是附加的、顺手的。但在写作的时候当然不能刻意去考虑它,小说写出来了,如果后来被改编,那是有利息拿,挺好。没有这个利息,小说也还是要写下去,还是得按照小说的套路来写。”1994年,东西的小说《我们的父亲》发表,2004年,被改编为20集电视连续剧;另一部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1996年发表,2005年开始改编;《后悔录》发表于5年前,最近开始改编。东西表示,自己的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在时间上总是相对滞后的,“是通过时间的检验之后,制作方才找到我。其实小说的结构和人物设置是很难被影像化的,但是,有的导演喜欢自我挑战,并且愿意拍摄一些带有文学性的影视作品。 ”


      当下的作家可能过于自恋了


      另一方面,当自己的作品多次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后,促使东西开始思考一些有关小说创作的问题,他说:“今天,我们在写小说的时候可能过于自恋了,格局似乎太小。我们的小说,尤其是先锋小说之后,放弃了故事性、人物的塑造等元素,但是,影视作品却对这两方面有着非常强的要求。于是,反过来给我的小说创作提了个醒。 ”
      “我们认为惊天动地、泪流满面的故事,可能在读者的眼里只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那么,作家如何找到与读者相通的共性呢?中国有13亿人,小说写一个人的命运,他跟13亿人的命运有没有关系?当然,文学不可能与每个人都有关,但是,至少应该跟他们的心灵产生关系。读者愿意不愿意去关注你的小说,愿意不愿意阅读你的小说?都值得我们思考。 ”
      东西认为,作家不要拒绝新兴的媒体,“当新闻产生的时候,欧洲学院派采取拒绝的态度,认为新闻这种文体非常糟糕。艺术其实没有高贵与低贱之分,特别是不同门类之间,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打动读者的心灵,或者是让读者从我们的作品中看到一些有深度的思想,看到丰满的人物。我不会排斥影视作品,当然,一个从小说起家的人,是永远热爱小说的,也是永远尊重小说的创作规律的。 ”
      在各种新兴媒体的冲击下,有人提出“小说已死”,但是,东西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小说这种形式不会消失,几千年来,文学的传统是绵延下来的,人是有阅读的需求的,阅读者会一代一代地跟进。 ”同时,东西也承认,小说的影响力在逐渐弱化中,“为什么海外有些小说可以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深受中国读者的欢迎,原因肯定是人家的作品的确写得好。因此,我们中国的小说影响力下降,首先还是应该从作家身上找原因。我们是不是做得很好,我们跟这个时代是不是有关系,我们跟人的心灵有没有关系,我们在审美上有没有突破……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的话,那这种文学形式的衰退或者影响力减弱就很正常。不过,我相信好的作品,依然是有影响力的。 ”


      文学需要生态平衡


      东西说,现在很多搞文学的人都感到痛苦,“评判文学的人痛苦,创作文学的人也痛苦。 ”这是因为,一个文学的标准被打破了。他说:“批评家也好作家也好,想当然地认为文学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然后我们分出第一、第二、第三来,于是文坛就非常公平,秩序井然。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也希望有这样一种绝对公正的标准,文坛可能因此就不那么复杂了。但问题是,文学是没有绝对标准的。因此,尽管搞文学的人都感到痛苦,但是,这却是一个非常正常和合理的好的环境。作协有自己的标准,各种奖项有自己的标准,学院派的理论家有自己的标准,市场也有自己的标准,各种不同的标准都会质疑其他的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反而有利于文学的发展。我曾经提出过文学要生态平衡,不可能只有一种标准,而不同标准的存在,恰恰为文学繁荣创造了可能。因为,我们不必为了一个标准去妥协,文学能力各不相同的人,都可以成长起来,这样发展下去,文学才可能会真正繁荣。我喜欢在多种标准下存在的文学。 ”
      同时,东西不认为外部创作环境会直接影响作家的创作质量,他说:“一个好作家,不管环境是否利于创作,他都能写出好作品。 ”东西提醒作家们,要警惕个人探索精神、先锋意识以及创新意识和思考力的消失,“这是一个清醒者必须时刻警惕的问题。身处当下这个时代的写作者,就更加要警惕。写作是长跑,甚至是马拉松,是一个作家一辈子的事情,我觉得,一个真正爱写作的人,或者有可能写出好作品的人,是不会放弃他的追求的。因此,我想,中国的小说应该值得期待吧。 ”
      
      东西:原名田代琳,男,1966年3月出生,著名作家。 1994年至1996年被广东省青年文学院客聘为第一届专业作家;1997年至1999年被广西文学院聘为专业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耳光响亮》,中篇小说集《没有语言的生活》,中短篇小说集《抒情时代》、《目光愈拉愈长》等。其中,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1996年《小说选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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