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空前地活跃着并丰富着，有许多迹象都表明，当今的诗歌创作正处于史上最良好的时期。写诗的人多，作品更多，频繁举行的研讨会和首发式、层出不穷的诗集和诗刊、名目繁多的评奖和层次不同的诗歌节，在中国文艺界，诗歌可谓夺人耳目。即使是对当前诗歌激烈质疑的人，也很难无视和否认这些事实。特别是在举国哀伤的汶川以及玉树大地震中，中国诗人的声音可谓感天动地。

　　令人惊异的是，面对诗歌的这种局面，除了那些写诗的人在那里自我欣赏，在诗人圈子以外，却是赞誉之声甚少而不满的言谈居多。通常听人议论诗歌，有一种说法是“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另有一种说法是“诗多，但好诗少；诗人多，但有影响的诗人少。”说的可能都是实情。但是反过来看，诗人多，诗人写的诗多，总不是坏事，这说明在商潮滚滚中还有众多的人热爱诗歌，这种热爱至少意味着一种不俗的趣味。对“读诗的人少”的议论，也要加以分析：当下丰富的传媒手段夺取了众多缺乏时间以及更缺乏耐心的受众。一般说来，在匆忙的环境中匆忙地读诗，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原也不必为诗歌的读者少而懊丧。

　　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排除诗歌自身的原因。上世纪90年代以后，包括进入新世纪的这十年，诗歌创作的确存在一些盲点，一些误区。剖析这些盲点和误区，纠正一些偏见，共同寻求诗歌重新赢得读者信任的契机，从而释放我们的焦虑，无疑有助于新诗的前进。我本人对这一时期诗歌的评价，也持一种审慎的态度——我认为数量多、产量大并不等于质量高、影响深远——热闹并不等于繁荣。事实是，我们在造就了丰富的同时，也造就了贫乏。因此，我一直强调：慎言繁荣。 

　　先说诗歌界重大现象的“个人化”。个人化取代群体意识，的确恢复了诗人主体的自由属性，从而使诗人的自我表现成为一种常态。诗歌创作的个人化无疑是对诗歌性质和规律的再确认。它象征着历经曲折之后的诗学认知的进步。诗人的自我省悟和内心开发没有过错，但是当这种倾向成为非此不可的潮流，其流弊就是显而易见的。诗歌个人化的成果确实被滥用并极端化了，它使一些诗人误以为诗歌的职责只在于表达个人内心的碎片，甚至形成了内心与外界的阻隔以至“短路”：相当多的诗歌忘却自身以外的世界，而只沉迷于自说自话，诗歌于是成为仅仅表现个人私语与梦呓的专用形式。

　　另一重大误区是在诗的语言和形式方面。新诗建立之后对于诗的音乐性与节奏感的忽视乃至取消，这已是一个历史陈案，松散而直白的语言荡涤了诗歌本有的意趣与韵味。后朦胧诗时代对口语化的片面提倡，加速了诗歌的语言平面化与粗鄙倾向，诗歌创作中充斥着“今天我去找你，你妈说你不在”之类的所谓诗句。诗歌在一些人那里已变成“最容易的”文学手段。这些所谓的口语诗把新诗仅存的一点诗意剥夺殆尽，人们有理由怀念并呼吁本来属于诗的那些优美的语言、高雅的意境、悠长的韵味，以及鲜明的节奏，这些诗的基本属性的回归。

　　的确，诗歌写作从来都是一种个人的行为。尊重这种写作的独特性，是维护诗的神圣感的最起码的准则。但尊重个人对于世界的独特感悟，并且尊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对于写作的处理方式，绝不意味着诗人可以忘却并且拒绝对于社会的关怀。所谓的写作的冰点或零度状态，或者所谓的“诗到语言为止”，都是一种观念的歧误。诗以个人的方式感知世界并承担对于世界的思考和启悟，诗绝对不是语言的游戏或所谓的“手艺”。诗到底是情感的，更是精神的。

　　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充满着活力。你可以在我们的前进中找出种种的弊端，但却无法否认它在前进这一基本事实。这是一个产生奇迹同时也产生着问题的生活现场，人们可以无视这个日益丰富的事实，但却无法否认这一丰富而又复杂的年代——它生长着有异于以往任何年代的特殊的气质或者精神。时代呼唤着诗歌的关注和承担，也期待着这一时代的精英通过他们个人的领悟，概括并展示这一时代动人的脉搏和心跳。

　　所有的人都无法脱离他的时代。不管你如何声称你只为未来写作，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所有的写作都是当代的写作，由此类推，所有的诗人也都只能是当代诗人。惟有忠实于当代生活的诗人，才有可能影响于后世。而这种影响首先是因为他创造性地保留了他所从属的时代的体温和气息，屈原如此，李白如此，陆游也如此。一个诗人回避了他所经历的时代生活，他充其量只是一缕飘散的云翳，时代过去了，什么也不会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