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待旦集》这个书名，我首先想到的是 “枕戈待旦”的战士形象。随即脑海中又浮现出另一幅画面：夜深人静之时，报馆编辑部里却灯火通明，一派繁忙景象。老总、编辑、记者，以及校对、排版、印刷人员，各司其职，紧张有序地忙碌着。在一片繁忙中，身为老总的作者，一边审阅、签发稿件和大样，一边奋笔疾书，为明天出版的报纸撰写社论或专栏文章。当黎明到来，他的文章将随着带有墨香的报纸送到千千万万读者手中。
　　书中没有说明，我无从了解作者以“待旦”作书名的确切缘由，但我相信我的想象不会过分离谱。因为本书作者李成俊年轻时曾经参加过抗日游击队，确曾有过“枕戈待旦”的岁月；后来又与友人一起创办报纸，在半个多世纪的新闻生涯中，他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夜班岗位上度过，可以说是另一种“枕戈待旦”。几十年来，他笔耕不辍，歌颂美好，针砭时弊。他的文章，既有战士的战斗精神，又有记者的责任感和正义感，以及异于常人的敏锐的洞察力。应该说，这两个特点在本书中都有鲜明的体现。
　　本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艺海钩沉”，主要谈论的是文坛掌故、文人轶事；第二部分“历史风云”，回忆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特别是在迎接澳门回归的日子里作者亲历的事件，颇具史料价值；第三部分“书画天地”，介绍了澳门文艺界一些名家的作品及其特点，让我们对澳门文艺界的状况有了大概的了解；第四部分“萍踪掠影”，是作者在国内外采访的部分通讯报道。
　　我最喜欢的是第一部分“艺海钩沉”。这一部分凡59篇，篇幅占全书一半还强，显然是本书的重点所在。
　　文坛掌故、文人轶事，向来为读者所喜欢。当年郑逸梅以写文坛掌故而成“家”，被称为“掌故家”、“报刊补白大王”。他的著述多以清末民初文苑轶闻为内容，广摭博采，蔚为大观，成为了解近现代文艺界情形的宝贵资料。有意思的是，郑逸梅也曾经当过报纸编辑。文坛掌故属旧闻，显然不是以采写新闻为己任的记者的主业。但旧闻虽旧，却可以常写常新、常读常新，在某种程度上它的价值并不亚于新闻。
　　李成俊写作文坛掌故，是否受郑逸梅影响不得而知，但字里行间颇有郑氏风范。他忆人记事，下笔有情。以鲁迅为例。鲁迅先生显然是作者最尊重、最景仰的对象。书中光是标题中出现“鲁迅”名字的文章，就有7篇之多。展读文章，能够感受到作者对鲁迅先生浓浓的崇敬之情。作者满怀深情地回忆鲁迅先生的葬礼，热情歌颂鲁迅不断革命的精神，期待鲁迅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他忆念师友，也总是怀着真挚的感情，有时至于涕下。
　　旧闻的价值在于史料的独特性。或者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知记录下来，以免湮没无闻；或者博览群书，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披沙拣金，撷取那些不为人注意的珍闻趣事，串缀成文，便于后人稽索和参考。“艺海钩沉”记载了大量近现代文坛的掌故，有的是作者亲历，有的是作者亲闻，有的则是作者读书所得。也许是我孤陋寡闻，这些掌故、轶事于我颇觉新鲜。作者写民国“七君子”中的李公朴与闻一多，彼此友谊深厚，但有时也为工作发生争吵。有一次，闻一多为一件事误会李公朴，当众指责他，两人发生争吵。不久，真相大白，闻一多即赴李府负荆请罪，而李公朴也不计前嫌，握手言和。当李公朴遇害后，闻一多挺身而出，主持李的追悼会，并发誓要为李报仇，终于也被敌人暗杀。文章写的是两个人的争吵，反而更加衬托出他们建立在爱国民主事业基础上的友谊的伟大。
　　写文史小品，实际上是一个炒冷饭的活儿。怎样把冷饭炒得有味，炒出新意，让人爱吃，这是一门功夫。李成俊的小品，大多写得别出心裁，摇曳生姿，不落窠臼，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有较强的可读性。每则小品虽短，可大多埋有“包袱”，让读者忍俊不禁。比如作者写茅盾与澳门，中间就插了这样一则趣事：茅盾自小说《子夜》问世后，声名甚隆。在他居留澳门期间，正好有一间教会学校来了一位国文教师，第一堂课就神气十足地问同学说：“你们看过茅盾的《子夜》吗？”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又问：“那你们见过茅盾没有？”回答自然是没有。教师乃大笑着说：“你们有福了，我就是《子夜》的作者茅盾！”底下一片惊叹之声。当然事情终归被拆穿。看到此处，不禁哑然失笑。书中这样的笑料很多，让人读起来轻松愉快。
　　本书也有一些小小的遗憾，我觉得主要有两点：一是所有文章皆不注明写作或发表的时间，文中也没有说明或提示，使读者对文中所述事情发生的时间没有确切的了解，影响了对文章背景的进一步了解。二是某些文章的观点略显陈旧。如《鲁迅的著作和鲁迅的家》中写道：“后来周作人思想腐化堕落，常常依仗着自己的妻子是日本人，动辄在家门口悬挂日本旗，以此威胁鲁迅的爱国活动。鲁迅对他进行过耐心的帮助和教育，都没有效果，终于同他决裂。”周氏二兄弟反目的真正原因，至今没有定论，但是肯定不是作者所说的这样。这样的论述和结论，很难让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