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小说吗？

读者也许会这样问。

它没有正经小说的样子，没有完整的故事，纯粹是篇采访记录。

那么，正经的小说该是怎样的？

我从来不太在意所写下的是小说，还是什么别的玩意，我把它们统称为文章。

写文章，当然是出于表达的需要。为想表达的内容找到合适的形式，再用舒服的语言表达出来，就是文学。

诗，小说，散文，文学评论，莫不如是。

常听人谈文学，云山雾罩，看上去特高深。

我看了听了头就大。

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是一种能力。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也是一种能力。

谈理论时，我喜欢把问题简单化。创作时，我喜欢把问题复杂化。

就好比一个人，参加不同的活动，要穿不同的衣服。穿燕尾服和三五老友在大排档喝二两，穿短裤趿拖鞋参加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式，显然都不妥当。

所以莫言参加诺奖颁奖要穿燕尾服。当然，也引起了国人的议论，认为该穿唐装。

我认为，还是燕尾服更合适。

人还是那个人，衣服还是那几件衣服，内容没有搭上合适的形式，就会出问题。

其实，我要说的是风格。

我们常听到一些人说，好的小说家，要有自己独到的风格。

对于许多作家来说，追求形成独属自己的风格，在一个领域深耕细作，是行之有效的。这类作家的作品，读者不看作者名，只读二三百字，就能分辨出来作者是谁。比如汪曾祺先生，比如张爱玲女士。

这固然是好的。

但将此作为衡量一个作家是否成熟的标志，则不妥当了。

我不追求形成固定的风格，也不追求刻意不停变换写作风格。我只是想为每次所表达的内容找到最合适它的衣服。天热穿少点，天冷穿多点，在家怎么舒适怎么穿，不至于穿了西装去跑步，穿了短裤去上班。

如果你表达的内容相对统一，你的风格就会相对统一 ；如果你表达的内容相对芜杂，那你的风格就会相对多样。

再打个比方，将写作比作挖井，有人崇尚盯着一个地方往深里挖，我却喜欢在大地上打满无数的井眼，也许有的井打出了水，有的没有打出水。你可以批评这种人没有恒心，而我却认为是勇气。

我们赞赏盯着一眼井深挖者的勇气，也得允许东挖挖西刨刨的异类存在。

对我来说，一种风格，一旦写顺手，就会警惕，不想再写。

我是个反风格化的写作者。可能读者和一些评论者的印象，我就是写打工题材的。

事实上，打工题材只是其中的一眼打得相对较深的井。前不久编了个集子，将我不同风格的小说各选两三篇，居然有十来种面孔，这还只是中短篇小说。

其实，许多我们熟悉的作家，都是反风格化的。

比如，说到余华，大多数人认为余华是个风格鲜明的作家，我们可能忽略了，《鲜血梅花》《现实一种》《细雨与呼喊》《活着》《兄弟》，叙事策略，语言特质，是完全不同的面目。读者接受了《活着》式的极简，于是无法接受《兄弟》式的澎湃。马尔克斯在写出《百年孤独》后，又写下了反自己风格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纯真博物馆》《我脑袋里的怪东西》，除了故事背景都放在伊斯坦布尔外，像三个作家的作品。他们无非是在为要表达的内容找到那件最合适的衣服。

现在读者看到的这篇《在春熙路和斜杠青年李坏闲聊》，也不是说想标新立异，我没这么多想法。只是想写这样一篇文章，想表达的内容很杂，又想在有限的篇幅里说很多的事，于是，找到了这样的形式。大约《青年作家》的编辑也觉得这内容和形式是搭的，于是提供了走秀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