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奖是个什么东西？你首先会想到荣誉，其次是钱。如果这个奖来自政府，你还会想到……是的，政治。
　　面对到手的荣誉和钱，很少有人不会为之动心。可对政治，却需要三思，反复权衡得失，比较利弊。
　　上个礼拜，英国大作家伊恩·麦克尤恩不顾左翼团体反对，坚持前往以色列，接受耶路撒冷奖。他曾认为文学与政治不该混为一谈，到达以色列后，才痛苦地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他最终的选择是，登上领奖台，批评颁奖者。
　　今年2月迎来诞辰八十周年的已故奥地利大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是另一个不领情的获奖者。事实上，他讨厌一切文学奖，认为它们荒谬透顶。他明确宣称，他领奖只为了钱。
　　授奖，或不授奖；领奖，或拒绝领奖，但凡涉及到国家层面，大都是一场政治秀。国家秀的是软实力，作家秀的是硬实力。通常情况下，这种游戏可以各偿所愿，皆大欢喜。当然，也有热脸贴上冷屁股的，两败俱伤者亦不鲜见。
　　“对自由的渴望是机遇，而不是威胁”
　　2月20日晚，在耶路撒冷国际会议中心发表答谢演讲时，麦克尤恩指向明确地说，这里的“空气中悬浮着一种巨大而明显的不公不义”。
　　麦克尤恩的讲话激起了约200位听众中一部分人的不满，后排有人在中途嘘了他。
　　以色列总统、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蒙·佩雷斯也坐在台下，他身边是以色列的文化部长和以色列任命的耶路撒冷市长。政治家们全程保持着沉默。
　　麦克尤恩不顾左翼团体的批评，以及要求他抵制此奖的呼吁，坚持前往耶路撒冷领奖。他说，自从做出接受此奖的决定，“我的日子便不再风平浪静。”
　　该奖的组织者们却松了一口气，这意味着颁奖礼会照常举行，他们无需请出无名女童代领。
　　在答谢演讲中，麦先生向“这座美丽城市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公民”致意，并随即批评了巴以冲突双方的虚无主义：哈马斯所采行的炸弹客和火箭弹的虚无主义，以及以色列剥夺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之权利、并将加沙地带变成监狱，以及在被占领土上掀起“混凝土海啸”的虚无主义。
　　他呼吁以色列停止建设定居点，并不再蚕食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并特别提及三位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AB·耶和舒亚和大卫·格罗斯曼，称赞他们“爱自己的国家，为国家做出了牺牲，也一直对国家前进的方向感到难以释怀”。这三位作家都是反对定居点的，也因此成为国家的“良心和记忆，尤其是希望”，麦先生说，然而近年来，他们感到“时代正在背叛他们的希望”。
　　麦克尤恩表示，问题正如列宁所说：怎么办？以色列要好好利用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们的创造力，而不能退回到(严防死守的)碉堡心态。“创造力可以对抗虚无主义。”麦先生说，“变革的气氛、如今漫延中东的对个人自由的渴望是一个机遇，而不是威胁。”
　　上个月，麦克尤恩曾告诉《卫报》：“我认为，人们应该始终将公民社会与其政府区分开来。是耶路撒冷书展，而非以色列外交部搞的这个奖。我会敦促人们做出这样的区分，这只是文学上的事。”但在到达中东后，麦克尤恩关于“文学是文学、政治是政治”的观点已经改变。“有人告诉我，不论我的文学观点如何，我都无法避开政治。”他在耶路撒冷说，“我必须悲哀地承认，的确如此。”
　　耶路撒冷奖创办于1963年，每两年颁发一次，目前奖金为1万美元，意在表彰其作品涉及人类自由、人与社会和政治之间关系的作家，往届得主包括阿瑟·米勒、苏珊·桑塔格、伯特兰·罗素、奈保尔、库切、博尔赫斯、昆德拉、西蒙娜·波伏瓦、奥克塔维奥·帕斯和巴尔加斯·略萨等人。上届得主村上春树也曾板着脸，在2009年的颁奖典礼上，不指名地批评以色列的强权政策。村上宣称，他将和以卵击墙的卵们站在一起。“如果有一堵高高的大墙，一颗蛋击碎于其上，不管墙错还是蛋错，我都会站在蛋一边。”他说，“因为我们都是蛋，每只脆弱的蛋里，都有独特的心灵。我们都在对抗高墙。高墙就是制度。”
　　“当人想到死亡时，一切都是荒谬的”
　　2月份，德语国家举办了一系列活动，隆重纪念奥地利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诞辰八十周年。在2月9日的纪念日前后，有多项剧演、朗诵、展览等在奥地利和德国举行，数种新书亦已上市。
　　伯恩哈德是战后德语文坛最著名的和最具争议性的作家之一，同胞女作家、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尔弗丽德·耶利内克说：“他是奥地利文学的标尺，而其他人都是‘其他’(Andere)。无人能与他比肩。”德国文学批评界的头面人物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也说过：“最能代表奥地利文学的只有伯恩哈德。”
　　谈到伯恩哈德对文学奖的态度，有一句名言广为人知。1968年，他获得了奥地利国家文学奖，伯恩哈德站上领奖台，说，谢谢，但是，“当人想到死亡时，一切都是荒谬的。”
　　他登上官府的领奖台时，常常不留情面地大加批评，甚至重翻本国不光彩历史的旧账，令在场官员极为尴尬。以至于后来再有奖项颁给他时，主办者一度害怕请他出席典礼，干脆取消仪式，将奖状和奖金支票邮寄给他了事。
　　在1975年宣布不再接受任何文学奖之前，他已在欧洲获得了多个大奖，包括德语文坛的至高荣誉毕希纳奖。
　　关于这些文学奖，他说了很多，也写了很多。相关文章和讲话结集成书，英文版名为《我的奖们》(MyPrizes)，2010年11月由克诺普书局出版。
　　他这样谈论形形色色的文学奖———此处由英文版转译如下：
　　“如果一个人不关心与之相伴而来的钱，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东西比颁奖典礼更不可忍受。我已经在德国发现了这一点。它们丝毫也不能提升一个人的名望，正像我接受第一个奖时就已经认识到的那样，反而会以这种最令人尴尬的风尚，降低其名声。只有想到钱，才能让我忍受这些仪式；这是我在四十岁以前，不断造访那些古老的市政厅和无趣礼堂的唯一动机。在这些市政厅和大礼堂里，我任由它们亵渎我，因为给一个人颁奖，无异于往他脸上撒尿。同样，接受一个奖，也无异于允许别人往自己脸上撒尿，因为人家已经为了这个，给他付过钱了。我一向感到，被人颁奖不是荣誉，而是一种能够想像到的最大的污辱。因为但凡是奖，其发奖者都是那些想亵渎获奖者的无能之辈。而他们完全有权这样做，因为这个获奖者既低贱，又下流，足以接受这个奖。只有在山穷水尽的时候，当一个人的生命和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而且只能在四十岁以前———他才有正当的理由去领奖，拿奖章，有没有钱都没关系。当我领奖时，我是没有这种借口的，我并没有身陷赤贫，我的生命和生存也没有受到威胁；因此领奖的时候，我不仅让自己变得低贱，下流，而且也肮脏透顶，我这么说，一点都没有夸张，就是这样。”
　　1931年2月9日，托马斯·伯恩哈德生于荷兰海尔伦，乃私生子，自小被父亲遗弃，又与生母不睦，被送进工读学校。他青年时又染上肺病，因此日后多写遁世的生活、疾病及其背后死亡的巨大压力。其主人公通常是所谓的“幽灵人”(Geistesmenschen)，生活和事业上的双重失败者，只剩下抨击一切的长篇独白的能力，其中往往含有对奥地利国家及国民的强烈批评，如以当代所谓的“天主教国家社会主义”拟仿德奥合并时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并指责大众愚不可及，甚至攻击奥地利最受尊敬的、也是令他本人大获盛誉的维也纳城堡剧院为“世界上最糟的剧院”。公众和媒体深受刺激，一度对他冠以“把自己的巢搞脏的家伙”(Nestbeschmutzer)，言下之意，他不爱国，就不是什么好鸟儿。
　　1989年2月12日，58生日后的第三天，托马斯·伯恩哈德在奥地利的格蒙登去世。遗嘱中规定，其未发表作品不得在奥地利发表，未上演作品亦不得在奥地利上演。
　　然而，八十诞辰之际的各种纪念表明，奥地利人民依然喜爱着伯恩哈德，尽管其中掺杂着许多复杂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