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诗歌写作中的草根现象这样一个言不及义、易于引发歧义的话题区间，任何谈论都要小心翼翼。
　　首先是关于诗人的身份问题。在中国的诗歌传统中，诗历来分为两类，冯梦龙《序山歌》中说，“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风和雅，是诗歌的两个大类；自然写作者也就有两个身份——文人、人民。文人当然也是人民，但由于他们写作的专业性和个人性，就常被看做是一个单独的群体了。文人写作通常体现了写作的专业性与难度，也体现了个人的性格与襟怀，情感与意绪，风格通常是比较典雅或高级的。“人民”更多是指一般底层的或草根的民众，“沉默的大多数”的部分，既然是“沉默”的，自然是无须写作的。但人民有时候也会兴之所至地“写”一点，《诗经》中大部分的作品——至少是《国风》中的大部分，从风格和口吻上看，就是属于民歌的。民歌的作者当然是无名的草根族。冯梦龙说，“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可见民歌的根本在于“真”。
　　民歌被压抑的状态其实是一直存在的，虽然我们口口声声说“贴近群众、贴近现实”，但人民一旦写作，就会感到惊诧，就会受不了。最近，草根诗歌引起了媒体和大众读者的热烈讨论，提出各种看似煞有介事的问题，其实都说明了大家对于人民写作的不习惯。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民歌其实也不存在，《红旗歌谣》是民歌吗？很多情况下是文人假代了人民的口吻去写作，人民最终还是沉默的。
　　余秀华的作品体现了一个底层的书写者的本色，当她写出“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受不了，觉得要改成“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爱你”。意思当然是一样的，但却不是一首诗了。“睡你”是民歌的表达方法，“爱你”是文人的表达方法，而我们却非要把民歌的元素彻底抽掉，这当然是不符合“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
　　其次是草根诗歌的伦理问题。这个问题讨论了10年了，我认为，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公共伦理”或者社会话题，底层写作应该值得我们热烈讨论，因为人民实在是太苦了——现在当然好得多了，十几年前，中国的矿难数字比全世界的总和还要多，类似“富士康的十五跳”那样的事情也才过去五六年，地方政府对这件事情至今有没有调查和交代，谁也不清楚。这种情况下，沉默的大多数还有办法沉默吗？他们等不得了，本来轻易不会写作的，但他们终于写作了，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文学已经算不得一回事了，比起社会公共伦理来，比起人民的生命、生存来，文学算什么？别计较人家写得怎么样，你写得好，能够给人民一个公平吗，能解决生存的问题吗？在那种情况下，作为一个有社会伦理关怀的写作者，就应该让所有的问题退居其次。
　　但是另一方面，写作就是文学问题。我们仍然会寻找那些底层写作中更感人的、写得更好的作品。郑小琼就是这样被发现和被重视的，余秀华和更多的写作者如今之所以被专业的批评家和诗人们关注，也是因为她写得比较好——将他们与一流的诗人相比较是没有必要的，但与一般的诗人比，与我们对于一个不错的写作者的期许比，余秀华等人写得还是不错的。他们的诗歌有质感、有痛感，有一些专业性。另外，从重要性上看，我甚至觉得，余秀华的诗歌比一个专业性更好的诗人的作品要重要得多，因为她更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痕迹”。
　　关于草根诗歌中的美学问题则更复杂。在今天，草根诗歌首先表现出一个共性，即“泛反讽性”——这是我的一个命名。泛反讽，首先是说反讽的广泛存在，这是一种普遍的原则，在今天的社会语境中、文学场中、传播情境中，郑重地抒情或者叙事常常是不合时宜的。一些文人诗歌写得太“紧”，太雅，所以不够有活力，因此很难在现在这样的时代中吸引读者。其次，泛反讽的意思是它“暗自存在”，或隐或显，并不那么明显，不易觉察，但仔细体味会感受到它的存在。余秀华的诗就是如此，我体会到了她作品中固有的悲怆、孤单，固有的坚韧，但是她用的是略带反讽的表达，淡淡地、故意轻松地、略显诙谐地表达。这种表达方式让读者在感受到的时候又觉得适度，可以接受。这是余秀华诗歌写作的一个秘密。
　　此外，网络世界有一套特殊的环境属性，比如隐身、面具、虚拟、狂欢，这样的世界给诗歌带来了一种新的表达风格，一种带有简明化、诙谐性、一次性、力度感的表达，如果不是，就会被淹没。这使得每一个诗歌写作者都不得不考虑语言表达的策略——耸人听闻胜过发人深省，引人入胜胜过居高临下。
　　还有身份的验证、见证的问题。“脑瘫诗人”成为一个媒体化的标签，但我很怀疑这种说法，有这样的脑瘫患者的智力吗？多少健康的人都是“脑残”，而余秀华却完全可以以一个普通和常态的诗人的角度去看她——她的诗歌表现出比较专业的素养。同时，我们也可以用生存的艰辛与痛苦去见证性地理解这些诗，为她也拥有那么好的爱情而感动、而百感交集。我们会因此多一份感动，这就是我所说的“上帝的诗学”，上帝如果读诗，他一定是知人论事的，一定是将诗歌与人一起来考量的，一定会给予更多的公正，更多的体恤，因为他是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