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那些在清贫里发芽的星星，曾是童年最奢侈的糖纸，多年后才读懂，穷困的褶皱里藏着最丰盈的月光。 瓦罐煨着稀粥，补丁缀满衣裳，可风掠过山坡松林的声响，至今仍在记忆里叮咚作响，原来贫穷的土壤，也能长出永不褪色的童话。时光筛落金银，独留下褪色的粗布衣裳、结霜的屋檐与母亲眼角的笑纹，原来贫瘠岁月里，藏着最富有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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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至1961年期间，我国发生的全国性严重经济困难。这段时期因连续自然灾害叠加“大跃进”运动等政策失误，导致粮食生产受挫，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最严峻的社会经济危机。史称“三年困难时期”。

我出在三年困难时期中最困难的1960年农历九月。9月虽然是金黄的粮食收获季节，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吃食堂”制，全生产队近200人在一口锅里吃饭，家家户户不准私自开伙，那怕在家里熬一碗粥条件都不具备。生产队刚收的新粮，要交够公粮、留足储备粮，剩下的粮食要精打细算，吃到第二年夏粮收回来时。队长的口头禅“你们是想有粮一顿怂，无粮敲匾桶（装粮的家具）”食堂仍然是一日两餐，以搭配了季节蔬菜，如洋芋、红苕、南瓜、红（白）萝卜……的稀饭为主。听我母亲说，她怀上我以前，到生下我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几乎顿顿都是喝红萝卜稀饭，以至于后来看见红萝卜稀饭就反胃。我出生后全靠母乳，一人的饭都吃不饱，还要喂养我，给我断奶时，生产队的食堂也停办了。

我在母体中和出生后那段时间，先天性的营养不良。我们三兄弟中，两个弟弟比我晚出生6年、9年，那时生活条件也不太好，可已经大有好转。我身高1.7米，比两个弟弟矮了10公分。

听我母亲说过这样一件事，我一直没忘。1961深秋的一天傍晚，我家邻居肖婆婆（是个五保户），在她家火垄坑用个洋瓷缸子煮了一把苦麻菜，见我妈饿得不行，给她挑了一筷子野菜，在夜色下她吃了一口，可怎么也嚼不烂，吐出来在油灯下才发现是一只大猪儿虫，当时恶心的就呕吐不止，把吃下的一口野菜吐干净，最后吐出的全是黄水。原来肖婆婆眼神不好，在野地里把了几窝苦麻菜，担心别人发现了没交给食堂，会被生产队队长批评，择菜、洗菜时，心里紧张，慌慌忙忙没看见菜上的虫，恰好又被我母亲吃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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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太穷了，感觉啥都稀缺，最缺不过还是“粮食”。我在长身体时，时时感觉人处于一种饥饿状态，走到哪总想找口吃的东西。小时候把我饿很了，直到现在，啥都能吃、吃啥都香、啥都能吃饱，特别爱吃肉。

我家兄弟姐妹七人，我排老四，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在生产队挣工分。母亲负责家务和经管子女。年终生产队决算，我家工分少，年年都是“缺粮户”，母亲能干又会精打细算，可年年农历二三月青黄不接时，仍出现断炊的情况。

那些年自留地里春天栽洋芋、夏末季节押红苕，收获的洋芋搭饭做菜、红苕挖回来后，煮稀饭做蒸饭米用得少，不够的部分红苕填补。锅里很少有剩饭的时候。为了多吃一点饭，我自小养成了吃饭速度过快的坏毛病。我第一碗搯多半碗，第二碗把饭按实，冒冒地搯上一碗，三个姐姐第一碗搯得多，吃得又慢，结果搯第二碗时，锅里没有饭了或只剩下洋芋、红苕了。

为了解决缺少食物的问题，父亲联系了工农饭店，每天给饭店做一座（计量单位，八斤黄豆）豆腐，报酬豆渣归我家。那时没有打浆机，磨豆子全靠手推石磨，推磨的任务就落在了从生产队下工回家的父亲身上。磨一座豆腐的黄豆要用一个多小时，父亲推磨时，我与三个姐姐给搭手。有时父亲有事顾不上，就由我和三个姐姐来完成。大姐推50转、二姐推50转，然后三姐推、我接着推，再来下一轮，直至推完。母亲负责烧水冲浆、过浆、烧浆、点浆水、压豆腐。父亲第二天早早起床，把豆腐给饭店送去，回来后要从小河沟挑一缸水，再到生产队上工。做一座豆腐落下一大盆豆渣，一半早饭做米饭搭饭，有时炒豆渣，放点调料做下饭的菜，另一半喂猪做猪饲料。豆渣不管怎么吃，口感都不好，这么多年了，再也不想吃豆渣了。

有一年春天里，在青黄不接时，家里啥都吃完了断了顿，头天下午都没吃饭，到了第二天中午还是揭不开锅，我们饿得坐在厨房板凳上等母亲做饭。母亲端着盆到邻居家借粮，跑了一圈，好话说尽没借着，看我们饿得话都不想说，她也眼泪汪汪实在没办法。到了下午两点多了，她从木箱里翻出一块银元，那还是她出嫁时我外爷给她的，让我拿到银行去换钱。银行的柜台高，我只比柜台高出头顶。叫了几声阿姨，柜台里的一名女工作人员站起来问我干啥。我把银元递给她说我换钱。她接过银元用拇指与食指指尖夹住，吹一口气，放到耳朵上听响声，然后又在地板上摔了两下，判断银元的真假，在确认了是真银元后，递给了5元钱。母亲有了这5元钱，又找出积攒下的10斤粮票，到县粮站买回了10斤米，给我们做了一锅大米蒸饭吃了。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一点都不假，吃了饭身上有了劲，该干活的干活去了，我又能在外面到处疯玩。

小溪和椒溪河是我获取食物的地方。门前那条小溪，每到夏秋时节螃蟹特别多，到了下午我们拿上脸盆去抓螃蟹，水中搬开一块石头，下面就有几只螃蟹，一会儿工夫就能捉半盆，端回家去掉螃蟹壳和内藏，将其洗干净，在锅里小火慢烘，使其黄脆。没有油只放点盐和调料面，吃在嘴里脆嘣嘣的，用于晚上充饥。

椒溪河里鱼多，我人小不会撒网，钓鱼没技术，我就端簸簸鱼，有时一簸簸能端十几条一小拤长的鱼。我母亲十分支持我，给我找端鱼的竹簸簸、缝制蒙簸的白布、炒制羊油麦麸子。我在河水中找河潭下端一两尺深的地方，安放好竹簸，静等鱼儿贪吃粘在布口上羊油麦麸子而钻入竹簸内。见鱼上得差不多了，我就慢慢轻轻走过去，端起竹簸、倒尽水、取出鱼，继续安放竹簸簸。在等待鱼进竹簸簸时，我用带去的剪刀把鱼剖好洗净，晾晒在石头上。拿回家有干鱼有鲜鱼。到了汛期，椒溪河涨洪水，拿个撮箕站在岸边的回水湾处捞浑水鱼。鱼被泥沙水呛了，用撮箕在河水里往上捞，提起撮箕鱼在里面蹦跶不停，有一次我还捞起一只鳖来。那时家里子女多，父母也从不担心我们会被洪水卷走了。

我家亲戚多，过年互相拜年，要送几包副食，如点心、麻饼、茶果等。收到这些礼品，父母要给我们叮嘱，这些东西都不准谁动，后面要一家一家回礼。我家穷，无钱买这些礼品，收舅舅家给姨姨家送去，收姨姨家给姑姑家送去……那些副食礼品都是用纸包起来用纸绳捆扎，饿得很了，我就不顾父母的叮嘱，今天偷吃一点、明天偷吃一点，到了去给亲戚回礼时，被我偷吃的那一包就无法用了，母亲气得把我们叫来叮对，是谁偷吃了的？为此我挨过打挨过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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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有没有吃得看脸上，有没有穿的上看身上”。温饱问题是人生存的基本问题。缺吃的家庭必然缺穿。

我上面是三个姐姐，她们穿小了的衣服我作为一个男娃没法穿，况且她们的衣服不穿烂下不了身。衣服少无啥可换洗，丁在身上穿，那种棉布衣服要不了多长时间就穿烂了。特别像我这种男娃，特别匪，上山下河、爬树掏鸟窝、翻石坎偷果子……衣服的倒拐子、裤子的膝盖、屁股和布鞋的脚指头部位烂得最快，破了烂了要母亲给补、补了又烂、补丁上面摞补丁。

现在拍摄的反映战争题材或困难时期的影视剧，准备服装的工作人员可能都是比较年轻的80后、90后，毫无生活经验，衣服、裤子上打补丁，位置选得不对，不清楚补丁应打什么位置。伟人有张在延安窑洞前给抗大学生做报告的照片，膝盖部位打着矩形的长补丁，真实地反映出那时生活的艰苦。

我上二年级那一年的夏天，母亲给我做的一双布鞋，鞋面是黑色灯草绒布料，刚上脚上就略有点小，只有这样一双鞋，那时时兴玩“跳方”游戏，在地方画出一列五个方格，顶部双方格，脚下放一瓦片，连踢带跳，时间不长，鞋前面先是大脚趾头露出来了，接着又露出另几个脚趾头，鞋又小将就几天就穿不成了。家里穷无钱去给我买鞋，母亲给我做一双布鞋吧，从剪鞋样、糊鞋底、纳鞋底、做鞋帮、上鞋帮，要很长时间。仅糊鞋底就不容易，是用魔芋浆糊一层一层的把旧衣服布累积起来的，要晾晒干才能一针一针纳鞋底。纳一双鞋底就要千针万线。我没鞋穿就打光脚板去上学。下雨天还好说，晴天太阳把路面晒得滚烫，中午放学回家，这近一里多的土石路面，石子割脚不说，把脚底烫得无法下地。我哭着不去上学了，父亲不知在哪借了一点钱给我买了双轮胎底布鞋。我吸取了教训，这双鞋爱惜得很，下雨不穿、玩“跳方”游戏不穿。

家里人多，进入秋天淋雨季，母亲就开始给家人缝棉衣，头年冬天穿过的，全部拆洗，有的加长放大添棉花，有的要做新的，全靠手工缝制，必须保证冬季天冷人人有一件棉袄能穿上身。我记事起好像没穿过棉裤，天冷了里面加一条破烂旧单裤。没有穿过棉鞋，更别说穿袜子了，冷得很时，脚上抱过棕片，年年脚上长冻疮。晚上用热水泡脚，睡到半夜冻疮处奇痒难忍，听说山坡上生长那种形似馒头状的“灰包”能治冻疮，捡拾回家，从中剖开按在冻疮上用布包裹，别说还真有效。

我上初一时，生产大队（村）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我大姐是宣传队的骨干。宣传队请袁家庄小学教师张成杰当导演，我常去看他们排节目，张老师有件米色旧夹克衣服太小了，他已穿不成了就送给了我，我穿上有点大，把袖子挽起来也勉强能穿。我稀罕得很，当礼服一样，一直穿到初中毕业，毕业证上的照片就穿的是那件衣服。

衣服少、无法常换常洗，加之又无洗澡条件，身上长虱子，特别到了冬天，穿着空心棉袄，衣服缝里虱子下的蛋白花花，向一条白线一样。每当上山砍柴，身上出汗，虱子出来活动，咬的人浑身发痒，难受极了，我们一群小伙伴，坐在太阳下背风处，脱下棉袄捉虱子掐虮子（虱子蛋）。换洗的衣服水洗前先用开水烫一会，以期将虱子和虮子都烫死。那时好像农村小孩身上都长虱子，头发里也有这让人讨厌的寄生虫。

现在衣柜里挂满了四季换洗的衣服，衣服多了，还别说把哪件衣服穿烂，稍褪点色就穿不出来了。我有童年缺衣穿的经历，把旧衣服扔了吧，又实在不忍心。前年我听说四川凉山那儿还是很穷，冬天还有人穿凉拖鞋。我经一位朋友联系，接受捐赠衣服。我买了三个大蛇皮口袋，把洗干净的旧衣服给凉山那位朋友邮寄去，捐赠给了需要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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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在土改时被定为地主，一大院房子多半分给贫农，留下了三间正房、三间偏厦房。我父亲他们三兄弟，每人一间正房一间偏厦房。正房做睡房，偏厦房做厨房。房间不大，睡房安了两张大床，两张桌子和一个衣柜，剩下的空间就不多了。厨房里打了一个三口锅的土灶、墙角处一个火坑、摆放了一副带磨槽的手推石磨、支了一个案板、放了一个吃饭的圆桌，已显得挤挤挨挨。

随着家里人口不断增多，我母亲、妹妹、三弟睡一张床，父亲、我与二弟三人睡一张床，三个姐姐无地方睡觉了。睡房上面是木板楼，就在楼上支了两张床，三个姐姐上楼睡。只是晚上解手要从睡房那架木梯子上爬上爬下，另外楼上那几间相连正房之间无土墙壁，是用竹篾巴子隔开的。原来正房堂屋土改时分给了老家是宝鸡的钱姓人家，关中人习惯睡炕，一到冬天他家要烧炕，烟雾窜入楼上，熏得我三个姐姐无法入睡；夏天楼上不通风，离房顶太近，热得她们也无法入睡，时常哭哭啼啼向父母诉说。

我小学上四年级时，父母下决心要修房。生产队干部见我家住房实在困难，发善心同意批给建房地基，刚下好基础，有人向公社反映，说我家占用的是水田，驻队干部打招呼，房地基虽然是生产队、生产大队和袁家庄公社都批准了的，鉴于有人上告，无懒先停下工过段时间再说。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建房谈何容易？好在前几年我们生产队转为蔬菜队，吃粮由国家粮站按月按人头，每月25斤粗粮供应，吃饭有了保障。修土坯瓦房，首先要准备烧小青瓦，我家请来了几位山东人搬黄泥、做瓦坯，两万多页小青瓦做了近两个月，还没放入窑里烧，县民政局收容站以做瓦烧窑的师傅是自留人口为由，关入县收容站遣送回山东省原籍。烧一窖小青瓦，要不停火的烧三天三夜，要用山大一码柴火。砍柴火的重任就落在了父亲的肩上，一早一晚都要上山收柴，遇到星期天，我三个姐姐和我都跟着父亲去砍柴。柴收得差不多，山东做瓦的几个师傅又返回来了，装窑时找了十几个亲朋好友给帮忙，还要有酒有肉招待师傅与帮忙的亲朋。

小青瓦烧好了，接着要买檩条、椽板、过墙板等木料，大多都是在乡下买旧木料，一是省钱二是无需去批木材指标。这一准备就是三年，1976年春天正式动工，三间房打土墙，先请了一位打墙师傅把我父亲指导了一下，我父亲本是一介书生，生活逼的他啥农活都学会干了，这次又学会了打土墙掌板这种有一定技术的活。父亲有做宴席的手艺，周边几个生产队谁家有红白喜事都要请我父亲去主厨，都是不收酬金给帮忙。我家修房打墙担黄土等活，他们又来给我家帮忙还活，省下了修房的人工工资。经过两三个月的辛劳，三间大瓦房终于建成，三个姐姐夜晚不用在那小阁楼上就寝了。

这几间房完全是父母在经济条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建成的。2004年，我与三弟准备把当年土墙房拆除建成楼房，给父亲说了这事，他心里有些舍不得，这是他一生除了养育7个子女外的重要成果。拆房前，他让我大姐夫找了相机，爬到旁边山坡上照了几张照片。拆房那天，他也在帮忙搭手，看得出来他心里一直很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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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生产队干活，挣得工分年底决算，一个工只值几毛钱，抵扣分粮款，往往还要倒给生产队找钱。可一大家人要生活，必须有一点零用钱，买个针头麻线、油（煤油）盐酱醋、牙膏洗衣粉之类的东西吧。我家院坝也有一棵大樱桃树，成熟后的樱桃个大汁多，到了5月成熟季节，父亲利用休息时间摘一些，装在大洋瓷盆里，旁边放一个杯子，装满一杯一角钱，就摆在我家门口。学校放学的学生、下班的单位职工，前来购买，家里可换的几元零用钱。自留地里多栽些葱，长成了挖出来偷偷地卖给工农兵饭店，也可换得一点零用钱。

上小学前，我就深切体会到钱对家庭的重要性。5分钱一斤的醋、1角钱一斤的酱油、2角钱一斤的盐，这些日常必需的调味品，让每一分钱都显得弥足珍贵。在县药材公司收购处，我认识了前胡和柴胡两种中药材。前胡根有小拇指粗，晒干后5分钱一斤；柴胡根细如香签，可晒干的柴胡能卖到4角8分钱一斤，就连柴胡杆也能卖8分钱一斤。

偶然发现我家旁边山坡上生长着这两种药材，我兴奋不已，背起小花篮背篓，拿着锄头就去采挖，第一次收获颇丰。回家后，我将前胡和柴胡从根部向上两寸处截断，去掉茎杆，洗净泥沙晾干，前胡杆直接丢弃，柴胡杆晾干后一并送到药材公司，竟卖了8角9分钱。这笔“收入”全交给母亲后，也激发出了我采药的热情，我几乎把那座山上的前胡、柴胡都采挖殆尽。自那以后，每年入秋，上山采药成了我的“固定项目”，只是随着时间推移，能采到的药材越来越少。

在袁家庄小学（现城关小学）读四五年级时，学校南侧正在修建佛坪县国营旅社。工地上堆放着从外地运来的青砖，放学后，我就去工地码砖。码砖是个技术活，需要把地面弄平整，一层铺20块砖，每5块一个方向，成正方形，共码12层，顶部再码10块，一摞砖总计250块，摞好后比我个头还高。码上层砖时，我得踩着垫脚的砖块才行。稍不注意，砖摞就会倒塌，只能从头再来。每天从放学码到天黑，虽然饥肠辘辘、疲惫不堪，但能挣到2角钱，回家还能吃到母亲特意留的饭菜，这些辛苦也就值了。此后，我每天放学都会去工地问老杨有没有砖可码。挣来的钱全交给母亲，我偶尔会留下一角钱，去买最爱的小人书。

中小学时期，每逢暑假，我就和小伙伴们到工地找活干，背沙、砸石子、搬运石头，这些都是按量计酬。建筑工地大多靠近椒溪河，沙石取自河道。将一立方米河沙背到工地，堆成四棱台形状，经管理人员丈量确认后，能挣4元钱。砸石子则要先把拳头大的石头从河道背到工地，按要求砸成特定规格，装满工地特制的正方体木框，大粒石子一方8元，小粒的12元。经常干这些活，要打领条去领钱，我在上小学四年级时，就对大写的一至十这几个汉字记得很清楚，领钱时要用私章，还花过两角钱在县五金联社刻过一枚。

记得县邮电局建房时，我们去搬石头。工地与椒溪河岸仅隔着一条公路，那天临近中午，我们三人用“抬秤”搬运一块套着铁丝圈的石头，从河滩往公路上走。当时没有河堤，也没有现成的路，只能沿着被河水冲刷得松软的岸边往上走。由于我们个头矮，石头被土坎垫了一下，从铁丝圈中滑落滚下，走在后面的我躲闪不及，小腿被划出一道两寸长的口子，鲜血直流。好在附近有生产大队合作医疗站，同伴赶忙送我去包扎。受伤后无法再搬石头，伙伴们也放弃了这活，那堆没搬完的石头只好送给了工地，而腿上的疤痕至今仍清晰可见。

那时单位上建房大多是土砖木平房。房角、墙壁交叉处砌砖柱，墙壁用水糊基垒砌。修房用水糊基的量很大，送到工地，一角钱一匹。暑假在我家准备建房的空地上平出一块地来，旁边挖一个两尺深、约三个平方米的坑，从官山坡跟脚挖黄泥用撮箕挑五六十米远，倒入土坑，土倒满再去小溪中挑水把坑里的黄泥泡发一晚上，第二天把泥和成浆糊状，平地上撒上一层草木灰，糊基匣匣（木板制，约两寸厚、一尺二长、六寸宽，矩形无底无盖方框）摆放在那，取一坨和好的稀泥放入按压实，手上醮水表皮摸成凹型，提起糊基匣匣，晾晒半干，立起来再晾晒。我们住街后，不通车全凭背和挑送往工地，甚是辛苦。

我家门前的凉桥巷旁，是庙垭沟小溪冲刷出的深沟，沟北面分布着县文化馆、文工团和县印刷厂，这些单位的垃圾都倾倒在沟里。袁家庄小学大门对面是县土产公司收购门市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这里收购牙膏皮，2分钱一个。那时的牙膏皮是锡制的。有一次，我在文工团的垃圾堆里捡到4个牙膏皮，卖了8分钱，并用这笔钱在新华书店买了本《草原英雄小姐妹》连环画。当晚兴奋得辗转难眠。自那以后，这几处垃圾堆成了我的“寻宝地”，上学放学路过时，我都会双眼仔细搜寻，不愿错过任何一个牙膏皮。

6

那时家境贫寒，父母从未给我们买过任何玩具。上世纪90年代初，我听过一位教育专家的报告，他提到如今孩子的玩具过于繁多，反而不利于培养发散思维和想象力。比如买一把玩具枪，孩子往往就只是当作枪来玩；而在困难时期，给孩子一截木棍，他可以把木棍端在手上当作枪，夹在双腿间当作马，举起来又能想象成一把刀……不过，这也只是专家的一家之言。但，可以肯定，贫穷无法限制人想象力的。

我小时候，最爱看《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这些战争题材的故事片（那时也没有更多影片可看）。男孩子大多喜欢玩具枪，可没钱买，我便自己动手制作。

我曾用木竹做过“响炮”。砍一根巴山木竹，截长短约5寸长一节和一根硬木棍，在木棍一端安上小竹节。接着，把纸放在嘴里嚼碎，取一小块塞进竹筒，用木棍将其推到竹筒另一头，再塞一小块，然后用力向前推木棍。随着空气被快速挤压，“呯”的一声响，前端的纸团就会射出去。现在回想起来，用嘴嚼写过字的纸既不卫生，射出去的纸团还有伤人的风险。

我还做过“水枪”。选取刀把粗细、七八寸长的竹筒，一端保留竹节，在中间钻一个火柴棍粗细的小孔。再找一根竹筷，在顶端缠布，使其粗细与竹筒内径一致，做成类似医用注射器的样子。将有竹节的一端浸入水中，拉动竹筷吸水，再向前推，就能把水射出数米远。那时，我们常分成两拨人，用水枪对射，玩得不亦乐乎。后来，邻居家的兽医送给我一个金属外壳、玻璃内胆的废旧注射器，用它来玩水枪，更是畅快淋漓。

最让我着迷的是自制的“火柴枪”。火柴枪玩起来需要两根火柴，发射时不仅有响声、会冒烟，还能射出“弹头”，十分逼真。制作火柴枪要用到四节自行车链条，当时全县就属县邮电局送报纸的邮递员自行车多，还有专人修车。多亏同学陈刚帮忙，他父亲在县邮电局工作，给我找来了四节链条。我用八号铁丝拧成手枪形状，把四节链条一端串在铁丝上，前面留一节，用固定自行车丝的螺蝐嵌入链条孔中固定，后三节用胶布缠紧。再取一根五号铁丝作撞针，插入链条上方的孔，用橡皮筋提供发射动力，还设计了扳机来控制撞针。使用时，将一根火柴头向内穿出链条，把另一根火柴头的火药刮入孔中，组装好后就可以射击了。做好这把火柴枪后，我喜欢得不得了，成天把它带在身上，上学也舍不得放下。有要好的同学想借去玩，我总是担心弄丢，没过一会儿就追着要回来。

记得有一天放学后，父亲让我去山坡上的自留地割苕藤，还要背一背篓回来喂猪。割苕藤休息时，我还拿出来把玩过。可等黄昏回到家，火柴枪却不见了踪影。我把家里和放苕藤的地方翻了个遍，都没找到。那一夜，我辗转难眠，连做梦都在找枪。第二天上学，老师讲课的内容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中午放学，我顾不上吃饭，一路小跑到山坡苕地里寻找。当看到它静静地躺在昨天放背篓的地方时，我悬着的心才落了地，那种失而复得的喜悦，仿佛找回了自己的魂魄。

还有一次，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去新建的电影院看阿尔巴尼亚影片《宁死不屈》。中途换胶片时，电影放映机出了故障，师傅们忙着修理，同学们坐在座位上闲聊。旁边的同学拿走我的火柴枪玩耍，突然“砰”的一声，虽然声音不大，却惊动了后排的语文老师。他径直走过来，把火柴枪没收了。我又气又急，直埋怨同学不该随意放枪。同学答应去向老师检讨，帮我把枪要回来。可过了一周，他虽然交了检讨书，枪却没拿回来。直到有一天，我当值日生给语文老师抱送作文本，发现火柴枪就放在他的办公桌上。我又惊又喜，趁老师不在，悄悄把枪拿走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把它带到学校去了。

7

困难时期，物资极度匮乏，缺吃少穿是常态，就连寻常可见的柴火也成了稀缺之物。按理说，我们家地处秦岭南坡的深山之中，漫山遍野皆是植被，不该为柴火发愁。可那时燃料单一，做饭、煮猪食、做豆腐、烧水，乃至冬天取暖，样样都离不开柴火。

我们生产队的柴山位于庙垭沟的两面山上。山坡和山沟的下半部，被开垦出来种粮；中上部则是砍柴的区域。山上的柴火以青㭎木、小橡子、麦稍子、大叶炮、红顺子、坏橡树等为主。若论哪种柴火好烧耐燃，上述几种木材依次排序，它们也自然成了砍柴的首选。儿时的我，几乎爬遍了这几面山坡的每一处地方，能砍的柴都砍了。再加上生产队和县建筑队开办的有砖瓦场，烧窑所需的柴火数量巨大，山上柴火的生长速度，远远赶不上生活需求的增长速度。

在我上中小学的秋冬时节，下午放学后、周末、节假日，乃至整个寒假，主要任务就是砍柴。我其实还挺乐意去砍柴的，可以约上几个小伙伴一起上山，既能砍柴，又能玩耍。有同伴相伴，自由自在，比起在家里听母亲唠叨，父亲喝斥惬意多了。天黑前，父亲收工回家，看到我砍回的柴火，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情，那一刻，我心里也满是成就感。那时候，我们下午放学早，时间与父亲回家吃饭不同步。每次出门砍柴，我就从苕窖里拿一个口感软糯、甜度十足的兰水苕，或者带上一根白萝卜，背上弯刀就往山上跑。饿了，就用弯刀削去外皮，啃上几口充饥。

到了星期天或是寒假，砍柴的收获就更多了，上午砍一捆，下午砍两捆。每座小山脊上，都有一条溜槽。那是因为砍柴的人太多，山坡又陡峭，大家顺着山脊往下拖拉柴火，不仅带走了泥土和小石块，再经过雨水常年冲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深壕。砍好的柴，用葛藤捆扎结实，顺着溜槽拖下山，然后再用肩膀扛回家。看着院坝边的柴垛一天天堆高，心里想着，这些积攒下来的柴火，足够春夏季使用了。当然，仅靠我一个人砍柴，远远不够家用。父亲有时会带着我和三个姐姐，集中两天时间，一起去砍柴。到了腊月的最后两天，父母会允许我把砍来的柴卖给砖窑，换得一两元钱，这钱归我自由支配，我通常会去买上一两包鞭炮，留着过年时玩耍。

后来，生产队的柴山几乎被砍光了，即便爬到山顶，也只能找到刀把粗的杂木。无奈之下，我们把目光投向了椒溪河对面韩盘沟更深处的山坡。那里虽然能砍到小碗粗的木棒，可路途遥远，一天下来，也只能扛回一两根。而且，那不是我们生产队的柴山，一不小心，辛苦砍的柴就会被别人没收。父母不得不四处找人，把柴要回来。为了砍柴，韩盘沟的几面山，以及更远处的堰沟湾、梨房沟的山山峁峁，都留下了我攀爬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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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记忆如同褪色的老照片，即便过去了五十载春秋，那些浸透在贫穷里的点滴，依然在心底清晰如昨。

小时候，家境贫寒，生活的每一处细节都写满了拮据。无论是生活所需，还是学习用品，都来之不易。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渐渐养成了珍惜物品的习惯，这一习惯，也成为了伴随我一生的财富。

记得上小学时，每年的学费不过一元钱，可就是这样一笔在如今看来微不足道，在当时却让家里犯了难。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学，家里实在拿不出这笔钱。一周过去，班主任发现班上还有几人未报名注册，便开始反复催促。多次催促后，仍有三人没交，我便是其中之一。想来是校长给班主任下了任务，那天，班主任神色严肃地对我们说：“明天再不缴费报名，就别来上学了。”我满心忐忑地回家告诉母亲，可家里实在拿不出钱，只能无奈地继续等待。

第二天，我依旧没钱报名。面对班主任，我谎称家长借钱去了，保证明天一定交。可班主任没有丝毫通融，严厉地将我赶出教室，让我站到院子里。那时，天空正飘着细雨，不一会儿，我的衣服就被雨水浸透，寒意顺着脊梁往上爬。直到第二节课，班主任许是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有些过分，才让我站到教室后面。回到家，我把事情告诉母亲，她心疼得直掉眼泪。可即便再难，母亲还是四处奔波，不知向谁借到了一元钱，下午就赶忙带我去报了名。那位班主任，也因此成了我求学生涯中印象最为深刻的严厉老师。

在学习用品上，我更是精打细算。买不起作业本，就拿8分钱去县百货公司买一张白油光纸。回家后，父亲会用小刀将纸裁成32页书本大小。没有订书机，就用纸夹子固定，再用锥子在顶部钻出四个小眼，用包装物品的细纸绳仔细装订。看着父亲操作几次，我也学会了这门“手艺”。每次作业本写完，都要先交给父亲检查，确认没有浪费后，又才能得到8分钱买纸，自己动手装订新本子。为了把字写得工整，我还会找一张厚纸，用直尺画上通格，当作书写时的衬垫。用完的作业本，背面也绝不浪费，当作草稿纸继续使用。

文具对我来说更是奢侈，连最普通的塑料三角板都没有。上三年级学习几何知识，需要用到三角板、半圆仪、圆规，我只能厚着脸皮向同学借用。直到有一天放学，我在街上捡到一个黄色的30度、刻度12厘米的塑料三角板。这小小的三角板，从此便成了我最珍视的“宝贝”，陪伴我度过了小学、初中和中师的求学时光。即便后来我成为了一名教师，它依然安静地躺在我的案头，见证着那些艰苦却又充满希望的岁月。

那时的课本只有语文和算术两种，拿到新课本的我如获至宝。我学着姐姐们的样子，找来厚牛皮包装纸仔细包书皮。父亲写得一手漂亮的字，我便央求他在封皮上工整地写下“语文”“算术”，再写上我的名字。在使用课本时，我格外小心，从不乱写乱画，哪怕有一点折痕，也要轻轻抚平。一学期结束，课本依旧崭新如初。

结语：如今，岁月的车轮已驶过六十五载，曾经的苦难早已化作滋养生命的养分。每当忆起那段贫穷艰难的童年，泪水总会不自觉地涌出。那些在困境中咬牙坚持的日子，那些与家人相互扶持的温暖，都成为了生命中最珍贵的印记。谨以此文，致敬那个在岁月长河中奋力前行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