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以诗作与散文为大家所熟知的苏兰朵，凭借《声色》开始了她的长篇小说创作之旅。作品中，苏兰朵以千疮百孔的男女关系作为切入点，揭开了现代都市生活的萎靡一角，展现了当代社会金钱、权力、欲望对自然人性的压抑与扭曲。苏兰朵对转型期的都市生活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困境有她自己的观察，并且带有悲观的色彩，但也正是这一点使《声色》摆脱了对“情”与“色”的简单展览，与通俗小说划开了界限。苏兰朵的批判虽显不足，但仍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上世纪40年代，张爱玲在她的沪港传奇中对都市生活的生动描述：“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苏兰朵选择广播电台作为描写对象是聪明的。一方面，对于普通大众来说，电台主持人是公众人物，某种程度上属于“娱乐圈”，工作的性质决定了他们的生活要比一般人光鲜，出入高档饭店、与富商高官打交道。另一方面，与真正生活在聚光灯下的明星比起来，电台主持人由于隐藏在声波之后，并且直接与听众交流，接触社会面广，颇为“接地气儿”。这样，苏兰朵就搭建了一个很特殊的“舞台”，既能将现代都市最具代表性的一面展现出来，又能由此连接社会的各个方面。小说中的这个“舞台”之上，演绎的是一段段畸形的男女关系：千辛万苦打拼成“大牌”的当家主持人凌风与自家保姆展开了一段婚外情；女主持人常翠珊从名不正言不顺的“小三”转正成为了“官太太”后，与丈夫王忠阳经营的仍是无爱的婚姻；年轻的女主持人妙妙周旋在记者章可凡与“富二代”祝鸣之间，保持着“暧昧”的三角关系；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安娜，在富商的诱惑和纯洁的感情中挣扎。苏兰朵用众多的人物的关系展现了现代社会中男女关系的奇特景观。

　　在古代的传奇话本中，男女因“郎才女貌”而爱；在“五四”时期的小说中，男女因共同追求而爱；在“十七年”的作品中，男女因共同信仰而爱。而在苏兰朵的笔下，“爱”从头到尾都是缺席的。凌风与孙玲是不平等的，经济、社会地位、思想、精神，二人从未站在可以对话的同一高度上。凌风仅仅需要“如水”的孙玲给予他那处于巨大压力下的自尊心以安慰，这种安慰没有任何“惟一”性，换了任何一个女人都能给予他。常翠珊眼中的王忠阳只是她“理想”中的男人，是她过上“理想”生活的保障。而妙妙更是连“爱”是什么都弄不清楚，与章可凡在一起是报答章母对她的知遇之恩，与祝鸣的感情中则充斥着对他肢体残疾的“怜悯”。彼此平等、互相欣赏、精神共通的健康之“爱”，在《声色》中了无痕迹，只留下千疮百孔的男女关系。

　　那么在这些红男绿女的角逐游戏中将“爱”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苏兰朵所揭示的是金钱、权力、欲望。她在复杂的人物关系中形象地写出了“钱”与“权”对人的控制。妙妙放弃了章可凡而选择了“富二代”祝鸣，章可凡的妻子选择了富商和国外优越的生活。即使安娜放弃了富商祝亦清，她也是几经挣扎。金钱、权力、欲望作为始作俑者，推着这些人向前走。他们有彷徨、挣扎、无奈，有对“爱”的不舍，但是为了在某种“规则”下生活得更好，他们不由自主地被利益操控。在“钱”与“权”无形之手操纵下，道德、信仰、原则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人们失去了对彼此起码的信任和对道德的敬畏。在这里，苏兰朵没有仅仅将眼光聚焦在畸形的男女关系上，而是进一步地展现了现代人在利益的驱使之下人性异化的事实。凌风选择与孙玲婚外情，又害怕别人知道这层关系。他害怕的原因，并非是道德的谴责，而是因为他内心认为为了一个保姆放弃家庭是“不值得”的。一个活生生的人，某种程度上在凌风眼中已经成为了“物品”并具有了可被衡量的“价值”。常翠珊用“孩子”完成了她从“第三者”到“妻子”的地位转换。从“初衷”的角度讲，常翠珊已经自动忽略了“孩子”所带有的生命、爱、责任的意义，她更关注的是“孩子”的另一个标签——“王家的第四代单传”，因此“孩子”被她附加上了“筹码”的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常翠珊是连母性都丧失了的。

　　经济转型时期，原有的信仰体系被冲毁，新的信仰体系尚未建立，使得人们茫然无依，不知何去何从。人们在“无信仰”的时代，深陷入矛盾之中。一方面无信仰的现代人是缺乏安全感的，惟一可以把握住的仿佛只有自身的利益。而另一方面，人的本性是需要爱的，爱的最大特点是无私。这使人陷入了“无私”与“利己”的矛盾之中。苏兰朵从丰富的社会生活材料中，选取了男女关系这个可以容纳这种矛盾的剖面作为她的切入点，通过对男女关系中起支配作用的利益这一事实的揭示，挖掘出了造成现代社会中人性扭曲、现代人精神缺失的根本原因——对利益的盲目追求。