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风问题的讨论，最终目的是促进文风的多样化和个性化，而不是让文风变成一种模式，变得众口一词、人云亦云。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报纸上一窝蜂地讨论文风问题，却很少看到真正具有风格的文章。对于作家而言，文风就是个人的精神徽章，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个性和创造性。

　　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界追求风格的时代。今天有风格的文章越来越少，我们读到大量风格雷同的类型小说、克隆的诗歌、毫无个性的评论文章。这种结果的出现，既有精神平庸懒惰的内因，也有物质和社会挤压的外因，还有那些删改癖的编辑的原因。

　　文学界讨论文风问题，不要与政府讨论文风问题的思路混为一谈。行政工作的文风，涉及语言信息与实际生活信息对称与否，涉及工作效率和社会诚信，涉及领导干部说话是否言行一致等话语伦理问题。因此，行政工作要提倡短、实、新的文风，反对长、虚、旧的文风。但这种对文风的要求，与文学对文风的要求不大一样。特别是以虚构为特征的文学创作，本来就是没话找话说，而非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与日常生活的实用语言相比，诗歌是一个人的自言自语，小说就是日常生活琐事的没完没了的叙述，文学批评就是对这种文学特性的阐释和支持。文学语言，体现了语言的现实功用之外的另一种功能。如果无话可说，闷葫芦一样，那就没有文学了。

　　不过，文学文风与行政文风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提倡创新，反对人云亦云、陈词滥调。陈词滥调当然也要区别对待。我们陈词滥调，那就是不思进取、不动脑子、不负责任、浪费时间，只有极少数人才有陈词滥调的特权，那就是像我奶奶那种级别的人。我奶奶永远都在“陈词滥调”，每一次走进家门，她都是那几个字：“饿吗？冷吗？别摔跤。”回想起来特别温暖。那不叫陈词滥调，那叫关怀，一种用重复形式表达出来的关怀。

　　创新是文学的生命，这个新，不是新闻意义上的新，而是文学形式创造意义上的新。拿鲁迅为例吧，今天很多人都说，他没什么，连一个长篇小说都没有。但这丝毫也不能损害鲁迅在20世纪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原因就在于，鲁迅是一位创造性的作家。他的二十几个短篇小说，没有一个是重复的，每一个都创造了一种新的白话汉语小说的叙事模式。他既不重复别人，更不重复自己。鲁迅身上体现出来的文风创新意识，至今具有典型意义。

　　除了文学创作之外，还有一种称之为“批评”的文体。与文学创作相比，批评这种文体与行政文体的共同之处更多一些。也就是说，它除了创新之外，也同样要求明晰准确，要求言之有物，更要求说真话而不撒谎。在这一点上，鲁迅又是一个范例。他的批评风格，对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非常大。有人说，鲁迅的文风里有一种不好的东西，就是武断、粗暴，不如胡适的文章那样温和、理性。这种说法今天很有市场。但如果鲁迅像胡适的话，那就没有鲁迅。他们俩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并蒂花，不要今天掐掉这一朵拥抱那一朵，明天又翻转过来。将他们两个人身上的理性批判精神和敏锐感受能力结合在一起，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

　　文风雷同，语言枯燥和隔靴搔痒，是当代精神的一种外显形式。雷同是因为没有自己的语言。枯燥是因为缺少形象思维的能力。隔靴搔痒是有意无意地、更多的是有意地不得要领，既想讨好批评对象，又想维护自己一点可怜的面子。最后有可能写出一篇貌似流畅的、振振有词的废话文章。那些文学判断，那些形容词，用在任何一部作品上都合适。

　　写出有风格的文章，除了具备真正的自由精神之外，还要符合一些基本要求。首先要学会写短句子，这是汉语文章的一个重要特点。今天很多文章都喜欢用长句子，用复句。“五四”时期引进的那种欧化长句，一个主语后面跟着好几个谓语句子，就像一夫多妻制似的，乱七八糟，读得头晕。所以提倡汉化的短句子。其次是我手写我心，语言要直截了当，不要拐弯抹角，那种四面讨好、居心叵测、鬼鬼祟祟的文字，只能产生平庸的文章、助长低俗的文风。再次就是语言的形象化。有些问题，如果用逻辑思维去推论，从先秦说到两汉，古希腊推到古罗马，越说越离题万里。这里正是形象思维大显身手的地方。一个突如其来的形象的出现，既是逻辑终止之时，也是新意义诞生之时。最后，要适当保留一点繁复和晦涩，这既是对文学和意义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尊重，也是个人风格出现的最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