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鼎立之中，蜀汉政权以“兴复汉室”为旗帜，却最终先于魏吴而亡。究其根本，并非地利之失、人才之寡，而是诸葛亮、姜维两代决策者深陷北伐执念，不顾国力差距盲目征战，叠加战略失策、内部失和，最终将蜀汉推向覆灭深渊。 蜀汉之弱，自建国便已注定。相较于占据中原沃土、人口稠密的曹魏，蜀汉偏安西南一隅，疆域狭小、资源匮乏，国力本就处于下风。而蜀汉赖以自保的最大优势，便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地利——易守难攻的地理环境，本可成为休养生息、积蓄力量的天然屏障。然而，诸葛亮却秉持“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执念，自228年起六出祁山，姜维继其志后更是十一度北伐，34年间累计发动17次北伐，平均两年一次的征战频率，远超蜀汉国力承载极限。须知战争是国力的较量，每次北伐都需征调大量兵力、耗费巨额粮草，蜀汉百姓常年承受兵役徭役之苦，农田荒芜、府库空虚，人力物力财力持续枯竭。正如谯周在《仇国论》中所言，蜀汉与曹魏犹如“肇建之国”与“既存之国”，实力悬殊下强行征战，无异于“以卵击石”，而诸葛亮、姜维对这一务实建议置若罔闻，始终执着于北伐建功，最终让蜀汉在无休止的征战中耗空了根基。 战略决策的盲目与失当，进一步加速了蜀汉的败亡。北伐反复受挫的核心症结之一便是粮草不济，子午谷奇谋虽争议颇大，但也从侧面反映出蜀汉北伐后勤补给的困境。然而，诸葛亮、姜维始终未能正视这一短板，既未建立稳固的后勤保障体系，也未吸取粮草断绝导致北伐无功而返的教训，依旧频繁出兵。更令人费解的是，刘禅数次以圣旨召回北伐大军，如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因李严谎报粮草告急被迫撤军，彼时蜀军正处于有利战局，诸葛亮本可援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坚持战机，却因顾忌君权与自身名节而放弃，暴露其执念之下缺乏灵活变通的战略智慧。姜维的战略选择更显偏执，铁笼山之役中，羌兵的不可靠已让蜀汉军队吃尽苦头，但他仍固执依赖外援，忽视内部兵力的培育与整合；作为全军统帅，他竟弃核心军事职责于不顾，转而投身屯田，导致成都被围时无将可依、无策可解，防线瞬间崩溃。此外，蜀汉本应固守地利、以逸待劳，却舍长取短，屡屡主动出击，让曹魏得以凭借雄厚国力疲敌耗敌，坐收渔利。 内部矛盾的漠视与治理的失位，成为压垮蜀汉的最后一根稻草。诸葛亮明知杨仪与魏延水火不容，两人一文一武，本可成为北伐中坚，却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化解矛盾，反而放任隔阂加深。诸葛亮病逝后，杨仪与魏延的权力之争彻底爆发，最终魏延死于内部倾轧，蜀汉痛失一员猛将——这位力主北伐、素有勇谋的大将，本可在姜维时代继续发挥作用，却落得“死在自己人手上”的结局，实属自断臂膀。与此同时，蜀汉后期政治腐败，宦官黄皓专权乱政，姜维虽知晓其危害，却因种种顾忌选择忍耐，未能挺身而出清君侧、正朝纲，导致朝局混乱、人心涣散。而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诸葛亮南征孟获时虽一时平定，却未建立长期有效的联动与治理机制，仅以“攻心为上”维持表面臣服，以致蜀汉危急时刻，南方部落袖手旁观，毫无外援之力，蜀汉陷入孤立无援之境。 最令人唏嘘的是蜀汉灭亡时的荒诞场景：邓艾率领两千残卒翻摩天岭奇袭成都，一路历经艰险，到达成都时兵力已折损大半，而蜀汉城中尚有几万兵马，粮草也可支撑许久。然而，长期的北伐已让军民斗志消磨殆尽，朝堂上下人心惶惶，最终刘禅选择不战而降，让“兴复汉室”的口号沦为空谈。 纵观蜀汉兴亡史，34年北伐之路，并非正义之战的坚守，而是个人执念凌驾于国家命运之上的悲剧。诸葛亮、姜维皆以“兴复汉室”为幌子，却缺乏务实的治国理政之道——不察国力虚实，不深思战略利弊，不化解内部矛盾，不做实固本之策。最终，北伐不仅未能撼动曹魏根基，反而耗空了蜀汉国力，让原本就脆弱的政权在内外交困中走向覆灭。蜀汉之亡，亡于执念，亡于盲动，更亡于脱离实际的决策失误，其教训至今仍发人深省。 （本文作者系湖南宁乡市玉潭高级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