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当诗人徐淳刚在去年夏天突然给我寄来长诗《南寨》时，我大吃一惊，说具体一点，是又惊又喜。这首长诗悄然出现在2009年的秋天，意义非同寻常，我不得不严肃地阅读它。为了全面有效地阅读，我在自家书房里，打印出这首长诗。打印本被我一直放在由我自己设计制作的手提袋里，每天跟着我一起乘车，早上从城南提到城北，下午又从城北提到城南。我是这样想的，中午休息的时候，可以静下来反复阅读《南寨》。就这样提来提去，从去年夏天提到今年春天。一年多过去了，徐淳刚的《南寨》仿佛成了我的《南寨》，我阅读《南寨》的感受也就变成了这些文字。也正是因为长诗《南寨》暗藏着徐淳刚全部的诗学秘密与哲学思考，从而滋长了我解读诗人徐淳刚的信心与勇气。
　　
　　徐淳刚是被遮蔽了很久的一位70后诗人，一直未能进入当代主流诗歌评论视野。由于这些诗人一以贯之的独立写作姿态，促使他们长期不屑于在官刊上发表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作品更多的是在民刊、诗歌网站或博客上得到流传。我把这样的一群70后诗人，称之为“孤傲的70后诗群”。像徐淳刚、杜撰、杨典、木朵、贾冬阳、花枪等这样的一群“缺席者”，他们不事诗名，淡泊人生，何尝不是一种幸运，何尝没有一种大家风范？在这种被遮蔽、被冷落、被排挤的人生境遇中，更容易释放出自己的写作天赋和诗歌光芒。正如诗人列夫·洛谢夫所说：“天赋并不是一项个人成就，因为它被定义为一种与生俱来的素质，或者，用一个古老的诗歌词汇来说，就是‘秉赋’。我们尊敬一位诗人，并非因为他生来就与我们不一样，而是因为他对其秉赋所施加的那种意志”。

      2.
　　
　　一位诗人说过，一个写不出长诗的诗人，他的抒情能力是有限的。我相信这句话，长诗可以考验一个诗人的综合能力，这种能力包括他的思想情怀、文化视野、思维向度、写作技能、修辞学养、审美趣味、创新能力、语言架构等。徐淳刚无疑是具有这种抒情能力的诗人。徐淳刚不仅具备杰出诗人的先天禀赋，同时还拥有哲学家的思辩性头颅，这种综合型的艺术创造力在我们同时代诗人中间，是极为罕见的。长诗《南寨》正综合地呈现了徐淳刚驾驭诗性思维与诗化哲学的杰出能力，《南寨》是一首安静之诗，智慧之诗，原初之诗。1998年，徐淳刚在写作之余，开始进行哲学性思考，创作大量的哲学随笔与论著，比如《永恒之物与短暂之物》《诗与诗人，或关于戏剧意象诗学》（2002）、《生活现象学》《现象诗论》《诗学26字母》（2003）、《从物到物或现象的回归》《物主义宣言》《物主义：图画时代的集体命名》《单面批判》《大卫·休谟之人类理智研究》《当代中国的妓女问题》（2004）、《物艺术宣言暨第二次宣言》《苹果：人类精神的醒目标志》（2005）、《物主义入门》（2006）、《何谓诗人何谓诗》（2007）、《哲学考察》（2008-2009）。2003年，徐淳刚完成了长诗《猿人档案》、《民间部落：手记系列》，随后他又转向了小说创作，完成了大量先锋小说《猿猴之恋》（2003）、《数理三编》《对一把椅子的二十三种观察》《默尼卡的肉身生活》《晚餐三部曲》《胸罩启示录》（2004）、《2》《乳房启示录》《来自记忆的黑白电影》《小鸟日记》《共和国抒情诗》（2005）、《远古风景》《乡村博物馆》、《打铁锤传》（2006）、《○》（2007）、《树叶全集》（2009）等。我一直惊叹于他的创造力与强劲的文化能量，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徐淳刚是一个有文化野心的诗人。2009年的冬天，我除了阅读与写作，用心较多的一件事，就是对诗人徐淳刚个人创作历程的整体性思考与梳理。这种思考与梳理，我一直在持续着：在书房，在卫生间，在旅途，在办公室，在梦里，在阅读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激励着徐淳刚在短短的十年中，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呢？答案就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飓风中飘荡。我试图驾驭诗歌的翅膀，在黑暗的天空中去追寻它的另一种声音，诗人灵魂的声音。
　　
　　我最早接触徐淳刚的诗歌与小说是在我的朋友吴幼明主编的《水沫》杂志上，并且吴幼明还破例为徐淳刚出版了诗歌专辑《自行车王国》（《水沫》号外集）。吴幼明在2002年曾对我提及诗人徐淳刚与杜撰，引起我的关注，后来我们都成了朋友。徐淳刚曾经对我说，他喜欢的大诗人有布莱克、弗罗斯特、华兹华斯、叶芝、史蒂文斯和艾略特等，他喜欢的哲学家则有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维特根斯坦等。他在1998年开始创作的艺术哲学随笔《永恒之物与短暂之物》，主要就是受了尼采哲学的影响；2003年写就的《生活现象学》，深受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影响；2004年他在《单面批判》中将哲学阅读和日记结合在一起，一边分析马尔库塞的《单面人》，一面分析当代中国的官僚技术资本主义社会现状；2007年开始写作《哲学考察》，论时间，论死亡，论根据，从最新的哲学思辩模式来看，他又受到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的影响，并且试图创造一种将思想智慧融入生活的朴素哲学。
　　
　　徐淳刚总是习惯称呼自己为“蓝田猿人后裔”，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称呼和自我界定。正如诗人向武华在评论《南寨》时说是日常生活的诗化石：“《南寨》给我们提供的是恐龙的各种化石，头骨、足迹、巢穴、粪便、牙齿、趾骨。但所有这些都可以折射出龙的讯息，这有点像是全息科学所做的工作。我如果说《南寨》是日常生活的史诗，也不过份，它本身就有百科全书的特点。一般说来，史诗都要叙述重大历史事件或英雄事迹，不同的是《南寨》写的是日常生活，是人类最正常的生活。《红楼梦》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日常生活的史诗。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就这样把《红楼梦》同《南寨》比较了一次，她们都是日常的、简单的、清新的、朴素的，就像一枚石头放在眼前，你甚至不知道她是补天石或恐龙石。对于诗人徐淳刚来说，《南寨》不是他的产物，把诗人比产妇是不对的，他更像一个考古学者，他发现了一座恐龙山，他在揭示被时光遮蔽的真相，尽管这个真相有点变形，他所做的是尽量客观。正因为如此，作为日常生活的写作，她是平常物，不会引爆热点，但更不会被取消，因为她强大得无处不在。”关于诗人为何称呼自己为“蓝田猿人后裔”，他在《答乌蒙24问》中这样说道：
　　
　　我自小生活在乡下，二十几岁以后来到城市。当我面对城市这个庞然大物而感到惶惑时，我总是留恋自己的过去。然而，乡村的变化也是多么大啊！一个人注定是面孔模糊、没有故乡的。但是，他必须像画影图形、缉拿逃犯那样，用一些看似确切的东西描摹自己。我出生在猿人故里，之所以一直说是猿人后裔，就是想标明我的根基，自己在精神上的赤贫。

　　3.

　　徐淳刚的长诗《南寨》问世，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诗歌事件，《南寨》诞生的意义主要在于诗人打破了中国当代叙事诗的传统模式，通过大量的白描技法，将诗人哲学性思考与中国式乡村史通过符号学与地理学的隐喻力量在诗歌叙事中得到现代性解构，还原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原初面貌，呈现了世界的原初本质。为了更深刻地感知诗人关于《南寨》的写作初衷与写作远景，我曾与徐淳刚在网上进行过一些交流。徐淳刚说，《南寨》的写作受到了中国经典著作《山海经》和《金瓶梅》的影响。徐淳刚谈到，《南寨》里暗藏着一部地理学，的确如此，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后文中专节论述。他对我谈及《金瓶梅》时，说其中人物繁杂，个个栩栩如生，写到李瓶儿丧葬时，众多官员来吊丧，都是白描手法。诗人说他很喜欢这种白描，众多的人物出场，十分壮观，真实有趣。他说，《南寨》首先要考察的是个体生命问题，其次是集体生命的问题。人类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生与死的问题，同动物没有什么两样。海德格尔认为，死即“向死亡的存在（Being-towards-death）”，或说是“向死而生”。《南寨》中大量出现关于生与死的诗文：
　　
　　瓜爷去过华胥，他说华胥是女娲她妈，正月初一，女娲造鸡，初二造狗，初三造羊，初四造猪，初六造马，初七拿黄土和水，照自己的模样捏人，她捏了好多，嫌慢，就用一根柳树枝儿蘸满泥浆，甩打起来，泥星星子溅在地上，都变成了人。（《南寨》第78节）
　　
　　村里的老人死了好多，红她婆是病死的，山他婆是气死的，民他婆是喝老鼠药死的，宽他婆，娃们没见过。（《南寨》第29节）
　　
　　一九八一年，村里添了好些孩子，有的是二月，有的是五月，有的是八月，兰是正月。（《南寨》第30节）
　　
　　晚上，从河边回来，扛着锄头，峰走过斌武他爷的墓，锋刚他婆的墓，公顺他大的墓，生武他妈的墓，红民他爸的墓，曹仕林的墓，徐怀德的墓，王竹芳的墓，李鳖娃的墓，砸不烂的墓，加工厂的墓，他看到月亮很圆，他听到狗叫。（《南寨》第295节）

　　最近我读到了徐淳刚的哲学随论《哲学考察》系列中的《论死亡》和《论时间》。他在随论中说，“如果没有长期的语言积累和生活积累，那我就不能说到死。”可是，他开篇即说，“我很早就思考过死”。这个“很早”是何时，我不能完全确认，但是我至少可以在《南寨》中找到一种对以上表述对应的时间迹象：
　　
　　生八岁的时候想到了死，有天家里人都出去了，只他一个人，他想自己一死啥都没有了，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一直流到炕拦上。（《南寨》第109节）
　　
　　徐淳刚接着说：“死是日常世界中的一件事情。你必须依赖日常世界这个宽广的背景。如果一个人从乡下来向你报丧，那你想到的就是那个死人，还有那个村庄。你可能想不起来这个死人，但是肯定会想到村庄。”我在想，《南寨》何尝不是徐淳刚在借助一个诗歌文本来验证他的哲学思考呢？或者说，他何尝不是通过《论时间》、《论死亡》这样的哲学文本来与《南寨》这样的诗歌文本相互解构呢？甚至，我都发现，以上三个文本，在句式上都采用了碎片式的断章手法，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不够连贯，可是实际上我们是可以看出徐淳刚是经过精心构想的。
　　
　　“生八岁的时候想到了死”，“他想自己一死啥都没有了，眼泪一下子涌出来”，这几句诗深深地触动了我记忆的神经，勾起我心中关于幼年的往事，不免涌起一种悲伤。是啊，我也有过相似的经历，这段经历，我曾经对我的朋友谈起过。幼年时期遭遇的隐秘的“耻辱”（儿童性游戏），现在看来真的算不了什么，可是在那个时候，人们的嘲笑，尤其是同学和伙伴们的嘲笑，却像大山一样，像铁钉一样，长期压迫着我幼小的心灵，压迫着我的成长，一直到我从小学升入初中，才告别那一场噩梦。
　　
　　在长诗《南寨》中还有很多感动我的诗句，之所以能感动我，也是因为诗人在诗中描述的北方乡村的场景与我幼年生活的南方村庄同样有着很多相似的一面，这也就是说，徐淳刚的乡村，其实也是“我们”的乡村，诗人生命的摇篮——“南寨”，南寨的土地时刻袒露出饥饿、迷狂、死亡、性感的气息，正是这种气息，足以视作是中国式乡村的一个缩影，而被深深刻下时代的烙印。正如诗人在《南寨》访谈录中所说，“它是长期淤积之后的一次突然决裂和冲击。用一种标签式的话说：它想借一个村子来表达整个世界，也是一部个人的精神史”：

　　“狗肏的！咱到大队评理走！”红俊家的房在红刚家前面，他两家常为后檐的水道打捶闹火。那天饭时，红俊他爸跟红刚他爸打了起来，红民、广民、公武、公善、来善、拴茂都来拉架，只有捧和他婆娘端着碗，站在塄上看热闹。（《南寨》第33节）
　　
　　永家隔壁女子跳水库死了，余家沟的人，南寨的人，小寨的人，柿沟的人，四周八下，男女老少都来看，几个会游泳的扎到水底捞人，满水库沿子的眼睛瞪着，不知谁家的娃上到了火罐树顶，手扯得老长，正够老鸦鹐子。（《南寨》第37节）
　　
　　“割——豆腐！”四在院子里晒太阳，忽然听见墙外的吆喝声，村子里总有人来：磨刀的，钉锅的，修锁的，收头发的，收萸子的，收药的，劁猫骟狗的，卖油饼的，卖丁当子的，卖花线六红膏子的，卖西瓜的，卖艺的，要饭的。（《南寨》第105节）

4.
　　
　　徐淳刚将《南寨》访谈录的标题命名为“我现在谈得更多的是织布机”，这是一句极富哲学意味的诗性命名，或者说，正是我们常说的“诗之思”吧。正如作者在《论死亡》中所言，“生命就像布匹上的一个窟窿，有时我们留恋布匹，有时我们留恋这个窟窿。”是啊，亚麻在织布机上被织成布的“现象”，同样可以使我们得到启示：一根一根的亚麻被织成了一大块美丽的布，可是这一块美丽的布果真是就是亚麻的幸福吗？“成为一块美丽的布”果真就是亚麻一生追求的理想吗？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过一句与织布机有关的话，同样引起诗人徐淳刚的共鸣：“你以为归根到底你是在织布——因为你坐在织布机前，而且做着织布的动作——尽管织布机上一根线都没有。”徐淳刚说，“这话神秘莫测，如同谜语，完全可以做过度阐释，说到人生，说到命运，说到自由”。维特根斯坦是我十分喜爱的哲学家之一，徐淳刚在其写作中也多次提及维特根斯坦对他产生的影响，可见维氏也是他比较倾心的一位哲人，同时我已感觉他对维氏哲学的理解深度远在我之上。
　　
　　很多年了，我没有发现一位诗人能在自己的诗作中倾注如此深刻的诗性哲学思考，徐淳刚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他甚至可以用十分朴素、干练的白描手法，来构建他在诗歌中设置的层层迷宫：
　　
　　峦拿着收音机乱播，他拨到一个红杠杠上，听到：“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关键在发展，我们所说的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他又拨到另一个红杠杠，听到：“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他再拨到一个红杠杠，听到：“他们摆出两架织布机，装作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织布机上什么东西也没有！（《南寨》第278节）
   
　　从长诗第278节中，诗人在诗中通过收音机里的三个不同特征的频道的转换，让我们穿越时空，体验我们正在经受的荒诞世代，诗人借助江/泽/民的讲话报告、残疾歌手郑智化的《星星点灯》以及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名句，这三个象征性的概念对中国当下的政治社会作出讽喻与批判。当“峦”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受众”在的新闻频道听到播音员播至“文化的全面发展”的时候，接下来要说的一句关键的话是“也包括人的全面发展”，可是他却无意识地把电台频道换到了娱乐频道，“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诗人巧妙地通过精神性消费文化来解构政治极权话语体系，人们开始在觉醒中，与时代抗争，与命运抗争，可是当“身残志坚”的郑智化满怀忧伤与激情地唱到“照亮我的家门”时，（刚刚看到希望之光），峦又从娱乐频道换至文化频道：“他们摆出两架织布机，装作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织布机上什么东西也没有！”，娱乐性消费文化又被消解在安徒生式的乌托邦“童话”之中。诗人如此高超地白描出的讽喻性场景，不正契合黑暗时代的人们正在历经的狂欢、空洞、迷茫、伤痛与悲哀吗？
　　
　　5
　　
　　从徐淳刚关于《南寨》的访谈录中可以知道，《南寨》不仅受到了《山海经》的影响，还受到《神农本草经》、《史记》、《金瓶梅》、《追忆似水年华》的影响。在我印象中，我十分敬重的云南诗人雷平阳的一首引起极大争议的长诗《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三条支流》，无疑就是《山海经》的一个章节的现代翻版，只是徐淳刚在长诗《南寨》中更加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山海经》的叙述手法，自始至终。徐淳刚在访谈中说道，“为了写这部作品，我读了很多东西，完全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书单。但我最想提到的是《史记》，《金瓶梅》，《山海经》，《追忆似水年华》。同时，记忆的搜索引擎忙个不停：二十多年的乡下生活，那些人、物、事事情情对我的影响是致命的。”在我看来，《南寨》受到《山海经》和《金瓶梅》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
　　
　　《山海经》系先秦古籍，中国最古老的奇书之一，也是中国最古老的地理书。全书18篇，约31000字。五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全书内容，以五藏山经5篇和海外经4篇做为一组；海内经4篇作为一组；而大荒经5篇以及书末海内经1篇又作为一组。每组的组织结构，自具首尾，前后贯串，有纲有目。五藏山经的一组，依南、西、北、东、中的方位次序分篇，每篇又分若干节，前一节和后一节又用有关联的语句相承接，使篇节间的关系表现的非常清楚。《山海经》尽管算不上是正书，但是两千年来，它在中国文人中的影响力是巨大的。鲁迅先生就专门写过《山海经》影响他儿时成长的文章。东晋时期，诗人陶渊明更是写过《读山海经》13首：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第1首）
　　
　　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志。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馀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读山海经》第9首）
　　
　　岩岩显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废共鲧，重华为之来。仲父献诚言，姜公乃见猜；临没告饥渴，当复何及哉！（《读山海经》第13首）
　　
　　从陶渊明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早在东晋时期《山海经》的版本中，就已经完整地记述古代地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等，也包括古史、医药、民俗、民族、政治等方面的内容，可说是丰富多彩。中国历代史学家、文学家、诗人、画家、地理学家、考古学家等多种学科的学者、文人，都在这本传奇的典籍中寻找要求的证据与线索。北魏时期的地理学家郦道元更是继承了《山海经》的风格，不断推陈出新，完成了地理巨著《水经注》。如今，诗人徐淳刚也从《山海经》中汲取丰富的传统文化养料，开创性地写出了前所未有的当代叙事长诗《南寨》，从而颠覆了现代史诗的惯常写法，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诗歌事件，应该引起中国当代诗评家的注意。然而，由于中国当代诗评家们无视、无力的行为，以及“无以置喙的宿疾”（诗人、诗评家霍俊明语），《南寨》一诗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与争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与无奈。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多杰出诗人正潜行在这个黑暗时代的幕后，像一个时间的隐者，等待着一封鸡毛信在春天的到来。
　　
　　喜家茅房外有一大片菜地，菜地里种着葱、人汉、莴苣、韭菜、洋柿子、豆角、黄瓜，秋天则是蒜苗、辣子、萝卜、白菜、南瓜、茄子、丝瓜，草有很多。（《南寨》第36节）
　　
　　沿大河北边的路向西，依次是小寨，牛角沟，田村，后沟窑，关庙，老虎沟，沿小寨修理厂往南，过桥，是水泥厂，草沟，西帘沟，柿沟。（《南寨》第55节）
　　
　　南寨正南，翻过一座山，是南沟，再翻过一座山，是柿沟，再翻过一座山，是草沟，再翻过一座山，是黑沟，再翻过一座山，是羊沟，水沟，西帘沟。（《南寨》第85节）
　　
　　以上摘录的诗节，是典型的山海经叙述手法。同样，在《南寨》中也集中体现了诗人在写作中受到小说《金瓶梅》的白描手法的影响，而且诗人在写作过程中，善于领会和解构世代相承的音韵和原始本源的语义：
　　
　　“我的天！那么多泥人人子！”莎他爷说他见过兵马俑，那坑道里的泥人，跟真人一样大，多得数不过来：有拿剑的，拿戟的，拿戈的，拿弓的，站着的，蹲着的，披甲的，戴巾的，红的，绿的，白的，黑的，好好的，缺胳膊少脑袋的。（《南寨》第282节）
　　
　　汉是村里墨水最多的秀才，他记性好，哲学，小说，拳谱，医药，他永远忘不了一本古籍上这样写着：“女子阴中有八名，又名八谷，一曰琴弦，其深一寸；二曰菱齿，其深二寸；三曰妥谿，其深三寸；四曰玄珠，其深四寸；五曰谷实，其深五寸；六曰愈阙，其深六寸；七曰昆户，其深七寸；八曰北极，其深八寸。”（《南寨》第275节）
　　
　　类似于以上的白描手法，在当代诗人的作品中，是不多见的，这是徐淳刚的一个创举，一个意义非凡的创举。同样，在徐淳刚运用较多的诗歌修辞中，除了白描之外那就是叙事了。叙事手法，同样也是徐淳刚诗歌中大量运用的方法之一。在此，请读者允许我全文引用徐淳刚的长诗《中国乡村史》：
　　
　　他们都说我是根木头
　　他们从不说我是门或窗。
　　当我望着路边的一棵树、一辆卡车
　　他们就叽叽喳喳地笑我
　　像树上的一群鸟；
　　当我盯着桌面上的灰尘
　　我就看见村里村外到处都是的柿树、
　　梨树、桃树、苹果树
　　看见他们四处走动。
　　我可以朝着任何一个方向走
　　一直走到某棵树里去；
　　我像影子一样跟着他们
　　走在村边的大路上。
　　他们在镰刀、镢头上安上木头
　　他们蹲在柿树下吃面
　　他们把桌上的棋子摔得哗哗响。
　　我和他们住在糊砌里
　　糊砌里有檩、椽、桌子、椅子、
　　火棍和风箱。
　　我永远是个少年
　　坐在小板凳上铡柴
　　看见它们在红色的火焰中变成黑色；
　　我从村中的小桥上走过
　　他们在后面喊我
　　我转过头，看见拉着玉米、小麦的
　　架子车、手推车。
　　我感觉他们是一个人
　　而我是很多人。他们说木头是锅盖
　　木头是直线、圆。
　　我是村里最后一个木匠
　　我为他们制作柜子、箱子、匣子、盒子
　　再画上花鸟虫鱼。
　　他们说我的手艺还能将就
　　他们说傻瓜制墨斗，疯子当木匠。
　　或许，我们的祖先真住在树上
　　我们的祖先握着棍棒
　　他们说雨天的河里总是漂下来南瓜、
　　木头、女人的尸首。
　　我看见他们在落日下犁地
　　背影各不相同；
　　我想起从前和他们在树下
　　打尜、玩泥巴。
　　我知道一粒种子里有一棵树、一把
　　椅子、一把尺子；
　　我躺在床上，躺在一棵树上
　　想到和他们一样多的虫子在木头里。
　　我是南山来的啄木鸟
　　吃掉它们的头颅和嘴巴；
　　我在树林里砍柴，迷了路，想到他们
　　至少需要两个人。
　　他们笑我整天丁丁当当
　　他们笑我在木头上打线；
　　我看见他们在斗、秤、杠子之间
　　晃来晃去，听见他们说到
　　案板、擀杖和菜刀。
　　我知道他们是枕头一样多的人
　　鸟一样多的人
　　他们抛下水担和扁担，抛下老人和碎娃
　　跨进很远的门槛找吃的。
　　我看见土地荒芜，树木凋零
　　我知道他们迷上了破铜烂铁的思想。
　　我想见树根向下，树梢向上
　　木桶沉入水中，斧头在黑暗中闪光
　　我躺在房顶上，听见树叶沙沙响
　　望着遥远的夜空
　　想到有一个宇宙纪念碑叫做木星。
　　我是墙上相框中的那个人
　　我是他们笑过的木雕泥塑、哑巴木偶
　　他们鬼魂似的扯起一张大网
　　他们把我装进一只匣子，钉上钉子；
　　他们把我从土里挖出来
　　从木头里拉出来，烧成灰，哭着喊着
　　踩烂我的牌位。
　　他们听信谣言，他们说
　　城里人吃的是水泥，盖的是沙子
　　他们进进出出
　　拉石头、拉砖头、盖房子，不再想到
　　锯子、凿子和刨子。
　　我看见他们依然扛着耙、锨，走在绕来绕去的
　　田间小路上；
　　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迷恋手上的
　　门道或门路。
　　我知道一根木头里有一个神仙、一个懒汉
　　而这木头也可能是铁、是水、
　　是火、是土。
　　他们说我是在核桃树下转悠的那个人
　　我是吊死在树上的那个人；
　　我是贴在他们门上的门神
　　一个人半夜跳下来，分成一万个人
　　走过小桥，走出村庄。
        
　　2005年9月10日

　　徐淳刚喜欢在诗歌中运用叙事手法，这与他从事小说创作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们应该值得注意的是，徐淳刚的诗歌叙事，既不同于诗人雷平阳关涉“信仰与地理”叙事方式，又不同于诗人孙文波关涉“人生境遇”的叙事方式。他的叙事策略在我看来，有机地结合了他的小说经验、先验逻辑与隐喻能力，甚至诗人在叙事中巧妙融入了社会学与地理学的日常经验。当下文化叙事的现状，正如学者耿占春所言，“语言学与伦理学、叙事学与美学的日益分离乃至互不相容”，“放弃‘超验’预设后又无法在‘经验’层面的实证性上落脚”，一些诗人在写作中正是如此地“脱离事物的压力和人的生存实践”，以及时代的经验，凭空虚蹈，坠入虚无叙事之中。

　　当我们面对徐淳刚继续谈及诗歌叙事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提及美国20世纪杰出诗人弗罗斯特，以及徐淳刚与弗罗斯特之间的重要关联。

　　6

　　早在2006年，徐淳刚就告诉我，他正在进行诗人弗罗斯特的诗歌翻译。过了一年，他就把弗罗斯特的诗歌电子稿寄给了我，当我打开邮件后，十分震惊，我没有想到他的翻译功力如此之强。徐淳刚很自信，他认为他对弗罗斯特诗歌的翻译，是精确到位的。于是，我将他译出的《弗罗斯特诗选》全部刊登在《后天》第三卷上，结果引起了诗歌圈内很多懂得翻译的诗人的关切和认同。与此同时，在我大量阅读弗罗斯诗歌的过程中，发现徐淳刚近年的诗歌作品明显受到了诗人弗罗斯特的较大影响。弗罗斯特是一个安静的诗人，徐淳刚也是一个安静的诗人。这一点，他们极为相似。徐淳刚翻译弗罗斯特诗歌的过程，其实也是“翻译者”作为“诗人”身份再创作的一个过程。徐淳刚翻译的诗句，极富其个人的诗学意味与抒情色彩，甚至我们能从弗罗斯特的诗中读出那种人类永恒的乡愁：
　　
　　和远处的大山相比
　　这边似乎没有任何希望
　　父亲建造房屋，拢起泉水，
　　用一圈围墙锁住所有的东西。
　　四周的地面不只长荒草，
　　它还养育了我们各自的生命。
　　我们兄弟姐妹一共十二个。
　　大山看起来喜欢我们，
　　不久就认识了我们——
　　它的微笑总像包含着什么。
　　直到今天大山还不知道我们的名字。
　　（何况姑娘们已出嫁随了夫姓。）
　　它曾把我们推离它的怀抱。
　　现在它的怀里长满树木。
　　
　　（弗罗斯特：《出生地》，徐淳刚译）
　　
　　我从徐淳刚介绍弗罗斯特的文字简介中得知，弗罗斯特的诗歌以朴素深刻而著称于世，并受到宠德、艾略特、博尔赫斯、布罗茨基等诗歌大师的重要评述，四十岁前人生经历坎坷，幼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后半生孤独寂寞，却又四次获得普利策诗歌奖，四十四个名誉学位和多项荣誉，并被称为美国诗坛的“两面神”，作品和人格遭到攻击，却又始终维持着一个大诗人的和蔼形象，并且完美地让“诗人”、“农夫”、“哲学家”三位一体（详见《后天》第三卷）。徐淳刚说，“虽然弗罗斯特一直戴着面具写作，但我更愿意将他称为‘一位伟大的徘徊者’。他徘徊在自然和人类、自我和事物、现实和理想之间，像被上帝驱逐的天使一样平静而又苦恼地审视着尘世生活。”通过近年大量阅读徐淳刚的诗歌，我愈加发现，徐淳刚可能就是弗罗斯特在中国最杰出的知音和最可靠的诠释者了。无论是他对弗罗斯特诗歌的深度理解，还是徐淳刚对弗罗斯特诗学的先知先觉，他们之间在诗歌精神上的暗合与不期而遇，不能不说是一个让我十分欣喜的个体性诗歌事件。从徐淳刚2007年创作的诗歌《煤球》中看出弗罗斯特的《雪》、《斧把》、《蓝莓》的诗歌技法；同样，从《返乡》中也可以比照读出弗罗斯特的《西去的溪水》的诗人情怀，从《房间》中可以读出弗罗斯特的《补墙》的哲学意味：

　　…………
　　…………
　　“它们跟人一样进进出出……”平时我们
　　买回来蔬菜、水果、衣物什么的
　　打碎的碗、烧过的煤球自然就得扫出去。
　　有些东西，不知道啥时候不小心掉到
　　床头后面、桌子后面去了，我扫地时
　　扫出来过铅笔、照片之类的。
　　灰尘说少也不少，往往是我擦了桌子
　　不停地洗手，坐在椅子上喝水。
　　地板是那种简陋的白瓷砖，时间长了
　　这里一个黑点，那里一个黑点。
　　也有不固定的，下雨时我们从外面回来
　　地板上一个脚印，两个脚印，三个脚印
　　后来就分辨不出是谁的脚印。
　　这房间只有我们两个一直住，别人
　　总是来坐坐，说说话就走了。
　　我都不好意思说，房间连着房间，邻居来了走走了来
　　我们都记不清人家到底长什么样子。
　　房间其实够大的，晚上熄了灯
　　四处漆黑一片，好像什么也没有。
　　“东西一直在，数目说不上来……”
　　有时我望着一件东西，比如房中间的这张床
　　就是想不起它是怎么来的，当时
　　具体的情景。房子确实旧，门
　　上的锁有问题，好几次我把钥匙下进去
　　转了不知道多少圈都打不开门
　　好像，这不是我们的房间。
　　
　　（徐淳刚：长诗《房间》）
　　
　　…………
　　…………
　　在墙那儿，我们根本不需要墙：
　　他那边儿全是松树，我这边儿全是苹果。
　　我的苹果树永远也不会翻墙过去
　　在他的松树底下吃松果，我就这么说。
　　他只是说，“好篱笆才有好邻家。”
　　春天让我心里挺谋乱，我就想
　　能不能让我顺着他的思路想：
　　“为什么好篱笆才有好邻家？是不是说
　　有牛的人家？可我们这里哪有牛。
　　其实，在垒墙之前，我就应该知道，
　　围进来是什么，围出去的是什么，
　　而且我会得罪谁，歪着谁。
　　有一种东西，可能不喜欢墙，
　　它总想让墙倒塌。”我会对他说那是“妖精”。
　　但也不完全是妖精吧，我想还是
　　由他自己去判断。我看见他在那边
　　搬一块石头，两只手紧紧抓住，
　　像一个用石器武装自己的野蛮人。
　　我觉着，他是在黑暗中摸索，
　　这黑暗不只是来自树木和树影。
　　他不去推敲人老几辈说过的东西
　　他一想起来就感觉对着呢，
　　于是又说，“好篱笆才有好邻家。”
　　
　　（弗罗斯特：《补墙》，徐淳刚译）
   
　　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徐淳刚在诗歌中大量使用了“言语事件”的新叙事方式。所谓“言语事件”，是新叙事学中一个概念，在诗歌领域，我们同样可以把它视为时空界域内的一个语言行为单位，语言直接进入诗歌现场，那种对话性语言具体到诗歌中，就变成了一行诗，一节诗，或者是一句跨行诗，比如在《寓言》、《房间》、《镢头》等诗作中较为普遍，这种叙事技巧在长诗《南寨》中尤为突出，甚至他还将这种叙事手法大量引入哲学随论《哲学观察》之中。同样，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叙事修辞手法，在弗罗斯特的诗集《西流的小溪》（徐淳刚又译《西去的溪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长诗《山》、《雪》、《蓝莓》和《西去的溪水》中的运用，可说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种诗歌技法，除了徐淳刚，在国内我尚未发现第二个比他用得更多和更好的诗人。写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感觉到，徐淳刚的诗歌多向度地受到了弗罗斯特诗歌的深刻影响，或者说，徐淳刚传承了弗罗斯特不同凡响的诗歌特质，找到了他想要的诗歌源头的另一极，外来的一极。

　　7

　　我一直惊叹于诗人徐淳刚在压抑的时代境遇中能在小说、诗歌、哲学三者之间自由转换语境与思维，创造出一片片个人化的扩张式的人文天地。当我们细读徐淳刚的所有文本之后，我们又会发现他的哲学随论、新小说与新诗之间正被其个人精神的共通性、独立性集结着，聚焦着，随时准备释放出强大的能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徐淳刚既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本雅明语），又是一个“诗意栖居” （荷尔德林语）的人，同时还是一个具有“先验逻辑” （康德语）的人；具有如此非凡的汉语特质的一个人，你能说他不是一个书写汉语的天才吗？在我即将结束此文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哲学随论《哲学观察》系列已经写至《论故事》。他在《论故事》中这样写道：“一个故事往往很难超越它的时代。这在于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都很少和时代赛跑，他们是走着的，躺着的，或者席地而坐的。在走着的时候，躺着的时候，坐着的时候，讲同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不会有变化，但会像螺丝一样松动。”我在《论故事》的结尾处，还发现这样一段话：“故事的生生不息恰恰在于世界的非相称特征：朴素、清晰、神秘、茁壮、有力……这类似古希腊直线的特征。”这样的“故事”在我看来，其实就是诗、思结合的产物，我突然发现，诗人徐淳刚对故事“非相称特征”的定义，在不经意之间，已经向我道出了他所崇尚的诗学特征——“朴素、清晰、神秘、茁壮、有力……这类似古希腊直线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