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两本带有腰封的书，其一是《问学余秋雨》，腰封上有这样赫然醒目的话：“古有三千弟子《论语》孔夫子，今有北大学生《问学》余秋雨。”其二是阎连科的《我与父辈》，腰封上的字更吸引眼球：“万人签名联合推荐，2009年最感人的大书，最让世界震撼的中国作家阎连科，椎心泣血的文字，千万读者为之动容，创预售销量奇迹，超越《小团圆》。”读书几十年，书店浏览客，各式各样的书也算是见识了不少，但在腰封上如此“码字”的，就既让人瞠目结舌，也可以说是大言不惭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腰封也称“书腰纸”，是包裹在图书封面中部的一条纸带，对图书起一定的装饰作用，一般多用于精装书籍。与该图书相关的宣传、推介性文字，一般就言简意赅地印在这腰封上。有许多事，最初的本意往往是朴素而诚恳的，但渐渐地就华而不实起来，甚至是物极必反。近年来，一些作者和出版者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图书市场上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图书出版几成“无书不腰”之势，于是在腰封这一寸金之地，极尽能事，哗众取宠。作为文化学者的余秋雨是颇出过一些书的，国人印象深刻的《文化苦旅》显见是其苦心经营的结果，该书刚出道时的版本也是那样的平实而周正。可这一回的《问学余秋雨》，单是一句“古有三千弟子《论语》孔夫子，今有北大学生《问学》余秋雨”，就既显出了此书的刻意招摇，也无可避免地露出了“问学”面目下的骄矜与“坐大”。据说有论者为其辩护，说余秋雨能者多劳，根本无暇顾及此书的出版，腰封上的那一句颇见漏洞的“广告语”是出版者单方面的作为。但依笔者之见，出书上的事，读书人每每是“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因此我也宁愿相信，这至少也是著书人与出版者的一次共谋。当然，笑柄与挞伐也就随之而来。阎连科原本一直以作品内容的厚重和“疼痛感”著称，这本《我与父辈》更是充满了质朴的泥土味，可腰封上的那些如“腰椎间盘突出”一般的字，很令人反感，实在是“风雅”不起来。

　　既然出了书，就希望有人来买，因此适当地做一些广告原本也是天经地义，但既为广告，就自然地有了一个责任与自律的问题，鲁迅先生对此的原则是：“对于读者，是希望看了之后，不至于以为太受欺骗了。”他那个年代估计很少有带封腰的书，看到过他为其译著《苦闷的象征》而登在《京报副刊》上的一则广告：“这其实是一部文艺论，共分四章。现经我以照例拙涩的文章译出。并无删节，也不至于很有误译的地方。印成一本，插图五幅，实价五角。鲁迅告白。”这里毫无渲染，且特别声明书的性质，“其实”二字下得尤妙，犹云：“书中并无‘性苦闷’之类，对某类书有特别兴趣之读者诸君幸勿误会。”要是到了如今的某些书商或出版社手里，这书名的可误导之处甚多，钱门大开，而鲁迅先生作此声明，却并非只为财路着想。而林语堂就不那么幸运了，近来某出版社再次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红牡丹》，其封腰上竟是 “性的冲动，情的需求，演出一幕又一幕的风流艳事”。与书中事实大相径庭，那就是地道的“瞒与骗”了，所以，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对腰封深恶痛绝，有人在网上发起“恨腰封”倡议，得到广泛响应，甚至有人表示，买到新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腰封毫不留情地撕掉扔进垃圾桶”。我也不喜欢腰封，不过，我对腰封并没到“深恶痛绝”的程度。说起来，腰封不是什么大恶，犯不上大家“共讨之”或“共诛之”。从出版者的角度说，腰封也就是一种营销手段，形象一点的说法，就是一块敲门砖，其目的无非是想敲开图书市场的大门而已。这些年来，腰封所以能长盛不衰，愈演愈烈，也说明，它对出版者推广自己的产品还是有效的。事实上，读者通过腰封可以最便捷地了解一本书的内容和特点，从而帮助自己做出选择。在图书品种日益膨胀的今天，读者也希望能有这样一种简便地获得信息的方式。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向着与自己的原意相反的方向发展。

　　董桥先生曾说：“我更相信书籍装帧做得漂亮，文字真会像打开了一扇窗子那么舒畅。”我所知道的杨绛和张承志等作家也对此极为重视，但从不曾听说他们要为腰封上的那几个字而煞费苦心，事实上也很少见到他们的书是有腰封的，一概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淡定与沉稳。每次到书店浏览，总在一些畅销书的身后见到更多深藏不露的书，有些甚至灰尘满目，但翻开来，仍是书香扑鼻。相对于那些腰封上足够“振聋发聩”的书，我倒是常愿与一派温良恭俭让的书为伴，在这些书里，有的照例是附有作者照片的，对其中的几个，对视久了，竟莫名地有相看两不厌的感觉。已故美籍俄国诗人布罗斯基曾说，如果让他选择自己的脸，他会选择奥登的脸。因为英国著名诗人奥登的脸，皱纹纵横交错，但无论是皱纹本身，还是皱纹所暗示的人生经历，都可用“深刻”来形容。它甚至能让你明白，什么才叫做历尽沧桑和大智大慧。也许是时代不同了，自然也就各有侧重，但有些侧重或偏向，如腰封上的那种期求“一鸣惊人”的文字之类，如果太过表里不一，出版社至多是一次生意上的亏损，但就作者而言，则就类似于“一失足成千古恨”，轻狂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